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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钢在第七届中国科学家论坛上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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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钢在第七届中国科学家论坛上的报告 来源： 科技日报 发布时间： 2008-06-30 点击数： 5 （2008年6月27日）全国政协副主席、科学技术部部长万钢 各位来宾，同志们，朋友们： 非常高兴来参加本届中国科学家论坛。前不久，胡锦涛总书记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对改革开放30年的科技进步进行了回顾，把科技事业发展的基本经验精辟概括为“六个重要而深刻的启示”，即：必须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必须坚持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必须坚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必须坚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必须坚持科技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人民服务，必须坚持弘扬科学精神。 胡锦涛总书记在讲话中从能力建设、制度创新、人才培养和创新文化等四个方面，对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提出了四项具体要求。要求必须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技发展的首要任务，以制度创新促进科技进步和创新，培养造就宏大的创新型人才队伍，以创新文化激励科技进步和创新。这是未来中国科技发展的四项战略任务，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奋斗方向。 借此机会，我结合学习领会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就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科技创新对国际竞争产生的影响以及创新型科技人才等问题，谈一些认识和思考，与大家作一个交流。 一、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一些新认识 进入21世纪，科学技术发展更加迅猛，学科交叉融合加快，新兴学科不断涌现，技术更新和成果转化的周期缩短，推动了全球产业结构的快速升级和调整。未来的重大科技创新将更多地出现在学科交叉领域，各类技术之间的相互融合也将更加频繁，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步伐会进一步加快，将会产生新的技术系统变革、重大学科突破以及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及产业革命。 首先，在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原始创新和关键技术的突破有潜力带动新一轮产业革命。自20世纪以来，导致人类经济和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新兴产业，都与科学技术的重要突破紧密相关。量子理论的诞生，促进了集成电路和激光器的发展；相对论及原子核裂变原理的问世，导致核技术的形成，带动了原子能的应用；DNA双螺旋结构的阐明，奠定了全新的生物工程技术的基石。每一个原始创新都催生了新的产业方向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以生物技术为例，目前人类基因组图谱已经全部绘制完成，人类“生命天书”得以全部破解，随之而来的是一个以功能基因组为基础，产值超过15000亿美元的新健康产业的崛起。目前全球生物技术产业销售额每5年翻一番，年增长率25%%—30%%。有专家预言，生物技术（BT）即将取代信息技术（IT），成为“对全社会最为重要并可能改变未来工业和经济格局的技术”。继“狩猎经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网络经济”之后，人类第五个经济形态很可能是“生物经济”。 从我们国家的情况来看，“十五”初期，我国对生物技术研究发展作出重点部署，获得了基因工程药物、疫苗、诊断试剂等一批重大原始创新成果，开创了基因生物技术产业，生物技术产业总产值突破4600亿元。过去30年中，超级杂交水稻的研发和推广解决了近5000万人口的吃粮问题。而近年来，超级稻的研究已经在分子生物水平上进行，步骤明显加快，研究成功了亩产达800公斤的二期超级稻，正在向亩产900公斤的目标迈进。 我国已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自主成功研制转基因抗虫棉的国家。自主研发的转基因抗虫棉已超过棉花总面积的90%%以上，达到5130万亩，直接为棉农带来收益390亿元，同时也在减少环境污染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在创新药物研制方面，我国成功研制世界上第一个正式上市的基因治疗药物重组腺病毒P53注射液，并率先实现产业化。禽流感、口蹄疫、蓝耳病等新型疫苗的研制成功为动物重大疫病防控提供了有效支撑。 一个基因创造了一个产业，正是因为生物技术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的持续努力，使我国与世界先进国家能够站在相近的起跑线上。 第二，原始创新的重大突破，将颠覆性地替代旧产业，造就新的追赶和超越机会。重大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具有在原理、技术、方法等方面实现重大变革的突破性特征，能够广泛带动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形态重大变革。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历史反复证明，科技革命的基本特征就是“创造性的毁灭”（creativedestruction）。重大的原始创新往往会摧毁现有产业体系，转换竞争优势，孕育着新的重大发展机遇，培育出新的产业群与经济增长点。谁能掌握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原始创新，谁就能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获得经济科技优势。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跨越式发展的魅力所在。 以数码相机为例。德国爱克发曾是世界上最早生产彩色胶卷的企业之一，占有世界彩色胶卷市场约10%%的份额。随着数码相机生产制造技术的日趋成熟，数码相机已经开始抢占、蚕食传统相机的市场。昔日影像巨头在数码技术冲击下，胶卷销量严重下滑，不得不申请破产保护。 进入本世纪初，我国的汽车开始进入家庭，汽车工业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就在这个时候，我国政府及时看到了随着快速发展的传统汽车工业而来的石油资源紧缺和大气环境污染等负面影响，及时启动了“清洁汽车行动计划”和“电动汽车重大专项”，致力于开发新一代混合动力、纯电动、燃料电池电动汽车和天然气燃气汽车。研发燃料电池、镍氢电池和锂离子电源、驱动电机、燃气发动机、高压储罐和电子控制系统，推动整车动力系统集成创新，促进商业化示范。经过八年的努力，我国基本形成了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动力系统技术平台，完成了电池、电机、电子控制等关键零部件产业布局，初步具备了节能与新能源整车开发能力。 武汉电动汽车示范区近100辆混合动力客车已在三条专用公交线路上运行了四年多，累计运行超过400万公里，几百辆各类电动汽车在步行街、旅游区和居民区商业化运行，创建了新的商业模式。在即将开始的北京奥运会上，近500辆各类电动汽车构成了奥运中心区的“零排放”，近百辆混合动力汽车、近千辆燃气汽车实现奥运场馆交通“低排放”，清洁交通成为科技奥运的一大亮点。目前，我国已有近20个混合动力、电动汽车登录产品公告。经过奥运会的历练，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将进入规模产业化。也许新能源汽车全面替代传统汽车的时间要比数码相机替代胶卷的时间要长得多，但是我们今天可以说，通过政府主导，产学研紧密结合的自主创新，我们为汽车工业的下一轮变革做好了技术准备。 第三，能否形成产业技术开发平台是推动原始性创新成果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的关键所在。重大关键技术的原始创新，其无限的生命力就在于不断地满足市场需求。产品平台是将原始创新与市场需求凝结起来的载体。虽然初始的产品平台往往不够完善，但却是一个关键性的飞跃，它是原始创新实现可持续扩散的分水岭。产品平台一旦形成就会产生自我强化的成长动力，随着需求的变化不断进行产品改进和新的产品开发，完成了从科学发现到市场需求的扩散链条。 以芯片为例，20世纪的量子物理学进展产生了集成电路芯片的原始创新，但其扩散往往是通过形成一系列产品平台完成。电子信息产业的核心就是芯片的设计和制造。“十五”期间，我国抓住了芯片设计制造这一关键环节，启动了863重大专项。我国自主研发的微处理器（CPU）“龙芯”平台一经问世就显示出巨大的自主成长动力。自主研发的芯片，不但在维护国家战略安全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其产业化前景也十分广阔。目前“神威”系列超级计算机运算速度已经达到2百万亿次，曙光5000系列高性能计算机运算速度也达到百万亿次。 同时，基于龙芯处理器设计的低成本计算机的生产和销售取得了重要突破，在南美、欧洲等取得百万套规模的定单。北京中星微电子以数字多媒体芯片为突破口，占据了全球计算机图像输入芯片60%%以上的市场份额。由于“星光中国芯”掌握了数字3C产业的核心技术，不仅可以用于计算机摄像头、手机、数码相机、高清晰度电视等各类数字3C产品，还可用于教育、工业、医疗、交通和安全等领域的摄像或拍照系统等，具有广阔的应用市场和巨大的发展空间。 今年5月份全国科技活动周期间，科技列车为贵州毕节贫困山区的孩子们带去了以龙芯CPU，开源Linux系统和自主研发的应用软件组成的千元计算机；在地震灾区重建的北川中学、东汽中学的板房教室中，配备了我国自主研制的众志系列低成本网络计算机教室。灾区的中学生们在网络世界中遨游，自主创新为农村孩子筑建了通向信息时代的通途，这就是自主创新的魅力，最酷的技术。 二、科技创新对国际竞争产生的一些新的重大影响 当今世界，谁掌握了先进科学技术，掌握了自主创新的能力，谁就掌握了国家发展的战略主动权，掌握了国家竞争的主动权，掌握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动权。全球化改变了国际竞争的方式，但并没有改变国际竞争的本质。科学技术成为国际竞争的主要手段，科技竞争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也日益突出。新科技革命不但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创造新的空间，也会促使国际竞争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为发展中国家利用后发优势迎头赶上创造新的追赶和超越机会。 第一，原始创新能力已经成为国家间科技竞争成败的分水岭。从国际产业分工来看，发达国家凭借强大的技术优势，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占据着价值链的高端。21世纪的制造中心已不再是国家综合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目前，全球技术创新中心正与制造中心分离，美国作为知识经济的发源地，几乎在所有技术创新领域都处于领先地位，但是美国并未谋求恢复全球制造中心的地位，而是利用全球技术创新中心地位和经济实力来控制全球制造业中心，获取比物质产品生产更高的超额利润。随着新技术带动产品更新速度的加快，使得经济竞争已前移到原始创新阶段，原始创新能力已经成为决定国际产业分工地位的重要因素。谁能掌握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原始创新，谁就能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获得经济科技的综合优势。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跨越式发展。 第二，知识产权和技术标准成为新一轮国际竞争的工具。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创新能力强的跨国公司成为全球经济和科技活动的主角之一。据统计，全球跨国公司的总数已超过6万个，产值约占全球总产值的四分之一，贸易额占国际贸易额的60%%，技术贸易占60%%—70%%，专利和技术许可费占98%%。目前全世界90%%以上的发明专利都掌握在少数几个发达国家手里。在关税壁垒逐渐被拆除后，技术标准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产业游戏规则，谁掌握了标准制订权，谁的专利成为标准，谁就掌握了产业竞争的制高点和市场的主动权，成为最大受益者。如果说一项专利影响的只是一个企业，那么一个技术标准影响的则是整个产业，甚至影响一个国家的竞争力。 第三，加速实施“三深”战略成为世界主要国家的战略选择。“深空”战略———美国、俄罗斯、欧洲、日本和印度等国都在实施一系列月球、火星等深空探测计划。日本2007年9月发射的“月亮女神”号月球探测器顺利进入绕月轨道；2007年10月24日，中国“嫦娥一号”卫星成功发射，并于11月7日进入月球轨道执行探月任务。深空探测的长远目标是在月球和火星上建立有人的前哨站，以便尽可能地了解其资源状况并加以利用，并作为对太阳系进一步探索的基地。开发月球的氦-3作为核聚变反应堆的燃料等设想，已引起了世界广泛的关注。 “深海”战略———在历时近十年的国际深海大洋钻探计划（IODP）中，科学家用实践证明了在3000米深的海底发现了生存的生物，它们的存在对现有生物基础理论提出了新的问题，也为海洋能源的应用提供了更多的预见。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下，两极地区正在发生重大的地貌变化。用最先进的海洋技术手段，开采油气矿产资源，获取深海底地质、地貌、资源基础数据等工作，正在进行。 “深蓝”战略（信息安全）———高性能计算机已经从军事领域进入涉及天文计算、建立大气模型、基因科学、油气勘察、智能制造等领域，带动了空间技术、空气动力学、大范围气象预报及石油地质勘探等产业技术领域的变革。电子标签（RFID）技术被广泛应用于生产过程监控、交通运输、物流控制、国际贸易、安全识别、身份识别及物品防伪等方面，产生巨大的市场需求。 “深空、深海、深蓝”是人类对未知领域又一新的探索方向，对“三深”领域的探索，尽管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但是近期内的经济和社会利益还难以实现，更多的还是在基础研究、前沿技术领域的探索，为未来的发展做技术上的战略储备，同时也将为拉动海洋、空间、信息、生物、纳米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奠定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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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科技问题越来越多地进入到全球性议题的视野。2007年4月联合国安理会首次把气候变化作为安全问题进行辩论。今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把气候变化列为全世界应该关注的首要问题。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已经由科学问题演变为经济和政治、外交问题。近年来，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本特征的低碳经济概念开始风行，带动相关领域科技创新日趋活跃。发达国家大力推进向低碳经济转型的战略行动，并已经开始从产业政策、能源政策、技术政策及贸易政策等方面做出一系列重大调整。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国以积极的态度，承担了一个发展中大国应该承担的责任。中国政府把能源、资源和环境科技发展放在整个国家科技发展计划的优先位置，发布了《应对气候变化科技专项行动》，在气候变化的科学问题、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和减缓气候变化的技术开发、人类适应气候变化的技术和措施、应对气候变化的重大战略与政策等多个方面进行了部署，同时强调要增加对气候变化科学研究的经费投入，加强科学普及，提高公众的气候变化科学意识。 谈到应对气候变化减少碳排放的技术创新，离不开能源技术的发展。钻木取火是人类文明的起源，从古代文明至今，人类社会经历了柴火、煤、石油和燃气的能源阶段。能源技术不断进步的标志就是能源载体含碳量的持续下降。煤的应用催生了蒸汽机工业时代，石油发展了内燃机时代。当人类进入气体燃料时代时，哪一样技术能够引领潮流呢？哪一个国家又将脱颖而出呢？我们必须为此做好准备。 三、培养和造就大批创新型科技人才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关键所在 胡锦涛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必须培养造就宏大的创新型人才队伍”。综合国力竞争归根到底是创新型人才的竞争。美国之所以到现在这么有创新的活力，保持了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从全世界汇集到最优秀的人才。目前，在美国拥有博士学位的物理学家、数学家和计算机专家中约50%%是外国出生者，近10年里美国获得诺贝尔奖的学者中有一半是外国人的后裔。 目前，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已居世界前列，研发人员总数达150万人年。这是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的重要优势。中青年科技人才已经成为我国目前科技活动人员队伍的主要力量，科技队伍人才“断层”的现象已基本消除。45岁以下中青年科研人员占研究队伍总人数的近80%%。海外留学人员回国的趋势正在增强，新的留学人员归国潮正在形成。 我国科技人才队伍建设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总体状况还不容乐观，还存在大量问题有待解决。 一是创业型人才缺乏。美国领先于所有主要的工业化国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拥有千百万不怕失败、前赴后继的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完成了对新技术的产业化。1995-2005年，加州所有新建的工程技术公司中有39%%是移民创建的，硅谷新创企业中有一半以上是移民创建的。但在我国，科技人才从事具体研究开发工作的研究型人才多，能够怀有创业愿望的人才少，能够真正实现创业的创业型人才更少。 二是高层次人才匮乏。在20世纪50、60年代，我国拥有一批能够独当一面、在世界上都响当当的科技领军人才，但现在我们缺乏领军人才。一方面，我们缺少青年科学家脱颖而出的机制；另一方面，在吸引国际人才方面还存在制度性障碍。虽然近年来留学回国的海外人才开始增多，但发挥作用的空间还有其限制。目前，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究开发机构已达1000余家，仅微软中国研究院的员工就达3000多人，其中多数是中国最著名高校的高级人才和从海外回归的留学生，有必要去研究这些机构吸引人才、培养人才和使用人才的机制与方法。 三是缺乏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的培养。由于传统思维的影像，我们的高等教育含有“重知识灌输，轻能力培养；重趋同一致，轻标新立异”的影响，因此继续强调素质教育、培养大学生创新创造的意识仍然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传统教育体制。在工作实践中，对青年人还缺乏不拘一格使用的机会，论资排辈现象仍然突出。应该指出，人生是需要历练的，历练即为勇担重任、敢于实践、严谨求实、宽容失败。目前航天科技领域已经形成了朝气蓬勃的人才团队，其经验值得学习和推广。神舟六号七大系统的总指挥、总设计师的平均年龄为48.7岁，飞船、火箭试验场中35岁以下的年轻人占80％，副主任设计师以上人员平均年龄仅有32岁。这种局面的形成靠的就是在实践中培养人，通过重大项目的锤炼，就会冲出一批科技领军人才。 四是人才评价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在评价活动中存在急功近利、重数量不重质量的做法，没有形成宽容失败的环境。评价中过分依赖获得国家计划经费资助数额、SCI等论文数量等量化指标，同时将这些不完善的评价结果与人员的待遇、奖励、经费分配、职称评定等密切挂钩。 在当今国际竞争格局中，对人才的争夺已经上升到各国的战略层次。中国历经多年所积累的人才资源，是我国的核心竞争力所在，也是我国最可倚重的战略性资源。为此，我们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加强对“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重要性的认识，把培养和凝练优秀创新创业人才作为科技发展的重要目标。切实优化有利于人才辈出的制度和环境，不拘一格地大胆使用优秀青年人才，构造青年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形成千军万马汇流的局面，造就一批高层次科技领军人才。 实践证明，创新型人才的脱颖而出，不但需要合理的制度环境，也需要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在这里，我要特别强调几点： 一是造就开放的科学环境。现代科学越来越趋向于复杂和综合，许多重大科学成就的取得，往往都是来自于交叉和边缘学科。以合作与竞争互动为特征的科学家群体，已经成为当今科学研究的主导性力量。如大家熟知的美国桑塔费研究所，从事复杂科学研究的这一团队不仅包括著名的物理学家、数学家、生物学家、计算机专家，还包括一些经济学家、哲学家和文学家。 麻省理工学院的多媒体实验室和卡耐基梅隆大学新媒体工程中心，从事多媒体的研究人员来自各行各业，有哲学、心理学、宗教、儿童、艺术、生物、物理学方面的专家，真正搞计算机的并不多。在当今大科学研究、交叉学科研究已成主导的情形下，在科学研究国际化的趋势下，开放可以拓宽视野，开放可以磨炼性情，开放是创新的灵魂和源泉，对此我们切不可忘记。 二是倡导追求真理、宽容失败的科学思想。科技事业的真谛在于追求真理，怀疑和批判则是一切创新活动的基本出发点。当今不断开放的环境，不断更新的知识，要求我们必须永远保持一个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文化氛围。无论是大科学家还是刚刚步入科学殿堂的年轻人，无论是科技管理者还是科研人员，在讨论科学问题上应当是完全平等的，特别是给青年科学家以更多的发展机会，而不应当以权威压制人，以名望排挤人，以资历轻视人。同时也要教育和培养青年人才谦虚谨慎、开放交流的品德和能力，使他们能够在科技团队中和谐生存脱颖而出。 三是摒弃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浮燥习性。没有耐得住寂寞的气度，没有超凡脱俗的冷静，就只能永远与科学无缘。当然，我们并不鼓励人们禁锢在科学的象牙塔里，但每一个迈入科学事业殿堂的人，首先要以科技人员的身份要求自己，不忘对科学真、善、美的追求，不应当把人文性与科学性分离甚至对立起来。因为只有把科学内化为我们精神的一部分，才能有产生科学思想的热情和灵感。如果过于追逐名利，甚至于对名利的追求超过了对科学的追求，科学也就失去了本来的意义和价值。 最后，我还想强调一点，胡锦涛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的讲话中对科技在抗震救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把自然灾害预测预报、防灾减灾工作作为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项重大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科技抗震救灾工作，专门成立了国家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遥感、航测和信息技术为灾情的宏观判断以及救灾指挥调度提供了有力支撑，高新技术成果在生命探测、抢险救助、防疫减灾和受灾群众安置方面发挥显著作用，来自不同领域的科学家提出的综合建议为救灾工作提供了决策依据。在灾后重建阶段，科学技术在分析地震机理、防范次生灾害、规划灾后重建、恢复生产生态等方面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我们将进一步建设国家自然灾害防御体系，以应对不期而遇的各类重灾。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按照胡锦涛总书记讲话的要求，在科技工作中建立健全科学民主决策的评估制度、监督机制、责任制度，探索推进国家科技宏观决策咨询制度法制化的有效途径，在与部门、地方建立会商、协调机制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发挥科学家群体在科技决策咨询中的重要作用，在科技工作中建立更加广泛的会商和决策咨询机制，积极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 各位来宾，中华民族是一个富有创新精神和创新传统的民族，曾经创造了灿烂的科技成就，为世界文明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作为占世界1/5人口的大国，中国应该在当代科学与技术发展中占有自己的位置，应当对人类有更大的贡献。我们要树立敢于争先的民族自信，发扬“两弹一星”和载人航天精神，凝聚全国各方面的智慧和力量，瞄准世界科技发展前沿，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改善民生和国家安全提供坚实的科技基础，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步伐，使我国成为有重要国际影响和对世界科技文明做出重大贡献的国家。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必须担负起的历史责任。谢谢大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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