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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松：民间科学爱好者的行为及心理分析
田松[1]（发表于《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一期）
（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100871）
［内容提要］：民间科学爱好者是比较普遍的一种社会现象。作为在科学共同体之外从事所谓科学活动的特殊群体，他们并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业余科学爱好者”。民间科学爱好者的行为方式和心理存在很多共性，其最大的外部特征是不能与科学共同体进行正常的交流。他们具有偏执性的心理倾向，由此可以对他们的某些外在表现如顽强刻苦、自我崇高进行解释。他们的行为从外部看类似于行为艺术，从内部看，也可以解释为某种无意识的巫术心理。对民科现象做进一步的解读，可以为理解科学、公众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一个新的维度，也可为科学传播提供借鉴。
［关键词］：民间科学爱好者（民科）、科学与社会、心理、巫术、科学传播
由于偏执，由于无法进行正常的交流，民科对自己的处境，对周围的环境并没有清醒的认识。他们常常根据自己的意愿，改写所听到的内容，甚至把否定解释成肯定。比如赵兴龙说，北京林业大学刘家冈教授很支持他的科学活动，我根据赵兴龙提供的线索，与刘家冈教授通了电话，刘教授的确接待过一些从事物理研究的民科，有时也会些找人听他们宣讲，就像很多哥迷所要求的那样，告诉他们错在哪里。但是，刘教授说，从来没有发现有价值的思想。赵兴龙也不例外。赵兴龙还说浙江大学物理系沈建其博士支持他的研究，在他印发的材料中，甚至有一篇把沈署名为合作作者。我根据赵提供的电话，拨到了沈博士的宿舍，他的同屋说，沈建其从来没有同意过赵的观点。在赵兴龙印发的一期材料上，他宣称中共中央支持他，并在醒目位置提供了一幅照片，照片的内容却是他给中央某位领导发的一封特快专递的封套。只是他给人家发了一封信，还不知道人家看没看，就说人家支持他了。赵兴龙非常喜欢说某某教授看了他的材料说不出话来，他把这解释为对方不能否认他的理论，所以才哑口无言。
2，“全无敌”
民间科学爱好者坚信自己已经获得了巨大的科学成就，不愿接受任何反面的意见。而在他们遇到不能解释的反面意见时，他们往往不去正面回答问题，而是找出种种理由自我辩护。我曾在沈阳拜访过一位民科，他自费出版了一本名为《生命》的书，我在关于民科的系列文章中对他有过详细的描述。
“我们的谈话进行了近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中我用尽种种手段指出他的逻辑漏洞，希望他能有所反思，但是我遭到了彻底的失败。对于我的任何质疑他都能找到反击的借口。他时而相信此书能救苦救难，时而不在乎是否能得到俗人的理解，时而说自己达到了神佛的境界，超出了常人的理解范围。我深信，神人已经达到了全无敌的状态，百毒不侵了；他已经完全沉浸在个人的幻想之中，同这个他其实很想得到认可的世界不能有任何思想上的交流了。只能是他传道，他被崇拜，他自我修正教义，而不可能是他被别人改正。”[6]
我把这种永远正确的状态命名为“全无敌”，这是偏执心理的一种表现。对于他不能回答的质疑，他要么回避，要么转移话题，要么牵扯出新的理由。这里倒是可以应用拉卡托斯的“硬核－保护带”理论来解释。拉卡托斯指出：“经验不能否证理论，因为任何理论都可以通过适当地调整它背景知识，把它从经验的反驳中永远地拯救出来。”[7] 所以，民科几乎是不可能被说服的。在与赵兴龙先生的通话中，我发现他也处于全无敌的状态之中。
有些民科还喜欢给科学家找毛病，一旦找到一个，会把它极力夸大。其实很多时候完全是出于自己的误解。比如赵兴龙就找到了很多科学家的错误。其中一个是这样的：
2000年出现一个奇特的天文现象，十五的月亮十七圆。因为望的时刻发生9月14日（农历八月十七）北京时间3时37分，已经是农历十七的凌晨。赵先生说，这是错的，因为农历每天的起点是早晨5点，不是零点。所以9月14日3时37分仍然是农历八月十六，民间叫后半夜。[3] 对此，赵兴龙表现了超常的气愤，他在他散发的材料中写道：
有一年科学家提出“今年中秋，十五月亮十七圆”。科学家上了电视，报刊大量宣传，科学家成了名星。“外国月亮比中国圆”是臭知识。“十五月亮，十七圆”毫无疑问是对中国人民的感情损害。提出这个科学的科学家根本就不想一想农历的每一天开始于哪一个时间。不弄清楚农历的每一天开始于何时，怎么研究农历，怎么就随便上电视出风头、大讲“十五月亮十七圆”呢？
3，自大与悲壮
所有的民间科学爱好者给自己的成果赋予极高的价值。蒋春暄、庄严、赵兴龙莫不例外。比如发明地球抛月学说的冯宜全写道：“‘地球抛月学说已经揭开月球起源历史’，‘将是近代科学最伟大的发现’，‘应并获诺贝尔天体物理奖、瑞典克雷福特地学奖和丹麦安德森天体物理奖’。”[8]
民科表现出一种刻苦顽强、敢于牺牲的精神，他们的刻苦与牺牲远远超出了常人，甚至媒体中描述的陈景润和蒋筑英也未必能比。民科的个人生活大多比较糟糕。尽管其中有些人不乏才智，但是他们却不愿变通，不愿暂时放弃自己的“科研事业”，解决好生存问题。更多的民科无法融入社会，生存能力极差。有些人甚至放弃了个人生活，乃至倾家荡产、借债度日。
在2002年8月，北京国际数学家大会会场，我亲眼目睹了一位靠借债度日的哥迷，来自天津的农民刘先生，他的衣着就如一位正要出工的普通民工，我相信他已经把自己最好的衣服穿了出来。大会注册费几千元，很多民科自费参加，刘先生就是正式注册代表。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在找会务组要求安排小组发言，遭到了拒绝和推诿。组委会一位负责同志对我说：这次大会没有门槛，任何人只要交钱就可以注册参会。但是学术发言则要经过论文审核。很多刘先生这样的哥迷要求发言，都被拒绝了。刘先生对我说，没有人支持他的事业，借钱很难。但是刘先生却显得精神饱满，记得他慷慨激昂地表达了这样的意思：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你要是都想着自己，那国家怎么办？像哥德巴赫猜想，中国人不证，不全让外国人给证了？
民科的四处碰壁，不够宽裕的生活，反而使他们产生一种悲壮的感觉。他们常常把自己与那些被冷落的孤独的先知相比，与遭到迫害的哥白尼、伽利略和布鲁诺相比。比如冯宜全：
没有生活费和老冯所需的科研经费，冯家生活主要是靠老冯的妻子郑翠英一个人每月500多块钱的工资维持，“像我们这样贫困的家庭，唐山有几家？”对那段刻骨铭心的经历郑翠英回忆说，“老冯自学了30年，搞了20年科研，花了3万多块钱，全从我的工资中挤出来。20年来，我们没节没年没生日，每天我中午下班，他都伏案劳作，我就去做饭。我母亲是我们死硬的反对派，说人家都不搞的，这么多年你们还搞？总恼。我不是没脑子的人。就是因为他这科学很重大，如果现在不搞撂下去了，只能是国家的损失，我想的是这个。”[9]
这种说话方式，显然已经将自己比作被迫害的科学先知了。
4，行为艺术与巫术
冯宜全在《南方周末》上的报道引起了读者的反响，有表示支持的，有激烈反对的。支持者的意见反映了公众对科学活动的误解，反对者之中，一位贺承军先生指出：“对他的研究，我斥之为值得重视的思维习惯产生的毫无价值的垃圾。如果这种思维与文本还有价值的话，就是整体上类似于一场历时数十年的行为艺术——由他及其家人历时三十年、自编自导自演的关于‘科学研究’的行为艺术。”[10]
这个评价虽然刻薄，但是对于民科行为的实质给出了一个很好的比喻。很多民科的行为，确实让人有行为艺术的感觉。2002年，地震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挑战或者质疑相对论的文集《相对论再思考》，收入六十多篇“论文”。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
为了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推动相对论问题的学术讨论，自1999年9月起，“天地生人学术讲座”开辟了“关于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争鸣”系列学术讨论，已举办32次。2000年7月29－30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全国爱因斯坦相对论问题学术会议。会议代表除北京学者，还有来自上海、天津、广州、珠海、成都、贵阳、西安以及山东、山西、河北等地的学者。会议集中讨论了三个议题：（1）“光速不变原理”是否成立；（2）洛伦兹变换是否正确；（3）爱因斯坦相对论适用范围。会议讨论自始至终十分热烈，促进了不同观点专家间的认识、交流和团结。在代表们的一致要求下，会议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第二届全国爱因斯坦相对论问题学术会议，并成立了第二届会议筹备组；还决定出版《相对论再思考》论文集。
本论文集的编辑出版坚持百家争鸣方针，在保证一定学术质量的前提下，容纳各种学术观点。除了系列讨论的参加者和第一届会议代表所提交的论文，我们还扩大范围，邀请其他有独立观点的学者供稿。这样做的目的是想使《相对论再思考》成为近年来中国有关相对论研究中独立观点的一次集大成，以使广大学术界作深入讨论和进一步研究的参考。[11]
如果不了解内情，但看其序言本身，一般读者都会相信这是一部高水平的学术论文集。其实这是一部民科的文集，没有物理学意义上的价值。艺术家徐冰曾经用了两年的时间造了4000多个汉字，用这些汉字印成了一幅幅酷似线装书的纸页，它只是看起来像古书而已，因为里面所有的字都是徐冰自己造的，在字典里根本找不到。这部《相对论再思考》也只是看起来像是论文集。我想他们的讲座、讨论，会使他们产生更多的从事学术活动的幻觉和快感。更像是行为艺术了。
从局外人的角度看，民科的行为类似于行为艺术。但是从其自身看，则与行为艺术有着本质的区别。这是因为一个行为艺术家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知道自己在做艺术。而民科则认为自己所从事的真的是科学。在我看来，民科的行为有更多的巫术特征。
物理学家费曼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二战结束后，南太平洋某地土著中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祭拜仪式。他们在原来的美军机场旁盖了间小茅屋，屋顶插着几根竹子，还有人坐在屋里，头上绑着两块木头。大概还会有人手举小旗在机场上跑来跑去，不停地仰望蓝天。这个场面一定让人类学家感到兴奋，而谜底却让人啼笑皆非。他们是在等待飞机。他们在战时看惯了美军飞机降落的场景，也常能分到机舱里卸下的东西。美军撤离后，这些好处便再也没有了。于是他们用木块来模拟耳机，用竹竿来模拟天线，重复他们所观察到的美军的操作过程，期待轰隆隆的飞机从天而降。[4]
民科的行为与此相似，他们模拟科学共同体的某些行为，写论文，进行学术讨论，参加学术会议，在论文的写作上也尽可能地模仿，比如内容摘要、主题词、索引、致谢等，一应俱全。一方面，通过这种模拟，他们能够获得一种替代性的满足，就如唱卡拉OK一般模仿歌星一样；另一方面，他们认为这种方式真的就是他们所模仿的内容。
巫术不仅是原始人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现代的所谓文明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也难免会求助于巫术。人类学家把实行巫术的途径分为两类，一类通过模拟，一类通过感染。
传染类巫术希望通过与对方有关联的物品对其行为进行控制，或者获得与之相似的性质。比如原始人把老虎皮披在身上，就以为自己可以获得老虎的威力。而如果用一个老虎面具带在头上，则属于模仿。再如果这个面具上装饰上真正的老虎须，便把两者结合起来了。
民科的巫术也是如此。比如冯宜全认为：“任何学说一经正式出版就是科学权力的公认，就是永久性的科学文献，这与其价值公认毫不相干。我在学术界不断发展，在科普界和报刊界不断地做科普介绍，了解的人多了，不就形成一个科学理论啦？”[12] 赵兴龙先生不断地到各大学散发材料，宣讲他的理论，认为这样就能潜移默化北大浙大的教授。以提出人类体质进化新说的而知名的民科朱海军也有类似的行为和看法。显然，民科不仅希望通过这种模拟而获得替代性的满足，更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被科学共同体接受。这是一种不自知的巫术。这种巫术是针对科学共同体实施的。
而在赵兴龙散发的资料中，还可以看到另一类具有巫术心理的句子：“正月初一至初八，推着黑板在五马街向群众讲解创新科学。初九停讲，即发生了二·二四民航客机坠落温州的空难。……预定到杭州讲学，二次均未能成行，发生龙港大桥被撞断，金温铁路塌方，火车出轨。”[13] 这类句子非常之多，显然，赵兴龙先生已经把自己想象成为一位能够感动天地的重要人物了，并不是所有民科都有这样的想象力的。当然，要更深入地分析赵兴龙心理，还需要借助更深入的访谈。
三，结语
民间科学爱好者问题是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其中纠结着科学与大众传媒、主流意识形态、大众语境、公众心理及个体心理多方面的关系。而从社会生态学的角度看，个体心理的生成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外在生态的塑造。在这多方面的关系中，前面诸种因素构成的生态环境对民间科学爱好者的影响力是强大的。因此，从社会生态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可为我们对民科的行为及心理做进一步的解读。
在《民间科学爱好者的基本界定及其成因分析》中，对民科形成的社会背景进行了一些分析。现简述如下：
作为一个在科学共同体之外从事所谓科学活动的特殊群体，民间科学爱好者生存方式和精神状态令人困惑。他们能够数十年如一日，过着艰难困苦的生活，几乎没有物质追求，常被视为纯粹的理想主义者。这可以从他们受教育的年代可以寻找到答案。从科学爱好者的教育背景上看，他们往往没有接受过自己所献身领域的专业训练，也没有通过自学对其所从事的那个领域达到深入的了解。但他们基本上都受过理想主义教育并经历过1980年代中国“科学的春天”，有着牺牲与苦行的精神动力。
长期以来，对哥迷及其它民科的正面报道在大众传媒上时有出现。这些文本记录了民间科学爱好者的个人信息以及他们理解和从事科学活动的方式。从这些文本中可以进一步发现，能够被民间科学爱好者作为献身对象的科学领域总是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和意识形态价值的那些，只有这些领域能够满足他们的争光理想，当然，也只有这些领域能够为其所知。
同时，传统科普传中的特定导向及其与某些意识形态的结合所构成的大众语境也对民科现象的形成起到助推的作用。以《十万个为什么》为代表的传统科普是以普及具体的科学知识为主要目的的，很少涉及到科学共同体的科学活动。偶有涉及，也常和大众传媒一样，给出某些模式化的描述。比如，在科普书刊和大众传媒上，流传着有很多科学天才灵机一动或者灵光一现做出重大发现的故事。从“阿基米德的浴缸”到“牛顿的苹果”、从居里夫人的“百炼成镭”到“六六六”的发明……等等，这类故事符合“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失败是成功之母”等民间格言，也与苦行和牺牲的精神相吻合。但这些描述把科学发现的丰富过程简化为最后一步的灵感与机遇，简化为拍脑门出点子；或者更多地强调培根式的归纳法发现模式，因其忽视了深层的在先的理念，使科学发现蜕变为简单的技术劳动。这些叙事模式因其存在着对科学活动的某些误读，甚至其个案也为科学史学者所质疑[1]，但因其富有戏剧性，或因其符合意识形态话语，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因而这类故事不断产生，不断流传，已经成为传媒及受众潜意识中的思维方式，成为大众语境的一部分。这样，大众语境对科学活动的误读，与某种意识形态背景结合起来，就造就了轰轰烈烈的民间科学爱好者群体。苦行与牺牲为其行为提供了意识形态的正的价值，铁杵成针与灵机一动之类的叙事原型为其行为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合理性。民间科学爱好者一面年复一年地打磨铁杵，一面期待灵光降临。
时至今日，这种语境依然存在,由于主流意识形态的长期肯定,具有强大的惯性。这使得民间科学爱好者常被看作具有献身精神的理想主义英雄。很多人即使在表示批评时也要强调，他们的精神是好的；科研机构也不愿直接否定他们，更倾向于委婉地推托；相反，民间科学爱好者及其同情者则常常理直气壮地指责科学共同体在打击人民群众爱科学搞科学的积极性。
民科现象作为一种存在着的社会现实，对其视而不见或者简单地斥之为荒谬都不能解决问题。作为社会问题，民科现象也不是孤立的，他与社会的方方面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社会各界都有不同程度的支持者。这反过来意味着，民科的深层心理正潜伏在社会的大众话语系统和意识形态之中。因而，有必要从学理的层面上对这一现象进行深入的分析。正如一个特殊的病例会使医生对人体有特殊的理解，同样，对民科进行案例分析，可以对民科所纠结着的问题有深入的了解，既有利于我们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也可以为将来的科学传播提供借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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