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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药业的灰色江湖:北京职业试药人生存状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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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医药网 文章来源：新京报 2007-9-26 10:30:36 9月12日，在北京某医院内一些拿不出学生证的试药者央求医院能给他们体检表格，争取一次试药的机会 这是一个像矿工一样缺乏安全感的群体。 他们常年奔波于一些医院的实验室，为了数百元至上万元的收入，口服、注射那些本不需要的药物。 他们是职业试药人。 据专业人士介绍，试药人的安全系数是相当高的，进行临床试验的新药均已完成了动物实验、毒性实验等环节，疗效和安全性已达90%以上，因此，自愿试药者所承担的最大风险是来自个体差异。 但在医生和监管者看来，将试药当成职业却是不可取的，他们担心各种药物作用会累积，“到一定年限，容易爆发。” 对于职业试药人而言，他们在为新药研制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面临着来自体内的恐惧。 在北京，有这样一群人，为了数百元至上万元的收入，他们常年口服、注射那些他们原本并不需要的药物，做上市前的安全测试。他们是职业试药人。 北京有几十家医院经常试药，而职业试药者的数量，有人说有数千，有人说上万。其中，在校大学生是试药的主力军。目前，法律对该群体的保障相对较弱。 张可掀起衣袖，肘弯处密密麻麻的都是针眼。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在吸毒。其实，他只是一个职业试药者。 在北京初秋的太阳光下，张可在轻轻地发抖。“身体检查不出问题，就是虚。” 张可今年19岁，职业试药已有一年半。 据统计，中国每年有800多种新药上市。这些药在小白鼠身上进行毒性试验后，下一步便要在张可这样的健康受试者身上试验其安全性。之后，才在病人身上试验疗效。行内人称，职业试药者至少有数千人。 张可自嘲道，他也是一只“小白鼠”。他之所以愿意做，是因为每试一次药，都有数百直至上万元的酬劳可以拿。这是他的惟一收入来源。 假学生参加试药 试药时张可不但隐瞒自己嗜好烟酒，他的学生证也是花了200元托人办的，使用假证试药在业内已不是秘密。 9月12日上午7时，海淀区花园北路某医院门诊部2楼的走廊里，张可笑着对同伴说，“今天要试的药是治男性性功能的。” 任欣听到张可的话，扭过头，“你还真别说，我最近发现自己真有点不中，老婆很生气。”任欣是河南人，30来岁，自幼习武，两年前和妻子来北京做试药人。 过了8点，医生开始为入选应征者体检。院方只想要大学生，任欣面相较老，又拿不出学生证当即被淘汰。 在一名女医生面前，放着一大摞《知情通知书》。获得体检资格的人，大多看都不看，直接在《知情通知书》上签名。 试药者必须签署《知情通知书》，其出自《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该规范自2003年开始实施，目的就是保护试药者的知情权，也标明了院方的法律责任。 但张可却并不认为这份《知情通知书》有什么作用，每次几乎都不看，他说，“想做试药的人很多，你不做，马上有人顶。” 北京有几十家医院经常试药，而职业试药者有人说有数千人，也有人说有上万人。 “你抽烟吗？”医生问张可。 “不吸。”张可不自觉地握紧双手，他的右手手指发黄。 “喝酒吗？” “不喝，一点都不喝……” 事实上，张可好烟酒，在朋友中是出了名的。特别是在网吧，他是一根接一根地吸。上完网，通常他会喝上两瓶啤酒，再蒙头大睡。 “你们不要隐瞒，要对自己负责。”医生边说话，边在张可体检表上各项生活习惯后画着对勾。 事实上，张可不但隐瞒了自己嗜好烟酒，他那张紫红色封皮的学生证，也是花了200元托人办的，因为在校大学生容易获得试药机会。用假身份证、假学生证参加试药，在行内已不是秘密。 量完血压后，张可去做心电图。等了十来分钟，快轮到他时，一个男医生扶着一个20岁模样的男孩走了进来。 “借光，借光，这人情况比较紧急。”医生向大家频频点头示意。 “他也是试药的，抗抑郁症的，现在身体反应太激烈了，需要观察。”医生说。 等待做心电图的试药者都看着这男孩，说不出话。 “带头大哥”控制北京试药信息？ 据说，北京试药业是由五六个大中介掌握试药信息，他们收取医院的报酬，同时试药者也要交付一定费用给他们。 张可原本是来北京创业的，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他成为一名职业试药者。 两年前，张可从高一退学，带了一万多元，离开浙江桐庐来到北京，和一些同龄人筹办快递公司。不到半个月，公司关张。迷惘中，张可迷上了网吧。期间，一名网友介绍他走上了试药路。 自从认识文飞后，张可才知道，试药业原来是由不同等级的中介组成的一个网状形态。 文飞是一名中介。他打个电话，就能喊来十几个试药者。毕业于北京一所二流大学的他做试药中介已近两年。他自称自己只能算中介链中的低端。 文飞说，在他上面还有“带头大哥”，也就是试药业的大中介。这些“带头大哥”在多家医院拿下试药代理权后，向文飞这样的小弟，发布试药信息，再由文飞等小中介负责找人。 文飞和其他试药者一致透露，北京试药行业是由五六个这样的“带头大哥”组织而成。经常接近这些“带头大哥”的文飞说，“一般的三甲医院，没有10万元以上的活动费用，是不行的。” “医院一般不许大中介向下线索要中介费。”文飞说，因为医院会给大中介报酬，每找来一试药者，“带头大哥”可获得数十元。 而事实上，除了医院支付的报酬，“带头大哥”还会向文飞这类的小中介收钱。文飞在向试药者提供信息后，一般收取试药报酬20%的费用，并将其中一半上交给“带头大哥”。 “但我自己试药就可以不用支付给任何报酬了。”文飞一边做着中介，一边自己也进行试药。 张可是文飞下面的小弟。张可试药久了，也以此方法向其他刚入门的同行介绍信息，并抽取20%的报酬。于是，试药链的环节就这样一节节地形成了。 但北京医院方面否认试药信息是通过中介发布。 9月12日，记者根据张可提供的信息，来到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花园北路的某医院，以试药人的身份，参加了一次体检。 在体检之前，张可低声告诉记者，医院会询问是否经中介介绍而来，“你就说，是同学在附近学医，对你透露的。否则就会失去试药机会。” 当记者向该医院一位试药现场负责人询问此事时，他说，该试验室拒绝中介发布试药信息，但对于试药信息如何披露，这位负责人不做说明。 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医院都将信息委托给了大中介。像协和医院的试药招人，便是由医院工作人员直接与每个试药人联系，杜绝了中介赖以敛财的可能。 文飞说，但这样的医院，目前少之又少。 试药业的灰色江湖 在体检情况差不多的情况下，“带头大哥”可以代医院决定试药者人选，出现试药纠纷时他们还会用武力摆平。 文飞的“带头大哥”姓张，掌握着北京多家医院的试药信息。 对于这些“带头大哥”所具有的能量，记者接触到的试药者都这样描述：在体检情况差不多的情况下，他们可以代医院决定试药者人选。 “如果没有中介，你自己即使知道试药信息，体检通过了，大多时候还是进不去。”试药者顾某说。 在这些“带头大哥”之间有着不成文的协定，一家医院通常由一名“带头大哥”负责。而文飞等小中介在不侵害自己上线“大哥”的利益时，可以为其他“大哥”找人试药。 去年冬天，文飞因经验不足而踩了界。他找到两人去试药。但他们告知已答应去另一个“大哥”负责的医院进行试药。文飞便承诺少收他们的回扣，将两人留下。 没过几天，文飞接到恐吓电话。并在之后的一个黄昏，一群男青年于路边拦下文飞，对他拳打脚踢。当文飞抄起一块砖头后，对方才散去。 最近的一场冲突更在行内引起轩然大波。8月，海淀区某知名大学医学部附属的实验室内，几名试药者发现自己交了20%的中介费，而其他人只交10%，就找介绍自己的试药者去理论。 发生争执后，试药者殴打了中介。被殴的中介又联系“带头大哥”，报复了那几个试药者。此后这样的报复性殴斗又各轮番进行了一次。 那天，在实验室里共发生了四次殴斗。试药者们有的被打伤，有的被打跑。结果，医院只好停止试药工作，并与之前合作的“带头大哥”解除了合作关系。 这家医院试药机会很多，文飞说，他的“大哥”张某就想和这家医院有业务联系，但生怕和退出的那位大哥起冲突，所以一直没有进展。 “这些药里有我的贡献” 凡是心脑血管和癌症类的药物，副作用最大，酬劳也最高，有时可拿到1万多元报酬，最便宜的则只有300元。 自己究竟试了多少次药，张可也不记得了。试药的副作用，在他的回忆中，就是头晕和恶心。张可说，“头就像大了一圈，想东西想不起来，想问题越想越乱。” “还有就是恶心，”张可说，医院配的专用餐吃下去，就像一只猫在胃里，又像一块石头一样窝在里面不消化。 在北京市各大医院进行临床试验的新药，都必须通过药监部门的药检，其疗效和安全性都超过了80%。但试药毕竟是个危险的行当。张可常常梦见在惨白的病房中接受抢救，惊醒后，是一阵接一阵的心悸。 今年年初，张可试了一种胃药。当时，一个病房的人服药后都上吐下泄，胃部剧痛和痉挛，他们在床上缩成一团。 “医生说这个很正常，为了拿到试验数据，我们还得继续服药，吃饭。不能退出，退出的话，医院想给你多少钱给你多少，太不划算。” 入行比张可早的文飞经历了更恐怖的试药体验。前几个月，他在海淀区某医院试验一种降血压药。当针剂打入体内后，11个健康受试者的低压很快降到50左右，4个马上被抬去抢救，剩下的留待观察。 行内都知道，凡是心脑血管和癌症类的药物，副作用最大，酬劳也最高。有时候，住院试药半个月，就可以拿到1万多元。也有最便宜的，打一针，十分种内看一下皮肤的反应，给你300元。 有的“大活儿”钱再多，张可一般也不敢去接，“我才19岁，还没结婚，我要为以后考虑。” 文飞也有自己的原则，每次试药时，他都会认真看知情书，只要副作用伤害大脑和性功能的，他坚决不做。 今年三四月份，文飞有个试药机会：利用微创技术，将一块芯片放入胃部检测数据，一个星期给一万多元。“我马上就说不干，我身体是父母给的，不能这样折腾。” 试药久了，文飞对如何了解药的毒性大小有了自己的心得。他设计一套公式来计算毒性指数，“用酬劳除以天数，得出的数字越大，风险也越大。” 从张可试药之后，他每次去药店都会有种奇异的感觉。“我看到一个柜台的药，就会想这些药要多少人试，眼前会出现密密麻麻的人，一间又一间的病房。这些药里也有我做出的贡献。” “不想让任何人知道” 按照规定，每次试药需间隔三个月，而职业试药人至少一个月试一次，出于自卑，他们也不会在业内交上朋友。 做了中介之后，文飞发现，在校大学生成为目前试药的主力军。文飞多次在试药过程中遇到在校生，他们有的为了补贴生活，有的为了挣钱给自己充电，甚至有的仅仅为给女朋友买部最新款的手机。“他们多是因为贫穷。” 安徽省药监部门一位官员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在中国，参与I期试药的人群目前主要有三类，一是学生人群，二是医护人员，三是无业者。其中，大学生群体是最理想的优质试药人，身体情况、文化素养等各方面条件都是最佳，做药物试验时会首先考虑从这部分人群中选择志愿者。 在一次试药体检现场，记者看到数名30多岁模样的男子，冒充学生前来试药。他们手里拿着20多岁的身份证和学生证。在被院方识破淘汰后，一位男子告诉记者，他来自河北张家口的农村，是借来的证件，试药为了挣钱回家盖房子。 按照有关规定，在三个月内参加过试药的人，不能再参加下一次试药。但对于职业试药人来说，这样的频率远远不能满足生活之需。他们至少一个月试一次药。 有时候，医生会告诉大家，职业试药不是个好事儿。“试药对肝肾功能影响最大，各种药物作用是会累积的，到一定年限，就会爆发。” 文飞试药的频率属于中等，一年试十次左右，再做个小中介，一年可以有三四万元的收入。但他是个“月光族”，经常边数着仅存的零钱，边打听新的试药信息。 在这行，文飞说，他也不会再交什么朋友。“没有一个同学知道我在干这行。这不是我的工作，我不想让任何知道我真实姓名和家乡的人，知道我在做这个。” 亟待健全试药法规 来自职能部门的监管，在法律专家看来仍存在空白。目前的“规范”不具强制作用。 “自从现代医学在西方诞生后，试药就一直没有停止。”龚拥军，南京建康律师事务所律师，曾因代理江苏省首起人体试药案，之后常在医疗和药监领域办案。 上世纪80年代，龚拥军还在医学院校读书的时候，就做为健康受试者，参加过试药。“我们学医的，都把这样的机会当做为科学献身，从来没有人想过以此牟利。” 但随着大量新药的上市，试药人不像先前那样容易寻找，于是在上世纪90年代，出现了大量职业试药人。 龚拥军和北京律师协会医疗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陈志华都表示，中国需要更详细健全的法律条文来保护试药者的自身权益，以及对该行业的监管。 来自职能部门的监管，在法律专家看来仍存在空白。目前，国内规范试药行为的只有一部《药物临床实验质量管理规范》。“该规范并不具备强制作用，我在打官司的过程中，只能援引人身侵害方面的法律。”龚拥军说。 而在西方，对试药人的保护法律非常健全。以美国为例，新药平均研发费用为9亿美元，其中人体实验环节就占了40%。而且，医药公司必须签订保险合同，不但要为受试者试药期间的不测投保，日后产生的毒副作用，也在保险范围内。 龚拥军说，“因为，国外医药公司在中国试药，其数据有时候在其本国国内是可以通用的。所以，中国更需要加强相关的法律建设。” 对于法律空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政策法规司一负责人表示，按照现行法律法规，药监部门只能核定医疗机构是否有试药资格，并对试药项目进行批准和备案，“对试药过程的监管，应该由卫生部门负责。” “反对把试药当职业” 龚拥军认为，“试药并不可怕，但以试药为职业，就是在拿生命开玩笑。” 龚拥军认为，职业试药人跟以前的“职业卖血人”很类似，都是以明天的健康换今天的钱，“我反对把试药当职业”。 陈志华和龚拥军都认为，政府应该从第三方介入，来保护临床试药者的利益。尤其是健康受试者，为了赚钱，面对医院更为弱势。“国家不能坐视一群年轻人以试药为生。” 但医学的发展，又离不开健康人体的试药。龚拥军认为，遵循医学常识的“试药并不可怕”，但“以试药为职业，就在拿生命开玩笑。” 龚拥军建议，有关部门可以通过建立试药人数据库，严格身份核查等手段，杜绝职业试药人这个灰色的群体。 目前，试药人张可住在通州梨园地铁站附近的一间地下室内，月租150元。他觉得自己没文化，又不想去打工，“出力气一个月赚不到一千，还不及试次药赚得多。” 但是他也害怕。害怕拿到试药酬劳，在跨出医院大门后一头栽倒，可能就没人管了。每天夜里睡觉，他会想是否还能见到明天的太阳。 于是，在不上网的日子，他会换上球鞋，走上地面，在人行道上跑步锻炼，“运动能安慰一下自己”。 (文中试药者姓名皆为化名) -名词 解释试药 每一种新药在批准生产、推向市场使用之前，都必须要经过动物试验、人体试验。人体试验一般要经过Ⅰ、Ⅱ、Ⅲ、Ⅳ期。Ⅰ期试验在健康人群中间进行，其他三期则在病人中间进行。 职业试药人就出现在Ⅰ期人体试验中。 据专业人士讲，能够进行临床试验的新药，均已完成了动物试验、毒性试验等临床前的环节，药物的疗效和安全性已证明了80%以上，因此试药人的安全系数是相当高的，自愿试药者所承担的最大风险是来自个体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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