中医：科学还是玄学？

吴味




(接上贴)

三、“现代中医”不是中医

当我们在批判中医不是科学而是“玄学”的时候，我们当然会很自然地将中医的希望寄托在中医的现代化上，即我们希望使中医转化为“现代中医”，让中医真正具备现代科学的必要条件和性质，成为真正的现代医学。然而，“现代中医”与中医关系究竟怎样？中医转化为“现代中医”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或者说，“现代中医”的发展空间到底有多大？

当我们知道中医之所以不是科学的关键在于其方法论的非科学性（玄学性），那么中医现代化的关键在于方法论的现代化，即在于用现代科学方法论取代中医的“玄学”方法论。然而，当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被现代医学的“逻辑实证方法论”取代以后，“现代中医”还是中医吗？当然，在主要构成学科性质的学科方法论完全改变，即中医的“玄学”方法论被“现代中医”的科学方法论所否定以后，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现代中医”不是中医，但是，不是中医，又何以称“现代中医”？实际上，“现代中医”是现代医学，不称“现代中医”而统称现代医学是完全可以的，我们之所以称“现代中医”为“现代中医”（保留“中医”二字），只是因为“现代中医”是从对中医“玄学”方法论的否定发展而来（中医成了“现代中医”的起点和主要资源），即“现代中医”是以中医作为“资源”的现代医学，它的方法论是科学而不是“玄学”。它与中医构成了逻辑上下文关系，称“现代中医”是对这种上下文关系的“提示”，当这种“提示”在现代医学的发展中变得毫无意义的时候（这种意义多出于对民族文化身份的考虑），“现代中医”的称谓将不再被人提及，即“现代中医”显然是一个临时性概念（尽管这个“临时”在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中可能也很长）。也许，“现代中医”在形式上还保留（也可以完全没有）某些中医的特点，但它实际上与中医不是一回事。例如，当我们用现代科学方法（药物化学）分析清楚了黄连为什么能够治疗某些“热证”（某些细菌感染性疾病），是因为黄连中的抗菌物质——黄连素在起抗菌作用以后，我们从黄连中提取黄连素，并且可以采用化学合成黄连素，做成纯粹的黄连素药丸，用以治疗某些细菌感染。这就是“现代中医”的内容之一。黄连素药丸“抗菌”治疗细菌感染（“现代中医”）的方法论与黄连根汤剂“清火”治疗“热证”（中医）的方法论完全不同，治疗的效果和副作用以及心理感受（“苦”等）也非常不一样。再比如，针灸从现代医学的角度讲确实也能够治疗某些病症，但并不是如我们中医所讲的“一根银针治百病”那样神乎其神。当我们用现代科学方法（不仅是现代医学方法）弄清楚了针灸为什么能够治疗某些疾病的原理以后（现在仍在研究之中），那么对针灸的方法可能会有很大的改造（针灸的部位、深浅、轻重、针的大小、针及部位的组合方式方法等），从而建立新的科学针灸方法，此时的针灸完全是依据新的科学原理而重新创造的不同于传统针灸的“针灸”——“现代针灸”，这样的“现代针灸”同样是“现代中医”的内容之一。但由于“现代针灸”的方法论再也不是中医的经络学说（这是肯定的），而完全是根据现代科学建立起来的学说（它可能是一种“改造”的经络学说，也可能是一种全新的学说。），所以“现代针灸”不是针灸（传统形态的针灸），但“现代针灸”在形式上可能还保留针灸的某些特征（比如可能仍然用针等），但也可能完全没有了针灸的特点（甚至连针也不用）。以至于“现代中医”完全没有必要考虑是否保留中医的特点（是否像中医），甚至越是像中医可能越不是“现代中医”。

从现代科学意义上讲，能够转化为“现代中医”的只是中医理论体系中那些包含科学性的局部，而这些局部总的来说是有限的，因为，在一种主要由非科学的“玄学”方法论构建起来的中医理论系统中，我们不能指望它包含“无限”的科学性。就中医的基础理论而言，经络、病因、诊法、辩证、治则、疗法等与现代医学相差甚远（尽管肯定包含某些局部的科学性），尤其是经络的“玄学”成分更大，以至于它成为中医迷信的主要根源之一；而藏象、中药、方剂可能包含的局部科学性要多一些。但总的来说，中医的现代化不仅有限，而且很难，因为中医现代化不仅要解决科学方法论问题，还要解决“玄学”文化的思想禁锢问题（尤其在我们这个“玄学”根深蒂固的国度）。并且这种中医的现代化无可避免地只能成为现代医学的有限补充，至少我们尚未看到中医的现代化导致现代医学发生根本性革命的可能性。

“现代中医”不是中医，以及“现代中医”的有限可能性，不免让国人感到沮丧和失望，但这又无可奈何。实际上中医的危机是自身的危机，而不是现代医学的危机；就象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是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的危机，而不是现代文化的危机一样。在中医的当代社会实践中，我们虽然也看到了中医现代化的某些可能性，但我们更多看到的是“挂羊头（中医），卖狗肉（现代医学）”的自欺欺人，还美其名曰“中西医结合”（将源于西方的“现代医学”称作“西医”也是一种殖□□□义下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话语）。现在，中国几乎没有什么中医院是主要靠中医生存的（这几乎是医学界的共识），倒是中医养活了许多抗蒙拐骗的江湖郎中。中医的“补充”地位和日渐衰落已经是既存事实，这种“衰落”主要指在现代科学观念和方法论影响下的人们对“中医信念”的越来越理性和深入的动摇和抛弃，这种动摇和抛弃对中医的发展是致命的，即使有再多的中医学院、再多的中医博士、再多的中医医院、再多的“神医”、再多的中医发展经费、再多的政府支持……也无济于事。中医虽然日渐衰落，但人的健康就因此更没有保障吗？恰恰相反，在中医衰落的同时是现代医学的勃兴。中医岂可与现代医学同日而语？！事实上，世界各民族在它们的古代都有类似于我们的中医的传统医学（比如用草药治病），但当现代医学发展起来以后，其它民族迅速丢弃了近乎巫术的传统医学，只有我们的中医还在大行其道（包括藏医、回医等少数民族医学，它们在方法论上与中医没有本质区别，都属于中医。），这是很值得深思的。有许多人（尤其是中医界，包括中医学界）认为这正是中医生命力的表现，也许我们并不能否认这一观点，但是这种有悖于现代科学的“玄学”的生命力并不是我们应该推崇的，就像迷信在当代同样还有生命力一样，难道我们应该推崇迷信？！何况中医的生命力是在中国现代科学（包括现代医学）观念并不发达、并不深入人心情况下的生命力，它正反映出我们的科学与文化的问题。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没有中医的西方，其医学水平远远超过了既有中医，又有现代医学，还有所谓的“中西医结合”的中国，难道这不应该引起我们的深刻反思么？！难道我们还有必要为中医的现代化而导致中医（传统中医）的消亡而杞人忧天吗？

四、破除“玄学”，解放中医

中医在当代的希望和意义在于中医的现代化，尽管这种现代化的可能性是有限的，但我们同样要为这有限的可能性而做出努力。因为这是中医真正能够给予人类现代医学的新价值之所在，也是我们这些“不孝子孙”在中医上值得留给后人的唯一创造之所在，所谓的“继承中医”从长远看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有害的。然而，今天的中医从根本意义上说并未真正开启它的现代进程，我们更多考虑的是如何保留中医的特色（原汁原味），如何全面继承中医的系统理论，如何不让中医理论精髓失传，如何进行所谓的“中西医结合”（事实上只有“现代中医”而没有什么“中西医结合”），如何发掘中医经典，如何让中医走向世界，等等。对中医某些局部科学性的研究，即如何引入现代科学（医学）方法研究中医的局部科学性也受制于中医的原始思维——“玄学”；而“挂羊头卖狗肉”的所谓“中西医结合”，实际上是因为中医无力解决自身面临医学问题，但又死爱面子而“盗用”现代医学（这几乎是一种“无赖”的科学欺骗行为），而与中医的现代化无关，中医实际上还整体笼罩在“玄学”迷雾之中。

看看我们的中医现状，在现代医学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的中医还在运用“阴阳五行学说”来看病，不仅那些江湖郎中，即使那些受过现代科学高等教育的科班中医，都“莫名其妙”地依然在“把脉看百病”（仿佛他们的手是上帝之手，比高、精、尖的现代科学仪器还厉害！），还在“一根银针治百病”（仿佛那根针是孙悟空的“如意棒”，一针下去，病魔尽除！），还在运用“气功”治百病，还在运用“精、气、血、津、神”，“风、寒、暑、湿、燥、火”，“阴阳不调”，“气血不畅”，“经络不通”，“药到病除”，“心诚则灵”……在一种近乎巫术的方式中，延续和继续创造中医的“神话”，全然不顾现代科学（医学）早已超越了中医的观念和与方法论。当现代科学早已进入了分子、原子、电子、亚电子、光子……时代，当现代医学早已进入了分子生物学时代，我们的中医还在认为宇宙由“五行”组成，物质由“阴阳”二气生成；当现代科学早已进入在高度分化的基础上走向高度综合的时代，我们的中医还在进行着完全没有分析的原始的、模糊的、笼统的综合，还居然有大量学者高度肯定这种原始的、模糊的、笼统的综合是中医的优势（并胡说什么中医是“系统思维”，现代医学是“局部思维”），并将其附合到现代科学的“系统论”（完全不知道“系统论”是在现代科学高度分析基础上的高度综合，“系统论”是现代科学，属于科学的现代形态。现代医学越来越发展成为真正的“系统论”，而中医只能是原始的“笼统论”或“模糊论”，属于科学的传统形态），表现出中国人一贯的“附会癖”。因此中医迫切需要走出原始思维的“玄学”迷雾，走出中国文化的“陷阱”，步入现代文化的进程。

对中医的观念、方法论和思维方式的深入思考，我们就会发现，中医实际上是将中国哲学当作具体的学科方法论（“阴阳五行学说”实际上是中国哲学），甚至当作具体的研究（诊疗）方法（阴阳和谐治疗方法等），以至于中医与其说是用科学来治病，还不如说是用哲学（玄学）来治病。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医与其说是科学，还不如说是传统文化。以至于中医，不仅其方法论完全属于（或基本属于）中国玄学思想体系（源头可追溯到《易经》），而且其医学实践充满了中国“道禅”文化（玄学）思想（甚至道禅文化有许多成为了中医的诊疗方法，这与道禅文化同样属于玄学体系有关，它与中医在方法论上几乎是相同的），什么“医者，道也”、“医者，意也”、“只可意会，不能言传”、“阴阳和谐”、“采阴补阳”、“平心静气”、“养浩然之气”、“天人合一”……等等，无不是道禅文化的反映，甚至中医培养出来的医生，一个个满口“之乎者也”，整天“平心静气”、“不火不燥”、“超然飘逸”，甚至还要面对星月“吐纳养生”，一派（或想有）“仙风道骨”，仿佛不食人间烟火，那里还在意人间不平、苦难与邪恶，将生命的意义完全抛弃文化学（精神）追求，而降低到生物学层次。然而，中医对中国“玄学”方法论的迷恋和道禅文化思想的偏爱，不仅不利于中医的现代化，还直接催生了许多当代丑恶文化，如今日有钱的老板（如台湾老板）进补“清蒸胎儿”（见各大网站的讨论），全国饕餮“野生动物”（包括保护动物）成风（高度怀疑导致“非典”），甚至发明了许多为了所谓的“营养”的“变态”吃法（如活吃猴脑、驴肉）等，没有道家的“阴阳”哲学的千年熏陶及其对中医观念和方法论的影响，怎会产生如此丑恶的当代文化？而在我们的中医努力走向世界的时候，中医那种原始的、神秘的、巫术式的“玄学”几乎全面满足了西方人的“东方学”想象。在国际性的后殖□□□义的语境中，中医的不断的向西方的原本（地道）兜售，实际上不断加固了西方人的“东方主义”建构，在不断反证西方文化（不仅仅是科学）的“现代性”与“合法性”的同时，在世界文明的交往中，加剧中国文化不断失去话语“合法性”的危机，这种危机导致的是中国文化的不断“失语”和中国文化主体身份的不断迷失，以至于中国成为了西方后殖□□□义的重要现场。因此，在中医的世界交流中，如果没有现代科学（现代文化）精神的关照，还在说着“过去的故事”，唱着“古老的歌谣”，将只会加剧我们的“被殖民”，这种“被殖民”似乎越来越成为一种“自我殖民”，而“自我殖民” 就是那些文化保守主义学者的“光荣”工作。

今天，在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使中国传统文化的幽灵走投无路的时候，中医似乎成了这个幽灵的最后堡垒和避难所，以至于我们经常看到那些文化保守主义学者胡言乱语：“谁说中国文化（传统文化）无用？中医不是很有用吗？”，而全然不知道（或者不顾）中医只是局部的有用（科学），而整体的无用（玄学）。中医在当代必将走向消亡（这是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需要）的危机实际上就是中国传统文化走向消亡的危机，这样的危机既是中国文化的不幸（传统文化），同时又是中国文化的希望所在（现代文化），因为，当传统文化思想还在控制、甚至统治中国人的时候，很难想象我们将如何创造现代文化？今天，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要深入到具体的对象和情景，以避免大而不当的和不切实际的对诸如文化的“传统与现代”、“本质与非本质”、“民族性与世界性”等问题作无休止的空泛的争论（而这种争论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建设不会有太多的意义），而中医为我们提供了传统文化批判的绝妙对象和具体情景。这种“深入”告诉我们，躲在中医的“科学”伪装下的传统文化（包括直接影响中医方法论的中国传统哲学和道禅文化等）同样无法逃避现代文化的审判。而对中医进行的科学与文化的双重批判，它带来的是中医加速走向死亡的信息和“现代中医”诞生的希望。

然而，中医的死亡，对于一个患有顽固性的“祖宗崇拜症”和“文化炫耀癖”的古老民族，未免显得过于“残酷”和“悲伤”，但只要我们不想永远躺在科学、文化历史的坟墓中睡大觉，中医就必须死亡！惟有中医的死亡，才有“现代中医”的新生。中医的死亡就是要将中医作为一种传统科学与文化的遗产送进博物馆，和在民间有限的范围内（往往是在那些现代文化尚未进入的边远地区）加以保护，作为人们进行科学和文化的历史研究的标本。这正好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医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保护的目的（而国人还将这种保护视作中医发展的“救命稻草”，全然不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动机和目的）。而中医的新生就是要发掘和研究中医局部的某些科学性，并将其转化为“现代中医”——现代医学，使中医成为现代医学的资源。尽管这种转化是有限的，尽管“现代中医”已经不是中医，而是现代医学的一部分，我们还是应该呼唤这种“新生”，因为“现代中医”不是对中医的“继承”，而是对中医的“再造”，在对中医的“继承”已变得毫无意义而且越来越不可能的情况下，对“现代中医”的创造才是我们唯一不愧对我们的中医祖先的资本，

与我心有戚戚焉！

一个没有懂事的孩子不会理解父母的无奈,没有生养孩子的孩子不会理解父母培养孩子的艰辛!

献上一篇论文的前言：

中医药学是最具影响力和历史感的医学体系。她源自我国先民长期的劳动实践，融合了历代先进的哲学思想、众多的意识形态及厚重的文化背景，经过千百年的积累呈现在世人面前。可以明确指出中医药学是一个博大精深、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而这一理论的物质实体－中药，其临床的有效性被大多数人肯定和认可。然而，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世界文明的融合，中医药越来越因其“黑箱”式的操作和运用而受到人们的质疑，但同时也为科学工作者提供了广泛的研究对象，为新药源的开发提供了空间。于是，目前中医药学正经历难以言喻的“痛并快乐着”。
历史上，中医药学在世界医药学领域中曾经几度处于领先地位，数千年来对我国人民的繁衍昌盛和防病治病做出了重大贡献，对世界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也愈来愈明显。中医药学之所以能够生存并发展到今天，就是因为它在疾病的防治中确实有效。然而，随着近现代中国经历的漫长的苦难历程所造成的科技体系发展的停滞，不能再为中医药学科的发展输送“营养”后，中医药也就呈现出难以为继的状态。因而，中医药学很难再出现《黄帝内经》式的理论成就、《伤寒论》式的临床技术，加之在短时间内又无法与西方科学进行有效的“语言沟通”。这些情况必然地造成了中医药学理论无重大突破、学术缺乏朝气、临床疗效难以进一步提高的被动局面。从另外一个角度客观地讲，中医药学的一些“古老的先进思想”。比如中医药学的整体观思想，是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不具有支持中医药学进行微观认识人体生理和病理变化规律的手段，加之中国古代的道德观念也抵制进行深入的人体解剖的情况下，我国古代医学家只能将人体作为一种“暗箱”，通过宏观上的“非常规性逻辑思维”，去推测疾病的变化规律，从而形成了“整体观”思想。由于这种整体观思想不是在微观认识的基础上提炼、概括出来的宏观认识，因此它对临床应用指导的“精确度”就难以实现。
现代科学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科学数据的规范化、标准化、客观化。有个别极具民族气节的专家就曾慷慨激昂地说过：中药在数以亿计的人体上做了数千年的临床“应用”，难道这还不够？非要在洋人的实验室里做几个动物实验才叫科学吗？此话初听似乎还很有一些道理，我们的确在无数人体上应用过，但很遗憾的是却不能提供有说服力的数据来证实这些临床应用有多少成功的案例？又有多少失败的事实？它的成败之比如何？这些只能说明中药应用的历史悠久，但不能充分显示和证明古代中药有多高的疗效和使用是否安全。可见，无论临床“应用”数量有多大，只要拿不出客观可信的证据，也就难以在世界上推广。这些都是中医药学所面临的困难。
然而，这些问题的存在是否能够否认中医药学的科学性？《辞海》将“科学”定义为：发现和认识自然、社会、思维发生发展的知识体系。但在实际应用中，科学的概念不仅如此，更是一种建立在西方文明背景下的对知识的“评价标准”。这个标准强调要以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知识为学术基础，以原子论、机械论、实验、定量、现代逻辑等方法论为思维方式，具有数量化、可重复性等特点。由于复杂的历史变迁，西方现代文明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强势地位，一切似乎都应以它的标准来评判，如果不符合以上学术基础和思维特征，就不予认可。甚至由于现代科技手段的局限，一些无法认识的东西都被统统列为“非科学的”、“不符合标准的”、“待验证的”。如现代化学药品检测技术面对中药复方甚至是单味中药材束手无策时，它不去找自身检测技术局限的原因，而是草率地认为中药没有“可控性”、“稳定性”，并要求中药研发尽量以单味药或少味药为宜。复方应用是中药的一大优势，如果仍然固执地推行这种“科学标准”，那么中医药治病的特色和疗效将荡然无存。如果一定要以数理化为基础的知识才称得上是科学，那么，这个科学的概念本身就已存在问题，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中医药学是我国人民经过几千年的实践总结出来的认识疾病和健康发生发展规律的一个知识体系，具有较为完善的系统理论和确切的临床疗效，因此它符合“科学”的基本定义。既然是科学，就要讲“标准”，虽然中医药的辨证施治有一定的灵活性，但这个灵活性也是有“章”可循的，如果没有标准，没有认识到疾病诊治的规律性，也就不可能有任何疗效。张仲景《伤寒论》的398条经文，就是一个典型的辨证施治“标准”，只是在表达方式上以文字描述为主，不同于现代科学的数字化表述，现代人掌握要困难一些而已。其实西医除辅助检查有数字指标外，对症状的记载仍然要运用大量的文字描述，至少在目前仍难以做到对症状的描述数字化。
另外，还有人认为中医药基础理论是采用黑箱方法来认识疾病的，并且临床科研成果也很多。那么，中医药还有发展的必要吗？控制论认为，认识客体黑箱有两种方法，一种为打开黑箱，另一种为不打开黑箱。不打开黑箱的方法就是不影响原有客体黑箱的结构，通过黑箱外部的输入输出变量的研究得出关于黑箱内部情况的推理，探求黑箱的内部结构，而打开黑箱的方法则要通过一定的手段来影响原有客体黑箱直接观察和控制黑箱的内部结构。中医药的成就和成果就是这样取得的，故此法不失为一种基本研究方法。但黑箱最终必须打开，这是科学的根本任务，否则科学的发展便会受限。显然，中医基础理论是采用不打开黑箱的方法，即由中药输入人体，再通过输出即观察人体病证是否消失来治疗疾病，反过来再推出中药的药理作用，推出脏腑的生理功能。中医基础理论就是这样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按照现代科学技术来讲，中医治病的机理尚未明了，因此，所有疾病特别是新出现的疾病，用中医中药都有治愈的可能，这既说明了用中医中药来治疗各种疾病的潜在能量是很大的，同时也说明了中医临床科研成果层出不穷的根本原因。由于中医对人体黑箱的可观察变量和可控制变量总是维持在一定的水平，故中医基础理论发展缓慢便成自然，这种中医基础理论发展缓慢与中医临床科研成果层出不穷的反差现象令人深思。一般来说，只有理论的繁荣，才有实践的提高。所以加强中医基础理论的自我发展和用现代科学研究中医基础理论实属当务之急。
如上所述，当今中医药学正处在学科发展的关键阶段，加速中医药学从传统科学层次的后科学向现代科学层次的准科学转化，其根本点就是中医药现代化。中医药现代化，就是采用现代科学包括西医药学方法来研究和表征中医药学以及在此基础上中医药学理论自身的发展。中医药现代化的成果应该能使世界共享，也就是说中医药现代化成果应该国际化。但不幸的是，即使中医药已经走向世界，也并不是以现代应用科学的面貌出现，而是因其疗效而步入世界医学的。更为遗憾的是，在中医药基础理论几千年未能走向世界的今天，其现代化研究成果也几乎未能走向世界。从许多自然科学，包括西医药学的发展史上可以看出，基础理论研究一般都走在其相应的应用科学研究前面，而中医药学却与之相反，应用科学研究走在基础理论研究前面。中医药学在自身的完善和发展及中医现代化方面面临着重大挑战，基于此点，中医药发展的关键在于以科学、辨证、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的本质，重视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大胆的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为我所用，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和方法研究和表征中医药，最终使中医药以现代科学的面貌走向国际，为世人认可。

人体是一个很复杂的机体,医学也是一门很深澳的科学.

中医学、西医学能存在就是合理的！

人体是一个很复杂的机体,医学也是一门很深澳的科学.

中医学、西医学能存在就是合理的！

如何发展二者，科学的方法有多种！

其实没有必要在所谓“科学”的名义下，干害人的勾当！
医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救死扶伤，治病救人。脱离这个宗旨，医学即使再“科学”（很多人可能连这个概念都没有搞清楚），也是不需要！
迷信不对，迷不信也不对，迷信科学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