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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应着重体制建设(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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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建设成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这是很好的愿望，我国国力发展到今天，也应该将此提到议程上。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如果不能在学术体制及激励体制建设等方面加以改革，世界一流大学或许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建设顶尖研究中心与开展国际专家评估 近几年，我国对建设国际一流大学的决心很大，因此对科技经费的投入力度也越来越大。如何有效地利用科技经费取得国际一流的研究成果，使之达到最大的产出效益，就越来越受到关注。在这一方面，国外科研资助机构的成功经验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与借鉴。 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首先应提供专门资助，用以建设一批顶尖研究中心。在瑞典，重要的科研基金机构都设立了对顶尖研究中心的专门资助，尽管各个基金会的资助各有特点，但他们对如何筛选受资助研究中心有一个共同原则：在某个聚集环境（通常是在同一个大学内）某个研究领域具有顶尖水平，可以建立一个能得到国际上认可的顶尖研究中心（通常是由同一个大学的若干个学术团队自由组合而形成足够“动能”的联盟体）。这种资助一般是5年，资助的力度一般都在5000万元人民币以上。 比如，瑞典隆德大学目前受资助的有2个支持产业化导向（VINN）的顶尖研究中心、2个支持基础研究（Linnaeus）的研究中心以及4个支持未来战略重要研究（SSF）的研究中心。在一个资助周期之后，就要重新进行申请，与全国所有大学所有学科竞争有限的名额。这就需要保证所申请的研究内容不仅仅要比国内的同类学科出色，还要比其他学科更具有重要性及在国际地位上的优越性，这有利于学科的不断更新，把握国家需求及国际研究的最新热点，从而有效地形成“优胜劣汰”机制，不断进步。 再比如，瑞典皇家工学院的一个SSF研究中心在资助周期之后未能拿到新一轮的资助，但最近转而拿下了Linnaeus研究中心的资助。美国也有各种类似的机构。相对于国内很多几乎永久受资助的实验室，欧美国家这种受时间限制的资助更具有竞争性，促使各研究中心不断向前，争取持续领先地位，同时也保证国家的研究经费能投入到最重要的卓越研究领域。当一个高校拥有10个这样的世界一流的顶尖研究中心，那么在国际上必然会形成足够大的影响力，自然而然就会跻身于世界一流了。 目前，大多数高校只提“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这个大目标，而对于如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却比较模糊，或许我们可以从建设一系列充满生机的、动态的顶尖研究中心开始。台湾地区为建设国际一流大学，推出了“5年500亿——发展国际一流大学及顶尖研究中心计划”，其目的就是通过扶持各大学的优势学科，建设顶尖研究中心，进而实现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 当前以争创世界一流为目标的高校不少，然而“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要创世界一流，我们应首先明确什么才是世界一流，又应由谁来评估。创世界一流的大学在学术评估上就应采纳国际评价体系。要走世界一流的道路，学术评估就应该由该领域内国际知名的专家来评定，这样才具有国际视野。 今年6月底，瑞典皇家工学院进行了全面的学科评估，46个学科全部由来自世界各国的知名专家组成的12个国际专家组来进行现场综合评估答辩。每个国际专家组由至少4名专家组成，其中只有一位来自本国其他高校或熟悉瑞典大学系统的，其余均来自其他国家，而且要求国际专家组成员在过去的5年里不能与被评估学科乃至学校有任何经济或研究等关系。 国际专家组除了翻阅每个学科提交的自我评估报告、近5年量化数据以及质量分析报告，还参观了实验室。最后在会议室对该学科进行数小时的提问答辩，按世界领先（World Leading）、国际高水平（High International Standard）及国际水平（International Standard）等进行评分。在瑞典皇家工学院评估的提问答辩时，国际专家组要求学科组讲出自己认为最大的3项研究成果或想法。假如自己最满意的3项评估下来都不是国际高水平，那显然该学科就不可能再自称国际一流了。这种评估方法值得我们学习，以世界一流为目标的国内大学不妨每3~5年对全校的学科进行一次这样的国际专家评估。 西方大学国际专家评估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借鉴，尤其是在目前国内高校浮夸之风尚存之际。引入国际专家评价体制至少有两点好处，一是避免学术浮躁风及弄虚作假，例如自己提交的最满意成果评定下来都不是世界水平的，那么该学科显然不敢像过去那样自吹是世界水平了。二是可以更加客观地对学术进行评价。对学术的评估不能只是在国内纵向进行比较，横向的国际比较对创世界一流的大学来说往往更加重要。学术评估中不仅要了解本学科在国内的地位，同时也要清楚本学科在世界上的水平，进而确定一些优先发展领域，保持本学科在国内外的竞争力。 推行真正的学术委员会制度 最近，北京一所知名大学的法学教授辞职加盟浙大引起了广泛关注，据说是因为在浙大可以“教授治校”而令他兴趣盎然，并“希望自己能在其中推动一二”。这也许只是一个特例，但却反映了一个现象。当前许多高校确实存在着一些不甚适宜的学术现状。大学核心制度的根本要义，应该是要立足于“学术本位”，使一流教授真正拥有学术权力，在学科发展和决策上能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事实上，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营造清新的学术氛围，减少精英人才的流失，并吸引更多优秀的学术人才加盟大学建设。 在西方一流大学里，通常有很多专门的委员会，如院长、系主任及讲座教授的遴选委员会、教育委员会等等。这些委员会通常由一位知名教授牵头，若干名相关学科的教授组成。 教授们通过这些学术专门委员会，既参与了学校或学科的决策，又履行了教授的部分管理义务。笔者曾经评审过美国大学教授的终身教职申请，其中有一个重要标准就是承担系务等义务工作。在日本的一些大学里，系主任往往是由教授们轮流担任，这也是他们的义务。我的一位日本老朋友轮做过系主任两次，每次都叹惜说因为轮到系主任而没有时间拜访我了。 还有一位在香港大学当院长的朋友，他在美国做教授时已经是相关领域的国际顶尖科学家了，他告诉我，香港大学聘请他主要感兴趣的不是他的专业才华，而是他的名望。他不能组建一支自己的像他在美国时那般规模的研究团队，因为香港大学不希望他行政和学术“双肩挑”，他自己也觉得应该做好院长的本职工作。 而在中国大陆高校中，由于历史原因，“双肩挑”成为一种普遍现象。长远来看，是不利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汇集儒家和谐观的著作《礼运》，阐述的就是社会建设应遵循“各安其位，各职所司”，“相与”、“相序”、“相考”、“相守”的中心思想。大学的行政与学术也应遵循“各安其位，各职所司”的原则。 因此，笔者认为应极力推行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委员会制度，选出一流的教授到学术委员会参与学术决策。虽然国内不少大学已经在校级、院级尝试建立了相应的学术委员会制度，但大多流于形式，仍然是类似于行政机构，而缺少学术气息，难以实现真正的“教授治校”。在这种状况下，那些潜心科学研究而无心行政管理的一流教授在学科学术决策上缺乏发言权和影响力，抑制了他们在大学学术建设中本应发挥的作用。 当然，学术委员会并不参与和学术无关的行政决策，其职责是对与学术相关的重要事项从学术高度上给予咨询和把关，并提出新建议，进行科学评价。例如院系学术委员会应对院系行政领导在任内对于学科学术建设的工作绩效进行评价。学术委员会制度作为推动大学学术发展走向世界一流的一项重要制度，应该使在科研一线的教授，尤其是一流教授，拥有真正的学术话语权。因为他们时刻关注国际学术发展的前沿领域，能准确把握学术发展的方向，有能力提出学术发展方面的建设性意见，因而势必能够有力地推动高校学术水平的快速发展。 学术委员会的存在可使行政与学术非直接挂钩，可以营造出学术至上的校园氛围，还大学以“学术本位”的根本要义。同时，学术委员会制度可以使更多专心科研的一流中青年教授浮出水面，参与高校学术科研方面的重要决策，推动大学学术事业蓬勃发展。这样既不会对其自身学术发展造成影响，同时又能充分发挥其对学校学术发展的作用和影响力，从而达到双赢的效果。换句话说，建立完善的学术委员会制度，就是要让“学术”与“行政”真正“各安其位，各职所司”，还给高校一个清新和谐的氛围。 大学没有崇尚学术的清新氛围，一流学术人才将很难留住，有从事科教事业抱负的学生也将会对国内大学失去信心，出国后一去不回。在缺乏一流的教师和学生资源的情形下，中国大学的进一步发展必将举步维艰。长此以往，大学何以走向世界一流呢？ 杰出青年=未来 儒家和谐观讲究“刚柔并济，天人合一”，强调“大同社会”需要调动各层次人员的能动性。儒家思想向来注重教育，关注年轻人成长。在学术研究方面，青年学者虽然没有资深专家的丰富经验，也没有资深专家的宏观战略眼光，但他们无疑是研究团队里最有活力、最有想法的一批人。学术研究鼓励大胆创新、小心论证。而在大胆创新这个方面，青年学者是最擅长的，他们想象力丰富，对问题有独特的思考，有闯劲，有干劲。 营造和谐的学术环境，就要在尊重资深专家并且保障他们能够专心从事学术研究，还“学术本位”的同时，兼顾青年学者的声音，考虑他们的需求。因为只有调动了青年学者的积极性，让他们有投身研究的热情，才能让研究团队不断融入新鲜血液，具有持续的生命力。 因此我们应为年轻人提供不很遥远的奋斗目标，这个目标既应包括学术方面的，也应该包括物质方面的。在西方大学，吸引杰出青年科研人员至少有两样：即终身教职（很好的稳定待遇）和杰出青年资助。而我们国家靠什么吸引杰出青年科研人员呢？国内青年学者的薪水待遇目前远不如国外，我们可以考虑提供给他们“杰出青年”资助的机会，使他们在科研的道路上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在西方国家，杰出青年的获得者基本上是科研出色的助理教授，有时是副教授，极少是正教授。美国的总统青年基金，要求申请者取得博士学位不超过10年。瑞典战略研究基金会（SSF）的INGVAR基金用来支持并培养青年学者成为未来的学术带头人，每人4年获资助600万瑞典克朗，同时组织他们参加有助于成为未来学术带头人的一些活动，该基金要求申请者获得博士学位不超过7年。但是，目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杰出青年基金的获得者几乎都是功成名就的正教授，年龄的上限为45岁。那么国内的优秀年轻副教授的机会又在哪里呢？他们是很难与功成名就的中年正教授竞争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青年基金很不错，它考虑的是广大的青年科研人员，批准率高（1/3）但资助额小，因而远不能满足杰出的青年科研人员的科研所需。或许国家科技部可以考虑增设类似上面提到的瑞典INGVAR基金的杰出年轻学者基金，培养杰出的年轻学者（获得博士学位不超过7年）成为未来的学术带头人。 在国内的学术现状下，不少杰出的青年归国人员在国内高校全职工作后，对行政职位产生了兴趣，以图办事方便或者得到更多的资源搞科研。但是几年过后，他们很难回头静心作学术了，也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人才了。国内大学一般拥有丰富的经费资源，倘若把不少这些资源按照可量化的业绩直接分配到各个研究团队，那么院系或学科可支配的资源就会大大下降。如此一来，这些杰出青年对院系行政职位的兴趣也就会大大减弱而静下心来作学术了。比如在瑞典高校，每一笔学校下到院系的校内钱都是联系着某个教师（上的课）或导师（量化的科研结果）或教授（偶尔直接向校长要的特殊建设费等）或他们的部分固定薪金，院系行政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只是中间留个记录然后对应分配到各团队。 总而言之，我们要营造一个环境能够吸引并留住杰出的青年科研人员，因为他们是我们国家学术的未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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