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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诺德树木园与中国现代植物学

作者：胡宗刚
转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2373c30100ugad.html

杰克在给中国学生授课

民国时期的中国植物学与美国阿诺德树木园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首先，中国植物学开创之时，第一代植物学家，有不少是在阿诺德树木园接受培训，他们回国之后，加快了植物学研究事业的建立；其次，中国植物学在发展过程之中，与阿诺德学术交往频繁，得到其资助和指导，为中国植物学赢得国际声誉，有甚多帮助。反过来，阿诺德树木园在与中国植物学交往中，也得到甚多植物种类和植物标本，丰富其研究。

中国植物学在建立之时，当以研究中国植物为要务，以求利用植物资源，改善日益式微的国计民生。而此时，西方植物学对中国植物已有甚多研究，阿诺德树木园致力于东亚植物研究已负盛名，自然吸引中国留美学生的向往。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始建于 1872 年的，首任主任萨金特（C. S. Sargent 1841- 1927年）在建园之初，对北美乡土树种的研究，初步奠定阿诺德的声誉。随后他又对亚洲温带地区木本植物进行了更广泛的研究。在哈佛大学植物学家格雷（A. Gray 1810-1888年）研究的基础上，萨金特对东亚和北美东部之间植物区系的进化关系，以及亚洲植物在波士顿的栽培潜力方面产生了兴趣。1892年，萨金特亲自赴日本研究植被，为树木园收集观赏物种的种子和插条。1905年，其聘请威尔逊（E. H. Wilson 1876- 1930年）代表树木园前往中国中部采集，大获成功。于是，树木园在同行之中研究东亚植物的名声大振。威尔逊采集到的标本，其鉴定工作大部分由植物分类学家雷德尔（A. Rehder 1863- 1949年）担任，他从1899-1949年的50 年间一直是阿诺德树木园的分类学家。还有杰克（J. G. Jack 1861-1949年），他自1886-1935年一直为树木园工作。在为树木园的50年里，杰克担任各种不同的工作，包括核实植物鉴定、监管活植物的健康、带领公众游览，以及为来自哈佛大学和其他大学的大量学生授课。1905年他自费去日本、韩国和中国为阿诺德树木园采集野生和栽培植物的种子。杰克除了为树木园收集物种外，还在伯西应用生物研究所担任林学的授课工作，该研究所是哈佛大学生物学研究计划的一部分，与树木园毗邻。1908-1939年间，该所以其在植物和动物遗传学领域上的研究而闻名于世。

被誉为中国近代植物学奠基人有四位，其中三位在1915-1925年间就读于伯西研究所。第一位是陈焕镛（1890-1971年），他1915年来到波士顿学习树木学，在伯西研究所的4年他主修了杰克教授的4门课程，杰克也因此成为他的良师益友。1919 年陈焕镛从哈佛大学毕业，获硕士学位，并得到了一个旅行奖学金，萨金特鼓励他去中国海南岛采集植物。其他二位曾就读于伯西研究所的中国植物学家，一是钱崇澍（1883-1965年），他于1915年进入研究所，1916年归国。钱崇澍尚在美国时，即发表《宾夕法尼亚毛茛两个亚洲近缘种》，这是中国人发表的第一篇植物分类学文献。一是胡先骕（1894-1968年），1923年秋季入学，1925年取得科学博士学位毕业。胡先骕1916年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士学位后回国，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及其后之东南大学任教，并任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植物部主任。其时，认识陈焕镛。陈焕镛鼓励他去哈佛大学获得更高的学位，遂向树木园介绍。1923年胡先骕追随陈焕镛足迹，在杰克门下，也攻读4门课程，并与杰克结为知己。胡先骕于1924年获得硕士学位，1925年获得博士学位。此为中国学者获得哈佛大学植物学博士学位第一人，其论文是《中国有花植物属志》。与此几乎同时，在树木园留学还有两位中国植物学重要人物：一为钟心煊（1893-1961年），1916 年进入研究所，1920 年毕业。一为陈嵘（1888-1971年），1923来此研究树木学，1924年获硕士学位。

1920年陈焕镛在海南岛采集植物标本之后，即往南京，任教于金陵大学。1922年出版《中国经济树木》一书，这是由中国植物学家所撰写的第一本英文植物学专著。其后又改任东南大学教授。1929年往广东中山大学创办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任所长二十余年。胡先骕回国之后，继续任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植物部主任，1928年北上创办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此后主持该所二十年。钱崇澍回国之后，先后任江苏甲种农业学校、金陵大学、北京高等农业学校、、清华大学、厦门大学等。胡先骕北上之后，钱崇澍任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研究教授兼植物部主任，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

此三研究所与阿诺德树木园一直保持密切联系。1925年秦仁昌在安徽祁门采得标本中有新属永瓣藤属Monimopetalum Rehd.（卫矛科），即是将标本寄往阿诺德树木园，由雷德尔鉴定发表。1927年，秦仁昌在南京幕府山采集秤锤树（Sinojackia xylocarpa Hu），经胡先骕研究于1928年发表，此为中国特有植物树种，属野茉莉科（安息香科）秤锤树属（Sinojackia Hu），为中国植物学家发表的第一个新属，其拉丁属名即是为纪念其导师杰克。以上所举，仅为交往之中的实例。不仅如此，胡先骕与杰克之间在20世纪30年代仍然保持通信，探讨从时事政治到植物分类学，甚至哲学的广泛话题。1934年，胡先骕和秦仁昌（1898-1986年）、陈封怀（1900-1993年）合作建立庐山森林植物园。胡先骕于1935年8月6日致函杰克，明确表示他在阿诺德树木园学到的很多课程对建立植物园非常有益。“关于工作我有很多消息要告诉你。庐山森林植物园建设进展很顺利。主任秦仁昌先生去年冬天成功地寄出了包括很多珍稀种子在内的种子名录，包括安息香科木瓜红属的一个我即将发表的新种。去年8月植物园落成，这的确是一个伟绩。现在通过收集和交换我们已经收集到3800份种子。植物园在蒋介石的得力助手之一——陈诚将军的捐赠下建起了两个温室。我们理事会的一位成员承诺捐赠至少10 000元用于建造图书馆。尽管未知梦想能否实现，我现在仍尽力在筹备 500 000元的植物园建设基金。我们也正在向上级求助”

1935年阿诺德树木园主任由梅尔（E. D. Merrill 1876-1956年）接任，直至1946年。树木园在其主持之下，继续与中国植物学家保持密切合作。梅尔此前曾于1902-1924年间作为植物学家在菲律宾为美国农业部工作，作为植物学者，梅尔对亚洲植物非常感兴趣，自己曾出资与包括胡先骕和陈焕镛在内的许多中国植物学家建立了合作关系，资助他们的野外调查和建立标本馆。中山大学农林植物所在广东、广西的采集、静生生物调查所在云南的采集均得到梅尔的资助。双方合作办法是所采标本，赠送一份于阿诺德树木园。

1937年由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近代中国带来深重之灾难，对刚刚兴起之植物学事业，也带来沉重之打击。平津沦陷之前，静生生物调查所未作任何撤离准备；南京之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在沪宁战役之前，虽匆忙搬迁，也只是将主要物品运走，大量标本还是不得不留下，落入敌手，生物研究所后竟被日军焚毁。惟有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在陈焕镛未雨绸缪之下，在广州沦陷之前，将标本转移至香港。国人所开创之植物学研究机构几全遭毁灭，仅剩此一家。其时，远在美国之梅尔知悉中日开战之后，对中国植物学事业所遭不幸甚为同情，即对中山大学农林植物所标本命运甚为担忧，来函向陈焕镛建议，将农林植物所标本、书籍由水路运抵纽约博物院保存，待战后再运回中国，所有往返运费，阿诺德树木园愿为负担。陈焕镛一时无法寻得运输船只，只好作罢。然而，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也为沦陷，农林所标本再次受到威胁。梅尔依旧请陈焕镛将其运抵美国，还是因为运输原因，无法成行。陈焕镛为保全标本，只好忍辱负重，依附于广州的汪伪政府，将标本运回广州，得以完整保存。

胡先骕在中国创立植物分类学获得国际声誉，主要是因其与郑万钧一起鉴定了水杉（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 Hu & Cheng），并推动水杉在全世界的传播。1946年4月22日，胡先骕写信告诉梅尔，在四川省发现了一种新的裸子植物。同年下半年，胡先骕给梅尔寄去了两小包水杉的叶片和球果。在收到第二份标本后，梅尔开始对得到这个珍稀植物产生浓厚兴趣，于是与胡先骕进行了联系。胡先骕回信说，如果树木园能够支付考察队去水杉生长地的考察费用，那么他愿意为梅尔提供种子和标本。为此，1947年7月梅尔提供250美元，供郑万钧组织华敬灿等人员于是年8-11月前往四川采集考察。此次考察采集得到水杉种子约 2公斤和大量标本。1947 年12月24日，郑万钧给梅尔邮寄了一小包由华敬灿采集的水杉种子，种子于1948 年1月5日到达波士顿。梅尔于1月14日把种子送给阿诺德树木园，编号为3-48。一些种子播在繁殖温室，并在月底前就开始萌发了。另外一些种子，梅尔则将其分成 600 余份，分发给了世界各地的学者和研究机构，从此水杉传播至世界各地。

1940年代，在阿诺德树木园留学的中国学生，著名的李惠林（1911-2002年），1940至1942年留学哈佛大学，攻读植物学专业，他是继胡先骕之后第二位获得哈佛博士学位。在哈佛大学继胡先骕之后，获得植物学博士学位。毕业之后在美国宾州大学从事植物学研究，后来往于美国与台湾之间，研究台湾植物卓有成效。此外还有胡秀英（1910- ），其于1948年抵达波士顿并成为梅尔的研究生，即投入到水杉种子繁殖工作。其后，胡秀英在该园服务甚久，直至退休。

1949年之后，由于国际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中国与西方国家几乎断绝交往，中国植物学家与阿诺德树木园也失去联系。但是，树木园还是利用胡秀英私人关系，与钱崇澍、陈焕镛等取得一些联系。1956年梅尔去世，即是由胡秀英书信，才让中国植物学家所获悉。陈焕镛特写悼念文章，刊于《科学通报》。其文在回忆与梅尔交往之后，这样写道：“许多外国植物学家、旅行家、采集家们，为了他们所代表的政府或机关的利益，或是为了个人的名利，或是为了商业的盈利，走遍了我国的大地。梅尔先生同这些人相反，他在扶助中国植物分类学成为一个独立发展的本土科学方面出了很多力气。他为我们建立图书馆捐助许多珍本绝版的书籍和定期刊物，用所谓‘特别交换’为名义（实际上不希望得到相应的报答），供给大量有历史价值的旧标本，并慷慨把六十多年积累的经验介绍出来。”或者可以将此看作是阿诺德树木园与中国第一代植物学家交往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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