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MIT求学记---很感人，要出去做访问学者的好好读一读
（一）
1987年初，我作为访问学者，跨洋来到了美国波士顿麻省理工学院(MIT)。
MIT 校园
波士顿是座文化城，大大小小几十所大学挤在这座城里，连街上匆匆来往的行人看起来都颇有风度，很有学问，不是象教授就是象学生。MIT和Harvard这两所美国第一流的名校都在Cambridge市，相隔不远，就象中国的清华和北大的关系。波士顿的市容很漂亮，积雪被扫在街道两旁堆着，街道显得整洁利索。Charles河把波士顿downtown和Cambridge市隔开，平静宽阔的的河面抖动着河对岸高楼的倒影，MIT就座落在Charles河边。整个城市显得非常宁静，连走路的行人都静静的。即使你要问路时，对方也会彬彬有礼地听你讲完，然后轻轻地告诉你要走的方向。我真不敢相信，这就是我们从小被灌输的凶恶的美帝国主义形象么？我想起了光怪陆离的霓红灯，噪杂喧闹的摇滚乐，摇晃的醉汉，强盗的枪管，妓女的大腿，这些国内电影电视上不断出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标准镜头，跑哪儿去了？
我所在的地球，大气和行星科学系在一幢Charles河边的十几层高楼里。这幢高楼是一位名叫Green的校友捐赠的，所以也叫Green building。Green太太是一家大石油公司董事长的夫人，她捐赠的款中留下一笔，专门给系里师生每天下午的休息时间喝咖啡吃点心用的。Green太太的画像就挂在休息室，我每天去喝咖啡时都可以看到画像上的她慈祥的笑容。可惜我进入MIT时，Green太太已经生病，我离开MIT之前她就去世了。MIT有4个捐款最多的校友，Green太太就是其中之一。说来有趣，这4个校友都没有念完大学就肄业了，一个也没有拿到学位。想不到MIT这么多拿到学位的毕业生，不是挣钱不多就是小气，竟然没有一个赶得上这些拿不上学位的有钱而且大方。想想国内文革中宣扬的“读书无用论”，也许真有点道理呢。
然而，初来乍到美国的我，却无心欣赏Boston的美景。因为我希望来美国攻读博士学位，而不是短期访问。按文件规定，要想从访问学者转学生，必须在半年前通知国内单位，也就是说，我必须在半年之内让MIT教授了解我并愿意接受我为博士研究生。这么短的时间内行吗？我心里没有底，因此压力很大。
既然要攻读学位，为什么不直接以学生身份出来呢？唉，我有不得已的苦衷。
出国之前，我在单位的表现和人缘实际上很不错的。可单位领导不知哪根神经搭上了，同意单位内所有希望到国外念学位的毕业生出来念学位，唯独不准我联系出来攻读学位。既不准我在国内念博士，也不准我出国念博士。美其名曰“这是领导对你的重视，因为你已经不需要念博士了”。多年以后，我才听说实际原因是单位里有一位室主任一心想推掉职务，以便自己可以专心搞学术出国进修访问。她看好我接班，而且等不及我再念几年拿博士学位，这才引出了这场专卡我一个人的独脚戏。
可这种“单独培养”的滋味实在不好受，眼看着其它研究生都去念博士，硬是把我一个卡成硕士。我虽然不奢望成为研究生中突出的矫矫者，可我也不想成为研究生中唯一的落后者呀。一心想随大流，混在大伙中间的我不得不自己悄悄地联系出国深造。领导看这样硬卡不是办法，决定让我出国进修一年，并告诉我，我只有接受这个进修名额，单位才放我出去，否则就别想出去。
单位里要好的同事劝我不要和领导硬顶，不如先接受出去进修，然后再转攻读博士的研究生，以往出国进修的人中间，这样的例子很多，单位领导一般都会同意，我所在的单位也有这样的先例。想想也有道理，那就走这“曲线救国”的路吧。
到了美国才知道，国内公派访问学者在这边的名声不太好，不在这里细说了，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的经济待遇明显地低于由美方资助的研究生和科研人员。为了维护我们伟大祖国的光辉形象，我们必须谎称国内给我们和美方资助的人员相当的待遇，否则美国政府会以我们的待遇太低，无法维持起码的生活而拒绝我们入境。
我们每个月400美金生活费，MIT最便宜的学生宿舍租金每月550美金，我们当然住不起。何况我是堂堂访问学者，怎么能住学生宿舍呢？这不是给我们伟大祖国丢脸吗？要命的是美国租房子，第一次要交三个月房租（还要交最后一个月房租和相当一个月房租的deposit〕，我只拿了一个月的生活费来美国，必须找到月租100美金以下的房间，才能承担得起。我最后住进了一间厨房的储藏室改装的房间，还是和另一人合租这一间房，任何一个人要打开箱子或旅行袋取东西，另一个人必须离开房间才有空间。
住在这样的环境下，还别说，中国媒体上宣扬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镜头，还真见到了一些，不多说了。当时我吃的是超市买来的过期的面包和牛奶，特别便宜，1美元可买两大条面包。每到街道出垃圾的前一晚，我就爬进一只只垃圾箱，拣一些别人扔掉的生活用品。
就这样, 我成了"双面人".白天,我是道貌岸然的访问学者，一本正经地钻研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晚上，我就是拣垃圾的瘪三了。为了在半年内转成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我没有去中餐馆洗盘子挣外快，而是整天呆在MIT计算机前废寝忘食摸程序，处理数据。废寝忘食其实是做不到的，那时不知怎么搞的，肚子特别容易饿。一饿起来就浑身发软冒虚汗，赶紧溜回我那小窝啃两片面包，再回到MIT计算机旁。
我首次接触Jordan教授，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二）
Jordan教授是世界闻名的地球物理学家，后来还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我在国内时就知道他的大名了。
Jordan 教授，他26岁起就当上了著名的普林斯顿大学和加大圣地牙哥分校的教授。30岁那年，他和另一位教授Minster合作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文章，建立了后来为世界各国采用的现代板块运动模型，也就是著名的Minster-Jordan模型。1983年，他获得了美国地球物理协会的Macelwane奖，这个为有突出贡献的年轻地球物理学家设立的国际性大奖，当时每年只颁发给三个人。80年代初期，全球定位系统（GPS）正开始发展，Jordan已敏锐地察觉到GPS将会在地球物理和构造运动研究中有广泛的应用，马上带领MIT小组率先进行这方面研究。
说来惭愧，早就世界上声名卓著的Jordan教授，其实还比我小一岁。当他发表那著名的M-J板块运动模型时，俺还在新疆戈壁滩板块上战天斗地炼红心呢。在荒凉的戈壁滩炼了十几年红心，再加上天天念那本红宝书，按说咱的革命觉悟应当比Jordan不知高多少倍，
本应该让他来接受我的再教育，跟咱学学怎么开膛破肚宰毛驴什么的。结果咱十几年的道算是白修了，乖乖地跑到美国跟他学GPS。怪谁呢？想想当年义和团的拳民信那些法师的鬼话，身上画满了鬼符，高叫着“刀枪不入”向前冲时，一排洋枪子弹就把那鬼话揭穿了。谁叫俺信那什么什么呢。
一切安顿好以后，我就去见Jordan。他听说我已安顿好，马上兴致勃勃地谈起了GPS在地球物理上的应用。他告诉我，他有一个用GPS研究南加州构造形变运动的项目，已经得到了美国科学基金会的资助，希望我加入这个项目的研究。空间大地测量本来只用于军事，宇航和工程方面，随着测量精度的提高，出现了用空间大地测量研究地球物理现象这门边缘学科。当测量精度达到10的负8次方（厘米级）时，就可以研究板块构造运动，当测量精度达到10的负9次方（毫米级）时，就可以研究区域性形变，当测量精度达到10的负10次方（亚毫米级）时，连地壳蠕变这样的小信号都可以捕捉到了。这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领域。Jordan看起来精力充沛，说话很快，思路的跳跃性很大，老实说，我那半吊子英语水平根本不可能真正听懂他讲什么。好在我对专业词汇比较熟悉，能从他一连串蹦出的话语中拣出几个知道的专业词汇，再加上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大致揣摸出他在讲什么。我相信，当时我一定也会有猜错的时候，我那文不对题的回答大概会使Jordan哭笑不得（后来美国同学说我一定是诗人，因为只有诗人才会有这样丰富的想象力，说出一些莫名其妙的话语）。事后想起来，有时Jordan对我所讲的不作表示，只是意味深长地笑笑，恐怕是在领略我诗人般的语言吧。
Jordan头顶微秃，留着胡子，一付长者风度。其实在美国大学里当教授的，即使年纪很轻，也往往喜欢留胡子或者留长头发，我想这胡子或者头发大概是知识和地位的象征吧。看样子我这辈子就别想留胡子或长头发了。学校里，除了我一个尊敬地喊他“Professor Jordan”以外，这里的教职员工和学生都叫他“Tom”。这可和中国的风气大不一样，在中国你要是敢叫单位的党委书记为“小山子”，而不是“X书记”，我敢打赌你有小鞋穿。时间长了，我也就入乡随俗了，也斗胆叫他Tom了，这是后话。
MIT工作的风格也和中国大不一样，每人一张桌子，一台计算机，每天一上班就打开计算机，默默地编程序或者处理数据。哪象我们在国内时，每天上班少不了聊聊电视连续剧啊，体育比赛啊，还有张三长李四短啊，热闹非凡。国内上计算机要排队登记，每星期只有几个小时，而且是按时间算钱的。我们先把所有准备工作做好，一上机就跟抢银行似的，动作飞快，一个人读程序一个人输入。一开始，我把这种习惯带到了MIT，弄得这里的教授学生目瞪口呆，这人是不是有点歇斯底里，没人跟他抢计算机呀？时间长了才慢慢了解，中国学生和美国学生各有所长。中国学生数理功底扎实，擅长理论推导。美国学生思想活跃，知识面广，擅长提出新模型。特别是，美国学生的计算机本事一流，我望尘莫及。
记得在休息的时候，常看到系里的美国学生在计算机上玩“星球大战”游戏，你可以选择游戏的难度，和外星人大战一场。1987年前后，国内还只有一些很简单的电子游戏，小孩子跳跳蹦蹦拣蘑菇之类。现在一下子看到这么变幻莫测的星球大战，真使我大开眼界。更使我吃惊的是,这个游戏竟然是系里的一个美国学生用业余时间编写的! 哇！有这等本事，还来学地球物理干嘛？
（三）
Jordan和他的学生们每隔一个月要举办一次地球物理讲座（seminar），每次由一个人负责准备有关的资料和结果，他主讲，大家提问题。正巧，这一次轮到由Jordan讲全球的长周期地震仪台站网，时间一到，我就去听了。
这实际上是一个非正式的讲座，非常随便，主要是帮助大家交流信息，扩展视野。地点就在计算机房外面的房间，你可以把午饭带去，一边吃饭一边听讲座。Jordan看来准备得很充分，讲得飞快还展示一些图表。长周期地震仪可以比常规的地震仪更准确地捕获低频地震波信号，过去人们认为的低频地震波噪音中实际上有很多地球内部的信息，特别是当时刚刚提出的“缓慢地震”（slow earthquake）或“寂静地震”（silent earthquake），主要的证据就来自长周期地震波信号。
Jordan还着重谈了当今全球的长周期地震仪台站网的分布，可惜在中国这么一个重要的区域，还没有长周期地震仪台站网。Jordan讲完后，学生们开始提问题。美国学生的思想相当活跃，提问题的面很宽，甚至提出一些相当前沿，超出讲座内容的问题。Jordan看到我悄悄地坐在后面，主动给学生们作一介绍。他告诉学生们，这位是刚从中国来的地球物理科学家，他将在系里工作一年，大家有什么想和他交流的，欢迎去他的办公室。介绍完后，他问我对这个讲座有什么想法，向大家谈一谈。
被Jordan一点名，我只好十分窘迫地站了起来，不知讲什么好。说实话，刚才那一大堆信息狂轰乱炸，我的脑子都被炸糊了，一点头绪都理不出来。唯一听清楚的就是中国还没有长周期地震仪，不知怎么搞的，我竟脱口而出蹦了这么几句，“我想对Professor Jordan讲的内容作一点纠正，中国不是没有长周期地震仪台站，中国有，只不过还没有正式向世界公开，外面不了解而已。”这一说不打紧，Jordan的脸“刷”的一下红到了耳根。我这才发现自己闯了祸。我这张乌鸦嘴呀，什么时候才能学得乖巧一点？
讲座结束后，我忐忑不安地回到了办公室。怎么搞的？来到MIT才一个月，不会拍马屁也就算了，何苦那么唐突把Jordan弄得下不了台呢？我还心怀鬼胎一心想当Jordan的博士研究生呢。现在好了，人家不讨厌你才怪呢，什么博士生，见鬼去吧！好在这事过了不到两个月，Jordan收到了一封中国国家地震局发来的邀请信，请他作为贵宾出席中国长周期地震仪台站网落成典礼。我想，这回Jordan该明白我讲的不是假话。但是，我还是心里不踏实，谁知道他的心胸如何，会不会还对那次难堪耿耿于怀呢？
日子一天天过去，转眼，来MIT已经二个多月了。四月的Boston天气还是乍寒乍暖，Boston天气的反复无常在美国有点名气，有一句笑话为证，“如果你不满意现在Boston的天气，等5分钟就可以了”。
Jordan要在家里举办一次聚会(party)，邀请他的学生们参加，我也收到了邀请。开party是典型的美国风俗之一，不需要什么理由，谁想起来要大家聚一聚找点乐趣，就可以组织一个party。美国人的饮食文化比中国人简单得多，主人家准备几样点心就可以了，客人们通常带些饮料。但这是我来美国后第一次去美国人家参加party，心里不免有些紧张。
当时最伤脑筋的一件事就是我没有一件象样的外衣。岂但是没有象样的，连一般的都没有。不可能吧，你每天穿什么，光着膀子上班？这事说来有点滑稽，我唯一的一件外衣前面被烤糊了一大片，而当时我的经济状况连再买一件外衣的钱都没有。出国之前，兴奋的太太跑了好多商店，左挑右拣为我选了这件外衣。这是一件纯羽绒的滑雪衫，还是在上海最好的商店买的，花掉了我三个月的工资。
到Boston以后，为了节省开销，我不买商店里的蔬菜，而是每星期六去一个叫Haymarket（干草市场）的地方买蔬菜。这是一个农夫和顾客直接买卖的地方，价格要便宜得多。农夫们把一盒盒的蔬菜堆在冰天雪地上，顾客们一个个摊位巡视比较，叫价，还价，最后成交。可是我第一次去干草市场，就惹了麻烦。因为是第一次，我特别好奇，站在摊位前仔细地看。忽然闻到了一股焦味，旁边的人叫了起来，“你的衣服！”
我赶紧看，发现那件宝贝滑雪衫的前面烤糊了一大片。原来农夫为了驱寒，在一张摊位桌下面放了一架吹风机，那吹风机吹出的热风干的好事。幸亏发现得早，滑雪衫还能穿，但那外貌是惨不忍睹了。我没有其它衣服替代，只能硬着头皮穿着它上班。为了不损害伟大祖国的光辉形象，我一进MIT楼房大门就象过街老鼠似的侧着身贴着墙根走，一钻进办公室就把外衣脱了挂起来。怎么去Jordan家呢？
我祈求上帝保佑，让party那天是个大热天。可上帝毫不领情，存心要出我洋相，party那天一早就阴沉沉的，下午干脆下起了大雪。我一横心，就这么走吧。
MIT 行政大楼
Jordan的家在另一个城市Newton市，要坐地铁，从地铁站出来，还要走一段。那是一个很僻静的地区，一幢幢漂亮的尖顶房散布在白白的雪地上，街上没有一个行人。我在雪地上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 也许是摩擦产生的静电效应吧，那鸭绒一根根地从烤糊的衣服缝隙里钻出来,拉掉一根, 后一根鸭绒马上伸出了脑袋, 就跟排队似的. 更糟糕的是钻出来的鸭绒都粘在外衣上，甩都甩不掉。当我好不容易摸到Jordan家时，已经活象只脱毛的鸭子。
Jordan夫妇开门发现我来了，高兴地叫起来，“欢迎欢迎，这路还好找吧。进来吧，我帮你把外衣挂起来。”突然，俩口子瞪圆了眼睛，不吱声了。这是一件什么时装啊，从来都没见过！
Party上的主轴戏并不是吃东西，而是聊天。端上一杯香槟或者饮料，打个招呼，就可以聊天了。也许从小就接触这种社交环境吧，我看到的每个美国人都很健谈，Jordan更是其中的佼佼者。谈话的内容涵盖面很广，从国际新闻，到球星歌星，从宇宙科技，到生活琐事，随兴所至，他们都能谈得很热闹。糟糕的是他们的对话中不但夹杂着大量的人名地名，还有大量的缩写词和俚语，我多半听不懂，只好似懂非懂地挤在旁边凑热闹。
Jordan告诉我，他喜欢吃辣，而且对辣颇有研究。他说辣是可以度量的，他自己就制定了一个辣度表。说着，Jordan兴致勃勃地要我尝一尝他配制的仙人掌酒，他说这酒的辣度是5度。旁边的美国学生听了惊叫起来，叫我千万别上Tom的当，他说Tom在骗我呢，我要是喝了Tom这杯仙人掌酒，今晚就别想回去了。这种无拘无束的谈话气氛真使我十分开心，这哪象十分对立的师生关系呀，简直就象一个大家庭！
Jordan的女儿当时大约7岁左右。她端着个盘子，在人群中穿来穿去，一本正经地问每一个人要喝些什么饮料，然后把饮料倒好递到那个人手中。学生们同她交谈时，就象同一个大人交谈似的尊重她。而她也认真地思考别人的问题，认真地回答。这种平等的关系真是难以想象。有个学生问她，你现在有没有男朋（boyfriend）？她认真地告诉他，有，这男朋友叫什么名字，今年几岁，每天早上男朋友会在哪条路口等她，然后俩人一起穿过马路上学去。我这才知道，这男女朋友在美国人的心目中有着与中国人完全不同的定义，而且不是贬义词。在中国，一个7岁小女孩大言不惭地说有男朋友是要打PP的。有趣的是，中国电影中的中国孩子个个都是早熟的小大人，说出一些完全不象孩子说的大人话。生活中的中国孩子却常常见到扭捏，羞怯，或者任性。美国电影中的美国孩子经常是天真，浪漫，童性十足。生活中见到的美国孩子却多半说话很老练，不怯场。难道这就是东西方文化背景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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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rdan的GPS组人马分为两摊，一拨是搞地球物理模拟的，另一拨是搞空间大地测量数据分析处理的。
我来MIT的任务是学习GPS技术的，就进入了空间大地测量这个组，直接带我的是两位MIT的资深科研人员，Jordan直接抓地球物理组。当时GPS还起步不久，世界上最有影响的GPS分析处理软件有三家：瑞士Bern大学的Bernese软件，美国宇航局JPL实验室的GIPSY软件，以及MIT的GAMIT软件。这三家都在相互较劲，都想当这个领域的龙头老大。其实当时MIT的软件不叫这个名字，我在MIT干了两年以后才改成这个名字。记得当时取名字时大家嘻嘻哈哈瞎参谋，没当一回事，想不到后来GAMIT成了全世界搞这行的家喻户晓的名字了。
我在国内时从来没接触过GPS，它对我是全新的。所以我一面查阅文献作理论推导，一面学习软件和数据处理技巧。美国的大软件写得挺复杂，一层套一层，要想搞清个来龙去脉还真不容易。好在咱在广阔天地学的其它本事用不上，愚公移山的的精神倒在这儿派上用场了。咱就慢慢啃，一天啃一点，还怕啃不掉你？啃到这个大软件的骨头时，总觉得有点不对劲。这部分主要是矩阵分块(partition)约化和求逆(inverse)运算，是软件中占用资源最多的几部分之一，我感觉中可以找到更简洁一些的算法。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是否正确，我从算法理论上作了一些推导，推导的结果表明，程序中的算法并没有错，但是绕了一个大圈子。如果改变这部分的算法，将可以大大提高软件的效率。我把自己的想法和老板（在美国我们都戏称自己的顶头上司为老板）谈了，二个老板都用怀疑的眼光瞧着我。一个从来没碰过GPS的新手，才来学了几个月软件，就提出要改算法，是不是有点不知天高地厚？
我赶紧把自己的推导给老板看，他们将信将疑。最后他们同意让我试试看，决不能动现有程序，而是把现有程序复制一份，在复制件上试验，看我的算法能不能得出和原程序同样的结果。一个星期以后，老板问我怎么样了。我摇摇头，告诉老板改写的程序已经能够工作，但是我的算法结果还对不上原来的，小数点后第二位就不同了。老板反问，如果你的算法本来就不可能对得上呢？
我相信自己的理论推导没错，恐怕还是程序中有bug（这是美国通用的俚语，指程序中的差错。早期的计算机一旦运行出错，屏幕上就会出现一只爬行的小虫，于是小虫就成了程序差错的代名词）。搞这行的保险清楚，程序中错得一塌糊涂的大bug好查，最难查的就是这种一切运行正常，仅仅结果有一点点对不上的小bug。又查了一个星期, 终于把这只该死的bug逮住了，算出的结果一直到小数点后第八位都和原来的结果一模一样。新的算法要比原先的算法快1500倍，原先要算一个星期的job, 现在只要一个半小时就得到了同样的结果（只有这部分改进了,其它部分还是同样速度〕！老板虽然吃惊，还是很谨慎。他们让美国学生学会操作我写的那一部分程序，从各个角度进行试验。二个星期以后，他们决定采用我的新算法，让我把操作说明(manual)写出来。不多久我又乘胜追击，改动了这个大程序的另一部分算法，使那部分的效率提高了将近500倍。
说实话，这次对大程序动手术成功，当然用到一点数理功底，多少有点运气。我自己也没有料到，正好有二个漏洞撞到我枪口上了，真是瞎猫逮住了死老鼠。虽然这时我对GPS的原理和分析操作远没有达到完全弄懂的程度，美国老板已经对我刮目相看了。有人说，人的运气是守恒的，也许有点道理。坏运气遇多了，就会来个好运气，这不来了一个。有个故事说的是上帝决定给一个小伙子一个月好运气，他想要什么就可以得到什么。那一个月这小子的运气真是好极了，不管天上飞的，地上爬的，墙缝里钻的苍蝇，一伸手就可以抓到一个。结果，那一个月的好运气全用来逮苍蝇了。我可得把握住这次好运气，争取当Jordan的博士研究生，别把好运气糟蹋了。
我适时向老板表达了想深入研究GPS在地球物理上的应用，想当Jordan的博士研究生的愿望。这时我来MIT已有半年，如果Jordan愿意收我做博士生，正好来得及向国内单位提出申请。但是，不知道Jordan愿意不愿意收我这只乌鸦嘴呢？结果大大出乎我的意外，老板告诉我，Jordan不但愿意收我当博士研究生，还为能当我的博士导师感到自豪(proud of)。瞧瞧，咱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呀。
我赶紧写信汇报国内单位自己在这边的工作以及要当Jordan博士生的事，希望得到单位领导的谅解和支持。单位的回答也是大大出乎我的意外，不同意！这时，我已错过申请87年MIT博士研究生的期限（我想等到单位同意后再申请），同时，我正在进一步发展这个大软件包中担任比较重要的工作，这边很需要我继续留下。那我就申请延长吧，反正MIT愿意资助我。正好单位里有两位重量级（副研）的同事和我差不多时间出国，他们也在这时向单位申请延长。他们说一句可顶我说一万句，哈哈，正好借他们的光。单位的批复更是出乎我的意外，同意他们两人的延长，就是不同意我的延长，即使美国愿意出钱也不同意！理由是单位的工作离不开我。我纳闷了，什么工作呢？我在单位里连个小小的课题组长也不是呀！副研，研究室主任都可以延长，他们的工作可比我重要得多呀。
Jordan也非常纳闷，问我为什么单位里不同意我念博士，这边那么多中国学生都能念，你们单位里其它人也都能念，为什么你不能呢？我实在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只能编个理由，“因为他们认为我是单位里最差的，不够念博士资格，怕我丢了他们的脸。”“他们认为不够资格，我们认为够了，这还不行吗？”我无言以对。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离一年到期还有几个月，先干到期限再说吧，说不定上帝又给我一次好机会，我可不会用它逮苍蝇呢。
（五）
这最后几个月，我一直在焦头烂额地寻找说服单位同意我攻读博士学位的途径。糟糕的是，在这边中国人圈子里找不到一个能帮我出出主意的，尽管他们中不少人神通广大，能通过各种途径获得单位批准在美国念学位，延长，甚至留在美国不回去什么事也没有。但是，他们不但不传授一点高招给我，反而取笑我。在美国生存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谁叫你没有本事呢？
粉碎四人帮后最早公派出国的人员，有不少是单位里积压的技术骨干，业务尖子，他们的表现总体是很不错的。到了87年前后情况有所改变。这时美国已开始对中国有所了解，国内科研单位里业务好，外语好的人员大多能拿到美方的资助出来。于是派出人员中有相当一部分属照顾性质。那些单位里工龄长，年纪大，外语差，业务水平一般的，不可能拿到美方资助，眼看着其它人一个个出去心里不可能没想法，辛辛苦苦几十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嘛。可恶的老美才不管你功劳苦劳，没有利用价值他不会掏腰包。于是用公派来照顾他们的情绪。公派体现了党的关怀，社会主义的温暖，让他们出来转一圈镀镀金，回去评个副教授副研，然后光荣退休。
咱一出来就跟划阶级成份似的，一划到公派阶级就成了没本事拿老美的钱的化身。穷一点没啥了不起，咱戈壁滩更穷的日子十几年都过来了，还怕这？难受的是被人瞧不起，冷嘲热讽，这可是戈壁滩十几年都没体会过的滋味。说真的，洋插队的考验比土插队还要难受。当年在戈壁滩地窝子里，一帮知青哥儿们一块儿哄笑，一块儿骂街，一块儿讲带色的故事，穷得还蛮痛快。现在可不一样了，每天早上别人一打开冰箱，首先检查我有没有偷吃过他从餐馆带回来的饭菜。把咱贫下中农当贼看待，什么阶级觉悟哟！
我申请读博士和延长都被单位拒绝，在来到美国的中国人中是十分罕见的，这又成了中国人圈子中茶余饭后的笑料, 象什么“连本单位领导都摆弄不了, 没本事还来什么美国，真是”之类的，我理所当然地成为最最没有“噱头”（上海话：本事〕的笑料主角了。当时我的太太也来到美国，看到我孤独无援奔走被人耻笑嘲弄的景象，精神终于受不了崩溃了。一天晚上，她哭着对我说："我们回国去吧，我实在受不了啦." 太太来美国后就边上学边在中国餐馆打工挣钱，每天干到过半夜才回家，为的是支持我努力争取攻读MIT博士。餐馆打工的辛劳并没有把她压垮，人情的冷漠却压垮了她。我告诉太太，不要难过，要坚强些，到了这个地步，我反而偏要念这个博士了。
国内单位里要好的同事给我出个点子，早几年我们单位另一个和我同样情况公派出来的研究生申请读博士单位批准了，你为什么不发e-mail问问他应该怎么申请？我赶紧发e-mail给他，向他请教如何申请。过了几天，他回了个e-mail。在e-mail中他讲了一大通报上的大道理，什么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如何重要啦，公派出来不要被资本主义花花世界迷住了眼睛啦，公派到期就应该按时回去不应该申请延长或者转学生啦，……等等。这一堂政治课上得我灰头土脸，看来我的思想觉悟实在是太低了。可我有一点弄不懂，你这么高的思想觉悟为什么要申请转读博士呢？难道四个现代化对你就不重要了？再过两年他学成到期时，却把这些大道理都忘了，不理睬单位一次次催，想尽办法要留下来。为了要达到目的，甚至说自己在国内也受过政治迫害。我更弄不懂了，即使我那丰富的想象力，也无法把这文革中入党，还当过党支部书记的和政治迫害联系起来。洋插队真是长见识了。
一年到期，我只有先延长了再说。其实在美国J－1访问学者延长并不需要国内单位同意，只要美方单位同意移民局就批。要转学生则必须国内单位同意移民局才批。事先向国内单位打招呼是组织纪律性的表现，我的组织纪律性大概比较高，碰了一鼻子灰那是活该。凭良心讲，从小到大这还是我第一次做不理会单位的“违规”事。
不久，一位带我的美国老板要调到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他知道我想念博士的心愿，就找我谈。他告诉我，他想把我带到圣地牙哥分校，他已经跟那边学校谈过了，那边同意接收我念博士学位，问我是不是愿意去加州。我表示愿意，换个环境也好，这边中国人圈子的冷漠已经把我的心伤透了，换了环境太太的心情也许会好一点。我不敢把要去加州的事告诉Jordan，他对我真的很好，他和学生们亲密无暇的关系真使我
留恋，我觉得自己有一种犯罪感。可是，不久这件事还是让Jordan和另一位美国老板知道了。他们问我：“你为什么要离开MIT呢？这儿有什么不能使你满足的吗？”我只好搪塞，说那边愿意接收我念博士。他们觉得很奇怪，“我们不是早就愿意接收你念博士了吗？”
一天下午，MIT的老板叫我去他的办公室。一进办公室，那位要去加大的老板也在那儿。老板告诉我，他们俩人已沟通过了，现在想当面听听你的意见。两边都很欢迎你，两边都接收你攻读博士学位，只希望你明确一下个人的选择。这可真使我为难了，两位老板对我都很不错，我不管选择哪一边，肯定会伤另一个老板的心。老板看我面有难色，告诉我不必为难，只要选择最对自己有利的一方就行。选不上的一方当然会有些遗憾，但同时会为我感到高兴，因为我选择了自己最满意的地方。我只好说实话了。我告诉他们，这一年多我在MIT学了不少东西，这儿的导师，同事和学生都挺好的，我也很喜欢这儿的学术环境，我只是担心留在这儿读学位会把MIT和我的国内单位关系搞僵，才决定换个地方。MIT的老板笑着对我说，你不用担心我们和你国内单位的关系，他们不会和MIT搞坏关系的，因为MIT没有什么求他们的，他们倒有很多地方要求MIT。他接着说，现在把MIT和你国内单位关系问题先排除，你重新考虑一下，你愿意去哪一边？我还有点犹豫，“访问学者转学生的
手续不是很容易……”
“我一个星期之内帮你办好一切手续。”去加大的老板说。“我一天之内帮你办好一切手续。”留在MIT的老板马上接着回答。老板对我的信任真使我十分感动，我最后说了：“我决定留在MIT……”。去加大的老板显然有点失望，他站了起来，很有风度地拍拍我的肩膀，“祝你好运（Good luck）！”然后离开了办公室。
现在，我死心踏地准备在MIT攻读博士学位了，不管国内单位同意还是不同意。开学前暑假中的一天，Jordan拿着一封信，满腹狐疑地问我，“这是怎么回事？”我一看，原来是一份中国科学院88年xxx号文件，标题是“关于不准XXX在美国念学位的通知”。这个文件一式三份，一份寄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一份寄我国内单位，一份寄MIT。好家伙，我想念学位的事竟然惊动国家最高层啦！
Jordan问我：“你是不是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哪里啦，我在中国是个最最不重要的无名小卒。”Jordan觉得很奇怪：“到美国访问和念学位的中国人我见的多了，没有一个人有你这么多麻烦（trouble）呀？”
Charles 河边的黄昏
“这是……”我想说“杀鸡警猴”, 但不知道英文该怎么翻译, 话卡在嗓门里了。其实, 这种中国特色的文件美国人是无法理解的。那个年头国内出来的逾期的，不归的很多，谁也拿他们没办法，上面也想宰只鸡吓唬吓唬人。国内单位大多睁只眼闭只眼，倒也平安无事。出国人员干脆不理国内单位，想干啥就干啥，也没人找他麻烦。偏偏我的组织纪律性特别强，一本正经写信回去申请。偏偏那时我国内单位的领导刚挨了批评，原因是我们单位有一位公派出国的把国内的老婆甩了不回来了。这时的领导胆子特别小，掉张树叶都怕砸着了脑袋。因此其它人申请延长也好，转学生也好，他都能同意。唯独对我这个新进单位毫无根底的研究生，又有个室主任盯着要我回去，他才断然拒绝。当我再次写信申请时，他干脆打报告向科学院请示，把球踢给上级。这两个"偏偏"撞到一起，就撞出了这么一份文件。其实领导这么做，还是有同意的意愿，只不过胆子小了些，把责任推给上级而已。多年以后，一位友人的忠告才使我恍然大悟，“你真傻呀，你不写那封申请信，就什么事也没有。你不写，领导可以装糊涂。你写了，领导就得表态。你又不是什么要紧人物，谁会替你担风险呢？”
中科院发文件不准我在美国念学位，可以说在美国的出国人员中闻所未闻的。与其说是特大新闻，不如说是特大笑话。这给枯燥沉闷的来美打拼的中国人圈子的生活增添了莫大的乐趣。那一阵子，我的耳朵里刮进了不少闲言碎语。 “啊呀呀，你怎么还不回去呢？你不回去，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就实现不了啦.”“你这么高的思想觉悟，怎么不回去搞四化呢？” 我回了他一句。“啊呦，我们这种人国家看不中，只好到美国混饭吃。哪象你是国家的栋梁，中科院正少个副院长, 所以专门发个文件催你呢！”“哈哈哈！”四周一片哄笑声,就象咸亨酒店的酒客们取乐匍匐在地上的孔一己。人性哪，什么样的都有。
Jordan告诉我，中科院的文件对他没有约束力，他仍然愿意收我为博士研究生。好事多磨呀，念学位的机会对别人也许很平常，对我实在来得不容易，经过这一波三折，我无论如何要把它念下去。但愿今后的路会平坦一点。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六）
开学了，暑假里我已经把手中的GPS工作干了一个段落，可以专心上课了。毕竟年纪大了，我知道自己的记忆力一天不如一天，不能和年轻人比，再加上外语差，至少一开始听课是听不下来的。因此我不敢选那些要闭卷考试的课，全选那些不是开卷考，就是用project决定成绩的课。选课要经过导师签字批准，Jordan看了一下我的选课表，二话没说，就用笔“嚓嚓”去掉两门，再重新勾了两门课。
我一看这两门课，不禁暗暗叫苦。一门是渐近理论，一门是反演理论。特别是那门渐近理论，我早就知道那是研究生的鬼门关，没有两把刷子的研究生是不敢选这门课的。这门课是数学系为全校非数学专业的研究生开的一门公共课，课的内容之难先不去说它，关键是这门课不但是闭卷考，而且是打相对分。也就是说，不管你学得怎么样，只要你的相对成绩在全班的最末四份之一，你就有可能完蛋。Jordan看我的尴尬模样，忙给我解释：“我知道你的数学不错，但是其它教授不知道。要让其它教授信服，你必须通过这门课。”我还有什么话可说，过鬼门关吧。
开学时正好Florida有一个会，开完会回来上课，已经是第三个星期了。渐近理论课的老师一进教室，先给每人发一张图表，上面列着学生成绩（不列名）在班上相对排名位置。老师提醒大家，成绩落在后面的同学要注意了，现在退课(drop out)还来得及，晚了就不好办了。原来美国学校有这么个规矩，在每个学期的前1/3学期，你如果对一门课没兴趣或者没信心，可以退课。退课就算你没选这门课，历史清白，要是不及格那就要进档案，就成了历史问题了。这要命的相对分简直象文革中一打三反搞红色恐怖嘛！别说那成绩掉在后面的，即使成绩在中间的也人人自危，心惊胆颤。你想想，现在成绩在中间，要是后面的都退了课，那我不就垫底了吗？情况确实是这样，我第一次上这课时，一百来人的大阶梯教室人挤得满满的。然后学生一次一次地减少，最后只剩下55人。
第一次小考，我的成绩就落在中间偏后。一看那排名图表，心里直打鼓。不退课吧，要是期末成绩掉在最末1/4，怎么办？退课吧，不光是我自己丢脸，也给Jordan丢脸呀。上完课回办公室，电梯上看到同系的一位美国女研究生，眼泪汪汪的，模样十分可怜。她平时可是嘻嘻哈哈的，从来也不知道忧愁的人哪！下一次上课，她再也没有出现。想来想去，我还是决定不退课。后面还有好几次小考和最后的大考，虽然我第一次考得不好，还有可能追上去。想想当年跑长跑，我第一圈总是落在后面，往往到最后一圈才一个冲刺追到前面。人生的道路也差不多，咬咬牙也就挺过来了。就拼它一回吧。那一个学期的滋味真是不好受，不管怎样，鬼门关过了。
总算过了第一学期，万事开头难，以后的日子，大概会好过一点。谁知道，又出了飞来横祸。
一天，老板突然接到MIT的international student office（国际学生办公室）来的电话，电话中说，我在MIT念学位是非法（illigal）的, 我的身份必须先转成学生身份才能继续学习。她告诉我老板，根据一项美中两国政府间的协议，访问学者转学生必须有中国单位同意证明美国移民局才能批，不少中国访问学者都拿到了证明，这个不难，建议我也去办一张证明。中国单位同意证明？这对其它人也许是轻而易举的事，对我比登天还难呀！老板急急地赶到国际学生办公室，向她说明了我的具体情况，并告诉她，如果我离开MIT，对MIT的GPS项目将是灾难性的(disastrous)。国际学生办公室的人员实际上是美国移民局派驻MIT的代表，她把我也叫到办公室，很为难地告诉我，她同情我的遭遇，但她不能做违法的事。如果我拿不到国内单位的同意证明，那我必须退学。然后她又告诉我，有一条合法但是充满风险的路，那就是离开美国，到第三国重新申请以学生身份入境。当时有不少中国的访问学者到加拿大或者墨西哥用这种方法换成了学生身份。到加拿大或者墨西哥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一旦美国驻那里的大使馆拒签，他们还可以回来想其它办法。因为从美国去加拿大或者墨西哥，回来是不需要美国签证的。她告诉我，美国驻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大使馆已经发现了这个漏洞，现在这条路已经基本走不通了。唯一的办法就是到欧洲的美国大使馆去申请，很少有中国访问学者敢冒这个险, 因为一旦美国驻那里的大使馆拒签，他们就回不了美国。她警告我，你可要好好想想清楚，一旦决定(commit)冒这个风险，可能就再也回不来了。
我现在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哪怕是一条稻草绳也要抓呀。正好当时在英国爱丁堡有一个国际学术会议，老板知道我决心冒这个风险，不但支持我去，他也去那儿陪我开会。最困难的是把这个风险告诉太太，她不一定能承受这么大的压力，但我又不能不告诉她。那天晚上，我对太太说，先不要急着帮我整理行装，明天我要走了，有些事我要跟你好好交代一下。太太不知道我要说什么，但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当我告诉她思想上要做最坏的准备时，她完全震惊了。我对她说，这一年来你什么样的苦都受了，因为我们最穷，处境最狼狈，被人嘲笑，被人看不起。但是毕竟是两个人在一起承受，可以互相鼓励，互相支持。晚上回来，还有个人听你发泄发泄心里的苦闷。如果我一旦回不来，你只能一个人承受生活，经济和人言的压力。特别是我回不来这件事本身就是个特号新闻，我可以想象你会经受什么样的风言风语。在美国每个人都有很大的压力，有的人只有嘲弄其它处境比他更糟糕的人心里才好受些，我也说不清这是一种什么心态，世界上什么样的人都有。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顶住。心里难受时，你就想象我坐在墙角，就对着墙角狠狠地发泄吧。一旦签证失败，我只能从英国回上海。我会从单位退职，以自由人的身份申请来美求学。同时我会经常给你写信的。不管生活再艰难，你只要想到在大洋彼岸有一个人正在奔波，总有一天会赶到这里和你共同分担生活的压力，你就会平静下来。我就是这个倔脾气，好好对我讲道理时是个很好说话的人，一旦用行政手段来压制我时，越是不让我念学位我就偏要念。我很难想象那一晚上太太心里是什么滋味，她一晚上没睡好，当然，我也没睡好。
第二天，起了风。当我离开家走向地铁站准备去飞机场时，什么话也没向太太说。我想，不管我说什么话，她都会受不了的。风越刮越大，我忽然想起了二句诗，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怎么搞的，想起视死如归的荆轲了？我可不是去刺秦王，我要复还，还要念MIT的博士呢！在飞机场出境处，当我看着海关人员把那张附在护照上可以返回美国的白卡片(I-94)取下时，心里一片茫然。是祸？是福？谁知道呢！不管怎样，我已经在法律上正式离开美国了。以后还能不能申请到那张可以进入美国的白卡片，全凭运气了，我真希望那个拍苍蝇的小子少抓一次苍蝇，把那次运气让给我。
在爱丁堡开会时的心情可想而知，不说也知道。会议的日程表很紧，我们只能出钱委托当地一家旅行社去伦敦美国大使馆代办签证（这钱是MIT老板付的）。每天下午，最提心吊胆的一件事就是打电话问那家旅行社结果如何。在会议结束前一天，旅行社告诉我们，签证办妥了。天哪，上帝哪，运气守恒，运气守恒哪！
（七）
又回到了Boston，见到了太太，简直象在做梦。现在，我不再发愁身份问题，可以安心学习和工作了。然而，还有一桩心事始终萦绕在我心间，无法摆脱。什么事呀？一桩接一桩没完没了的，你是不是得了忧郁症？就是我公派出国的事。虽然这个公派是单位作为用行政手段不准我一个人念学位给我的一种补偿，他们实际上是舍不得我，是爱我爱得太深了。当时我对单位领导这种一厢情愿的算盘是完全不知情的。当然这种强制的行政手段太粗暴，很过分，效果适得其反。如果换一种怀柔的办法，结局可能就完全不同。虽然我经受了绝大部分出国人员难以想象的压力和困境，吃足了苦头，现在回过头想想，自己也有对不起单位的地方。宁可别人负我，不可我负别人。这是从小以来家里教育我们做人的准则, 就是这准则害得我终日不得安宁。我做出一个决定，把所有公派的钱退还给单位，同时办理退职手续，不再让单位背包袱，这样我心里也平静些。
友人们听说我这个惊人的决定，觉得不可思议。他们劝我好好想想，这儿不少公派出来的人，他们的单位待他们要好得多，要延长就延长，要转学生就转学生，最后照样留在美国不回去，也没听说有一个人把公派的钱退回去的（包括我单位那个给我上政治课的）。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的处境和经济状况都比你好得多，他们都不退，你这是何苦呢？我感谢他们对我的关心和劝告，不过，我还是愿意按自己的准则做。不就是几千美金麽，少了那点钱饿不死人，我不想为这点钱难受一辈子。就这样，来美国一年多省吃俭用，没看过一场电影，没上过一次馆子（外出开会时除外），没去过一个游乐园，当然更没钱买车，为了省5毛钱车票宁可走2个小时,结果不但没存下一分钱，还欠了一屁股债。因为一还钱，第一年等于没有一分钱收入，还把生活费赔进去了。直到来美国两年后，我们还清了欠债，才和刚到美国的中国人一样，从零开始打拼了。
开始念学位一年后，Jordan当了我们系的系主任，工作繁忙，他没有精力带研究生了。正好，系里新调来两位教授，Jordan就把我转给新来的教授带了。一年后，我协助新导师干出了两桩轰动这个领域的成果，一时声名大噪。可惜，新导师的心胸远没有Jordan宽广。他不但没感激我的辛勤工作，反而耽心我可能会成为他今后潜在的竞争对手，从而影响到他在这个领域的地位。于是，他想趁早把我从这个领域排挤出去。这样开始念学位两年后，我在MIT的日子从天堂跌进了地狱，这是另一个长长的故事了。其实美国的教授中也是什么样的人都有,竞争社会嘛,这种事也难免。
几年以后，我已从MIT毕业再从工作单位赶到Boston参加毕业典礼（MIT规定5月底之前毕业的参加当年夏天的毕业典礼，6月以后毕业的参加第二年的毕业典礼）,太太也陪我飞到了Boston.当我穿上那黑色的博士服，带上那上面方方的，还挂着一条黑穗子的博士帽时，太太的眼眶里闪出了泪花，左一张右一张不停地对着我拍照。当年一起学习的同学也从各地来到了校园参加毕业典礼，大家相见后分外亲切, 说不完的知心话。
毕业典礼的重头戏是毕业生们排着长长的队伍上台接受校长发毕业证书，各系的系主任和请来的贵宾则坐在后面的观礼席上，Jordan也在其中。排在队伍中的我刚走上台，突然，Jordan从观礼席上冲下来，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了声“祝贺你”，然后返回了观礼席。我眼睛一下子湿润了，赶紧说了声“谢谢”，不知他听清了没有。 谢谢你，Tom！
附记：
历史真会开玩笑，我的国内单位出来到美国有几十个人，后来为了生活绝大部分都改行搞其它工作了，包括那位给我上政治课的，受尽磨难的我却阴错阳差地留在科研岗位。国内单位的老领导也退了下来，新领导接替了上去。新领导几次三番托人向我传话，“当时的事嘛……唉唉……是有点……那个……事情已过去了……你……那个……不要想它了……我们……唉唉……往前看，往前看嘛。你在大家心目中的印象一直都很好，大家都很想念你。今后不管你什么时候回国探亲，希望能到单位看看，我们永远是欢迎你的。如果能给大家介绍点国际上的最新科技发展动态，对你的老单位也是很大的帮助呀。”我还能说什么呢。谁叫我象一首流行歌曲唱的那样，“……心太软，心太软，心太软。”
很感人，主人公很让人敬佩啊！
佩服这位师兄啊。是的，虽然都是出国，但是其中的道路和心得不一样啊。我或多或少可以理解楼主师兄啊。不过，还是很感谢师兄，祝福你以后的路走好。
希望以后你能写出更好的帖子为后来者指导指导!
我很有心和你请教交流，因为我现在也有这方面的问题，我的联系方式是（EMAIL:baizhenggang@126.com）先表示感谢了！
怎么说呢，国外的中国人。有些人真的让人伤心!!来到美国才知道，才真的体会到，某些象牙塔里出来的，所谓精英，真垃圾！
牛人
学到很多东西，老觉得自己倒霉，其实是自己不够努力而已
不容易，国人有时是会很冷漠，在中国要不是被压抑了，要不就是既得利益者怕别人混的好，不要放在心上，老海龟就很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