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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wigkeit铁杆木虫 (著名写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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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强地震引发地球另一端余震几率达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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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5月26日电 美国研究员发现，规模如四川大地震的强震发生之后，可能在地球的另一端引发地震，几率高达95%。 这意味着，人们有一天或许能在地震发生后，更准确地预测余震的频率与强度。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26日报道，美国一组地质学家的研究发现，自1990年至今，在15个强度达7级或更高的地震当中，有12个地震所产生的表面波(surface wave)导致一些遥远大陆也发生较小规模的地震，尽管这些地区的地质构造完全不同。 此项研究结果刊登在英国的《自然—地球科学》期刊中，不过，中国四川两个星期前发生的8级强震并不包括在研究范围中。 研究员之一的帕森说：“我们都知道表面波会移动。但是，多数科学家以为，这些因动态引发的地震是属于特别情况。但事实上，它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在发生，这是令人意外的。” 他举例说，2004年12月，印尼苏门答腊发生大地震后，随即在一些遥远的地方如美国(阿拉斯加州与加利福尼亚州)和厄瓜多尔引发地震。 该研究指出，虽然由远处地震所引发的地震强度不会太大，一般介于3至5级之间，但它也可能会比之前发生的地震更为强烈。 早前有研究发现，过去25年，有8起强度达7级或更高的地震，随后引发了更强大的地震。 帕森说：“余震是最大的问题，以及当发生大地震后会有什么情况。”不过，目前却有两种相反的理论解释地震后的余震如何产生。 地震后产生的震波可分为静态引发及动态引发两种，静态引发是在主要地震断层长度的范围中产生，但是，它的影响力通常在方圆100公里至200公里的范围逐渐消退。不过，强震后导致较远地区出现余震，只能以动态引发的震波来解释。 动态引发的震波会在地球的表面移动，同时“保持它们的波幅，即使经过再长远的里程也不会显著减少。”因此，要如何预测震后的影响，例如四川地震，关键在于要区分静态引发和动态引发的震波之间的不同。 帕森说：“我们可以从观察余震中开始学习，但我们必须知道当中有多少比例是动态引发的，因为(静态引发的震波)不是永久性的，而是过渡性的。一旦震波消失后，它的影响力也跟着消失，我们确实就不需要再担心了。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news.com.cn/gj/sjkj/news/2008/05-26/1261794.shtml [ Last edited by ewigkeit on 2008-5-26 at 15:4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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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人士对地震预报制度反思 预测学者成非主流 http://news.sohu.com/20080527/n257095367.shtml 2008年05月27日04:03 [我来说两句] [字号：大 中 小] 来源：南方报业传媒集团-21世纪经济报道 本报记者 马晖 王露 刘中元 地震预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我们这些在一线工作的，对这次汶川大地震确实没有实现成功的预报，感到很痛心。”近日，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首席预报员孙士钅宏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语气凝重。 “预报”和“预测” 面对质疑之声，地震系统一直坚持“地震预测是世界难题”的态度，并呼吁世人要有一个科学理性的态度来面对这个问题。 然而，在痛苦与辩解之外，也有一批业内人士从地震预报的制度层面进行反思。 据孙士钅宏介绍，事实上，四川省地震局在今年早几个月，曾经做出了一个分析，表示四川在未来几个月内可能将有大震。这一材料，上报给了四川省政府。 “但这个并不是个地震预报。”孙士钅宏强调，这个材料只是一个背景性的材料分析，给四川省政府当局做决策参考之用。 这样的预报流程，是依照国务院《地震预报管理条例》相关规定来执行的。在这份1998年10月17日发布的条例中，详细规定了地震预报的整个环节。 依照条例规定，一次完整的地震预报要走三个程序：形成地震预报意见——针对地震预报意见进行专家委员会评审——发布地震预报。 其中，对于地震预报的发布，该条例做出了详细的规定：对全国性中长期预报，由国务院发布，而省、自治区、直辖市区域内的地震长期、中期以及短临预报，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发布，而已经发布短期预报的地区，如发现明显临震异常，紧急情况下当地市、县人民政府可以发布48小时之内的临震预报，并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及其管理地震工作机构和中国地震局报告。 事实上，“在我的经验里，国家层面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一次短临预报的评审活动。”孙士钅宏表示。 规定虽然清晰地勾勒出地震预报的“三部曲”，但往往到了地震预报发布这一阶段，就遇到现实问题的纠缠。 “就拿汶川地震来说，四川省政府没有收到四川省地震局的明确的预报意见，即没有预报具体时间，也没有预报具体什么地方，缺乏地震预报的三个要素构件。”孙士钅宏表示。 对于震情预测，各级地震部门每周都要集中专家会商，从地震学、地形变、地磁、地电、重力、地应力、地下水、动物异常等各个方面去判断，经常是“口沫横飞”，意见不一。 即使最后“投票表决”形成明确的会商意见，肯定会写成“有发生几级以上地震的可能，但是也不排除不发生的可能”，然后向政府报告。 如果是拿一个模糊的预测意见，政府在决策时自然很为难。地震预报是一把双刃剑，你报了它不来也会造成很大的损失。 针对这种可能性不大的预测，地方政府一般采取“外松内紧”措施来处理，比如说加派执勤警力和完善医院配套措施等。 因此，有地震预报专家表示，中国的地震预报或可参照欧美国家的做法，在制度设计上在“预报”和“预测”之间有一个宽松的尺度。 “如果能做到这一点，相信对于科学家来说，做出预报时就没有那么艰难了。”中国地震局系统内一位资深专家表示。 从“可以”到“很难做到” 政府部门面对地震预报时的欲言又止，完全是因为目前地震预报的低成功率。 目前，在国内地震学术届，绝大多数人都持有“地震预报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尤其是短临预报，短期内还无法实现”的观点。 新中国成立不久，1953年，中国科学院就设立了“中国科学院地震工作委员会”，由著名科学家李四光、竺可桢任正副委员，开展包括地震预报在内的研究。 而中国地震预报的大发展，则肇始于1966年邢台大地震。据专家回忆，当时地质部、石油部、测绘局、水电部，中国科学院有关研究所，以及北大、科大等大专院校到邢台地地震现场去进行试验研究。 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马宗晋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曾回忆起当时的一个有趣的细节：邢台大地震发生后，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说大家争取解决这个问题，科学院召开了一个全院大会，动员各个学科，都去帮助解决地震问题。生物研究所把试验的动物搬到了邢台去，看猫的胡子什么时候波动。 而1996年11月，英国皇家天文学会地球物理联合会在伦敦召开“地震预报体制评估研讨会”。在对地震预测几十年的研究以及对各国地震预测考察后，包括盖勒、杰克森在内的三名地震领域最顶尖的科学家联名在美国《科学》刊发了一系列的论文，标题就是“地震不能预测”。 此后，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地震预报的研究已经不成为主流。 “对于地震预报来看，全世界学者基本上是处于失望的状态。美国、欧洲、加拿大是不做地震预报，日本有些人还用地震预报这个词，但实际上做这个工作的人并不多。在北美和欧洲，地震预报这个词已经不是很有积极意义的词了。”中国地球科学促进会成员、加拿大地质调查局王克林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而据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长江学者陈永顺教授介绍，目前，中国在世界地震预报领域中起到一个顶梁柱的作用，“只有中国有一个固定的机构，有经费，常年坚持不懈的对这个问题研究观测”。 即便如此，中国地震学界的主流声音对地震进行短临预报已从过去认为“可以”转变为现在的“很难做到”，很多学者也从过去的地震预报研究转向了救灾减灾研究等。 而少数坚持地震预测研究的学者，多是独自进行研究，且在地震预报决策层无太大影响，被地震界称之为“非主流派”。 汶川之后 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中国地震系统立即采取了行动。 据了解，地震发生之后，四川、甘肃、陕西、重庆、湖北、云南、青海省地震局，以及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工程力学研究所都派出现场应急工作队赶赴灾区，开展应急工作。中国地震局向所属各单位发出紧急通知，要求迅速收集灾情，做好应急处置。 位于北京三里河的中国地震台网中心成为最繁忙的地方。 不久前，在这栋大楼的地下三层，进行了一次高规模的内部震情会商。主要是三个议题：一个是对这次汶川地震及其西部的震情分析，重点还是介绍一下汶川地震的情况，序列的衰减情况，地质构造的特点；第二，汶川地震发生之后，对于我国东部地区的地震形势做出一个相应的判定；第三，对于首都地震圈地区的判定。 “对后两个议题涉及的很少，重点还是第一个。”参加该会商会的一位专家表示，“这个会不是预测预报的会。主要讨论现在我国地震严峻程度；我们主要应在哪些方面努力，例如哪些地方要增加一些流动观测等。” 5月18日下午，国务院总理、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总指挥温家宝在中国地震局主持召开总指挥部会议时，明确提出“地震部门要加强余震监测和趋势分析，加密、强化现场流动观测，把握震情的发展变化，及时提供可靠的预警信息，做好余震防范工作，防止造成新的人员伤亡。同时，要统筹安排力量，科学部署，做好全国其他地区的地震监测工作。” 更有地震专家建言，或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改进中国地震预报工作。 比如，重拾“专群结合”的地震预报经验。还有一些学者，呼吁改革目前地震局系统内部实行的双重领导的机构设置。中国地震系统，省一级归国家地震局垂直管理。省以下的地方地震局实行双重领导，工资是由地方财政支付，业务上归口省地震局管理。 汶川地震发生时，孙士钅宏正在云南考察地方地震局的建设，下到了保山地震局、龙陵地震局，这些地方机构反映地方地震工作开展起来还是很难。“解决地方地震局的工作积极性的问题，主要还是取决于体制的理顺。”他坦言。 (责任编辑：李彬) |
6楼2008-05-27 09:16:47
2楼2008-05-27 08:5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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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称地震预报突破可能在中国 其他国家不关注 http://news.sohu.com/20080527/n257095410.shtml 2008年05月27日04:09 [我来说两句(43)] [字号：大 中 小] 来源：东方网 本报记者 肖明 马娟 周扬 陆振华 地震预报突破或在中国 深重的灾难催生了中国的地震预报工作。自1966年邢台地震之后，成千上万的地质工作者加入到地震预报的研究队伍中。 虽然在这些研究者的努力下，我国有过临震预报的成功经验，但唐山大地震和本次汶川大地震的不期而至，显示出短期地震预报的艰难现状。 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如果把地球比喻成鸡蛋的话，地震研究者连鸡蛋壳都还没有打破，更不用说深入地壳去研究地震的源头。 尽管“地震预报极难，但并非无路可循”。做了50年的地震预报研究、满头银发的许绍燮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地震是一个大尺度的现象，研究者不应该闭门造车，而应当拓宽视野、注重实践。“只有地震实践才是检验地震知识的惟一老师。” 希望和失望 根据预报时间长短，地震预报分为长期预报、中长期预报、中期预报、短期预报、短临预报和临震预报。临震预报是指几小时到1周时间内的预报，短临预报是指1周到数月的预报，短期预报是指数月到1年的预报，中期预报是指1年到5年的预报，5年到10年为中长期预报，10年以上为长期预报。 不同的预报所起的作用不同。长期预报主要是在烈度区划时起作用，中长期预报主要是对抗震加固有指导意义，中期预报对抗震加固和短临预报起作用，短期预报和短临预报对实现临震预报起到关键性的作用。真正能起到挽救生命的是临震预报，这也是公众的期望。 临震预报最为困难，但中国的确有过一次成功的大地震临震预报。 1975年2月4日发布的临震预报，使得辽宁海城100多万人撤离了他们的住宅和工作地点——仅仅在两个半小时之后，海城被7.3级强烈地震击中。 这是世界上公认的、成功预报的七级以上大震，曾经给无数地震预报工作者带来希望。但1976年紧随而来的唐山大地震则将悲伤和失望重新带给地震预报人。 许绍燮介绍说，地震有各种复杂的类型。有的在大震前有密集的前震出现，如海城地震；有的则少有或根本没有前震，如唐山大地震和本次汶川大地震。 1976年海城7.3级强震前三天，在震中区首先发生了一连串的小震，而且次数逐渐增多，震级逐渐增加，至7.3级强震前，逐步增强的小震活动却突然出现了平静。 地震工作者根据邢台地震总结出的——“小震密集-平静-大震”的规律，感到海城有可能发生强震，迅速作出临震预报。 但海城经验却无法套用到唐山和汶川。唐山主震发生之前，连1级的小震都没有预测到；而汶川8级强震之前，也没有密集的小震记录。 实际上，“小震闹大震到”的规律在华北地区也仅仅只占了10%。这给临震预报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地震预测失误的事件并不鲜见。上世纪90年代，美国预测帕克菲尔得地区可能会发生地震，结果始终没有发生。1995年，日本曾认为关东地区会发生地震，结果大地震却发生在阪神地区。 临震预报需要时间、地点、强度三要素齐全，有时仅仅具备一个要素还无法发布。如果误报之后贸然下达“疏散令”，难免造成经济损失、社会震荡。 相比临震预报的高难度，中期和长期的地震预报则成功率较高，我国在这方面也有不少成功经验。 在2003年年初召开的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上，中国地震局就将乌恰和喀什地区列为6-7级地震危险区。新疆地震局于2003年年初向自治区政府报告，明确提出年内在新疆随时有发生6级地震的可能，并采取了强化监测等措施。 2003年2月，新疆伽师发生6.8级地震，距震中仅20公里的伽师县龙口村部分房屋因提前采用了木框架结构的建筑方法，抗震性能大大提高，在这次地震中无房屋倒塌和人员伤亡。 根据许绍燮的研究，本次汶川地震涉及的地区也处在南北向地震带的龙门山段，往年的中长期预报都提到南北地震带，从中长期预报来看是比较准确的，但临震预报却没有准确发出。 地震预报突破将在中国 尽管破解短临地震预测的“金钥匙”尚未被人类掌握，但中国的地震工作者对此怀有信心。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陈学忠相信，“将来地震预报的突破肯定是发生在中国。” 陈学忠认为，其他国家不太关注地震预报自有其理由。例如，美国地震大多发生在西海岸山区，那里人口稀少，只要把房屋建牢，基本不会发生大规模人员伤亡；而日本虽然是地震多发区，但日本并没有花太大精力研究地震预报，而是把重点放在建立地震预警机制、牢固房屋上面，同样可以做到地震低伤亡率的效果。但中国情况不同。中国大多国土处于地震易发带，而且经济实力所限，建筑难以达到抗震所需的坚固度和低密度，尤其是在广大农村地区。地震预测研究在中国来说，是值得去做而且必须去做的事情。 “在地震预报方面，美国是中学生，日本是高中生，俄罗斯是大学生，中国就是博士后。”一生致力于地震预报研究的黄相宁对中国的预报实力很有信心。已经退休的黄相宁，还每月自费去地震局买卫星云图进行卫星云图与地震预报分析。 中国地震局已经退休的钱复业、赵玉林研究员，用天地耦合和系统辩识等整体思维指导临震预测研究，探索到了地震从孕育到发震过程中的演变规律，并通过自己研制的仪器，捕捉到了明显的特征信息，已经在多个强震的短临预则中获得了相当可信的验证结果。 北京工业大学地震研究所所长李均之、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任振球、核工业部地质研究总院总工程师杜乐天、台湾中央大学刘正彦等专家都在以各自的方式进行地震预测研究。这些方法，本质上还是利用地震前兆与地震的关系来预报地震。 尽管这些前兆与地震有多大关系，尚不清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方法不是有效。 利用一些地震前各种前兆的现象，发动普通居民实施有效的观测。这个观测与国家专业人士的结合，在建国以后的地震预报工作中，形成一个庞大的“专群结合”监测网，曾对地震预报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众多的群测点也保留至今，仍在发挥作用。 据许绍燮介绍，目前群测点基本由县一级政府的地震办公室来管理。由于这些观测点不是由国家投资建设的，有的是水库、矿厂自行购买设备观测，因此大部分群测点的监测数据不汇集到中国地震台网中心。 群众观测点对于地震前兆的监测，则主要是对宏观异常现象的观察。老百姓自己发现有什么自然异常，就向群测点反映，通过地办再逐级上报。重要的信息，也会汇集到各级政府的地震局与中国地震局。 中国地震局监测预报司具体负责个人和团体的地震短临预报意见。按照法律规定，国家对地震预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地震短期预报和临震预报，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程序发布。 许绍燮认为自然异象确会具有一定的地震预测信息。但动植物和自然界的变化有多种成因，并不一定全与地震有关。他以气象预报为例说，蜻蜓低飞、地面返潮都是下雨的征兆，早期人们的预测可以此为据，但现在则要依靠卫星、雷达来预测天气，大大提高其准确率；地震预测也是同理，早期在科学条件不具备的时候，要依赖自然观测，现在有了各种专业监测设备，自然预测手段虽仍然有参考价值，但不应该作为专业队伍主要的关注方向。 地震台网布局 专业的地震监测依赖于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地震台网。 所谓地震台网，可以理解为各种地震台（站）组成的网络，这些台网都有一个管理组网作用的数据处理中心。中国最大的台网中心就是位于北京的中国地震台网中心。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是中国地震局直属事业单位，承担着全国地震监测、地震中短期预测和地震速报的任务。 官方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有20多种地震监测方式，已建立了国家、省、地市三级管理的地震监测台站2000多个。“新的台站也在不断建设，这个数字正在不断的变化。”许绍燮说。 台网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监测地震波本身的台网，在地震发生后记录各种数据信息；另一种是前兆台网，记录震前的地壳形变、重力地磁、水文地球化学等前兆异常。 建台站的目的是为了捕捉地震信息，在积累一个一个震例之后总结经验，然后把这些经验上升为理论，以期对地震预报有所帮助。 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防震减灾工程、总投资逾22亿元人民币的中国数字地震观测网络项目，在今年4月11日通过专家组验收。这个工程通过对已有台网的数字化改造和新建各类台站，实现地震数据在数字化、网络化基础上的实时共享。 地震台网的升级改造在许绍燮看来十分必要，许多早期的基本地震台只能测到中强震，小地震就测不到。“小震是非常重要的，对认识地震的结构和动力非常重要，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大震。” 但与国际水平相比，中国数字台网建设依然不足。以强震台覆盖密度为例，日本为1323台/万平方公里，美国为53台/万平方公里，中国只有1.2台/万平方公里。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名誉所长陈运泰院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四川阿坝一带地震台站相对比较稀疏，所以这些地方的地震即使有可能被预报，恐怕也受到台网密度的限制。” 从研究角度来说，许绍燮认为地震是个很大尺度的地质现象，对于地震的观测仅仅局部捕捉还不行。“一个省是局部，从世界范围看一个国家也是局部。”不要觉得国外和我们没关系，可能有些前兆在国外出现。 2002年11月3日阿拉斯加发生里氏8.5级大地震，三千公里外的美国黄石公园的间歇泉与小地震都活动增强了。美国学者现在也承认相距3000公里的这些现象间可以有关联。“加强国际合作和跨国境的地震观测研究很重要。”许绍燮说。 许绍燮目前还担任中国地震电磁监测试验卫星项目的首席科学家，据其透露，中国的地震监测卫星已完成需求分析研讨，卫星发射成功后，将对我国的地震预报监测产生深远影响。 制度建议 地震台网的建设，只能说为中国地震预报制度提供了必要的硬件基础，但是，要实现地震预报的突破，还需要进一步改进中国地震预测体制。 大量建设的地震台、地磁观测台，并没有实现观测数据在研究者之间的共享，没有形成很好的工作机制，造成一定程度上的数据资料浪费。 而监测和预报分离的状态自1976年唐山地震发生以来并没有得到改善，尽管几年前中国地震局预报处和监测处合二为一，成立了监测预报司，但实际上管预报处的是一个副司长，管监测是一个副司长，仍是各成体系、各司其职。 原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所研究员汪成民告诉记者，中国不是没有地震预报的知识和能力，而是缺乏很好的管理。“测地震就像治感冒和癌症一样，不能说目前不能测就放弃，最关键的是要做好管理。” 国务院地震专家委员会滕吉文建议，加强国内、国际合作。他在5月24日的一次会议上指出，现实地震预测的科学途径仍需要依靠科技进步，依靠科学家的群体，它是一个科学问题。 他认为，应当正视并改变地震预测实际上的封闭状态，广泛深入的开展国内、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加强地震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促成资料共享，充分利用信息时代的便利条件，建立没有围墙的、虚拟的、分布式的联合研究中心，使得从事地震预测的研究人员，地不分南北东西，人不分专营机构内外，都能使用仪器设备，获取观测资料，使用计算设施和资料，方便与同行交流。 滕吉文认为，地震预测、防震、抗震是必然的轨迹，显然地震预测和防震、抗震必须并行，即实施双轨制，才能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重大破坏和经济的损失。 与地震台网近几年的集中建设形成对比的是，从事地震预测的工作者正在减少。据陈学忠介绍，仅在十年前，地球物理所从事预报的工作者有近30人，而且都是业内比较顶级的学者。而现在该所只有两三个人负责预报——很多专家退休了，但却少有新人进入，“没有年轻人愿意来做这件事情，地震局大部分投入在建台上去了。”21世纪经济报道 (责任编辑：李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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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地震“青龙奇迹”回放：全县仅1人死亡 http://news.sohu.com/20080527/n257095176.shtml 2008年05月27日03:54 [我来说两句(123)] [字号：大 中 小] 来源：东方网 本报记者 陆振华 唐山地震“青龙奇迹”回放：死1人 63岁的中国水利水电科学院高级工程师陆吉康，是在5月12日晚的电视新闻里知道汶川发生7.8级地震的。 他说：“又是一个唐山地震灾害，不知是否有预防措施。 ”32年前的1976年，陆吉康是河北省青龙满族自治县的“地震专家”。1976年7月28日，他与唐山地震正面遭遇。 当天凌晨3点42分，河北省唐山市发生7.8级地震，灾后统计超过24万人丧生。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距离唐山115公里的青龙县，由于实现了地震预防，全县直接死于地震灾害的只有1人。青龙在震中损坏房屋18万间，其中倒塌7300多间。 唐山大地震20周年前夕，联合国官员科尔博士（Jeanne-Marie Col）到青龙实地考察，用“奇迹”一词来形容青龙防震减灾的成功经验。 群测：建16个观测站、442个观测点 唐山地震发生时，身在青龙的陆吉康也在睡梦中，他是被书架上掉下来的书砸醒的。他随即迅速从窗户跳了出去，一方面呼喊大家往外跑，一方面还默默数数。“我知道地震横波对建筑物晃动的时间和地震震级有关，当数到87下时，晃动减弱，我估算是7级。”当时陆吉康31岁，在青龙县科委主抓工业，同时负责地震工作。 青龙县科委成立于1973年夏，时任副主任的王进志负责日常工作。在王进志组建科委班子的时候，他相中了在县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清华大学毕业生陆吉康。 1974年，国务院下达69号文件，指出华北及渤海地区地震形势紧张。文件中说，“要立足于有震，提高警惕，防备6级以上地震的突然袭击”。 这个文件传达到青龙已经是1975年，青龙的地震工作由此真正开始。县科委按照承德地区（青龙原属承德，后归秦皇岛）指示精神，积极开展群测群防工作。 王进志把这个任务交给了陆吉康。当时县科委已和全国40多个县建立了科技信息的交换关系，通过这个渠道，县科委开始收集北京、河北、辽宁等地的地震群策群防经验，特别是群测点建设的信息。 1975年6月，陆吉康受承德地区科委的委托，带领着承德地区各县地震工作相关人员10余人，到河北省地震群策群防工作的先进单位学习取经。陆吉康说，当时青龙的地震预测实践还不多，主要是“大量的看”，学先进单位如何用土地电、土地磁设备。 考察回来后，青龙中学和青龙气象站作为第一批地震群测点的建设单位分别安装了土地电和地应力的监测设备。县科委办公室也安装了土地电。 从1974年起，青龙全县建立了16个地震前兆现象观测站，下属442个观测点、哨。一些群众主动参加了对地下水、泉、动物及地下电流、地磁、地应力的观测。陆吉康说，在唐山地震之前，王春青在龙山中学又装了一个。20岁出头的王春青是1976年1月从一所乡级中学调到科委，从事地震和沼气工作。 震前生死消息 王春青就是将地震消息带回青龙的人。 1976年7月14日，王春青受县科委指派，去唐山参加京津唐渤张地区地震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在这个会上，王听到了惊人的消息。 消息来自于国家地震局华北组组长汪成民。汪成民在会上提到了京津唐渤张（北京、天津、唐山、渤海湾、张家口）地区集中出现了异常现象，并预测说7月22日至8月5日之间，京津唐渤张地区将有5级以上的地震，下半年至明年，华北可能出现8级地震。他要求大家回去以后要对震情重视起来。 陆吉康也从其他渠道听到了唐山会议上汪成民的预测消息，“我自己也觉得紧张了”。 青龙县科委的地震信息还来自于两个方面。第一就是青龙中学和青龙气象站的两个地震群测点。1976年5月后，两个群测点的数据均出现大幅度上升，7月17日又发生“莫名其妙的指针跳动”。1976年为农历龙年，陆吉康称此是“龙须抖”。 第二个渠道来自于青龙以外的其他交流渠道。所以在7月19日至24日，陆吉康先后到过北京、唐山和山海关求证消息。 他到北京找国家地震局，却看到墙上都是大字报。“‘四人帮’夺权，胡克实（时任国家地震局党委书记）靠边站了。我没有打听出任何消息，人家也不感兴趣。” 陆吉康还拜访了北京市科技局和位于北京西北部鹫峰的白家疃地震台，了解到一些5级左右地震的内部预报信息。他同时听说有专家从气象异常的角度预测近期有7级地震的可能。 唐山二中和山海关一中的群测点同样有地震预报。山海关一中的物理教师吕兴亚甚至告诫说，7月26至28日可能是危险期。 群防大动员 7月23日至28日，青龙县正召开县委第五届七次全会和农业学大寨会议。全县各公社都有干部在青龙县城开会。而京津唐渤张地区将要发生地震的消息，从科委汇报到县委常委马刚，再到县委书记冉广歧。 7月24日，青龙县县委召开紧急会议。在听取王春青的汇报后，常委会作出了三项决定：加强各测报点工作，科委要有专人昼夜值班；加强地震知识宣传；要在800人会议上布置防震工作。 7月25日，陆吉康带着多方求证的消息回到青龙。青龙防震部署在当天正式展开。此时，距离唐山大地震发生仅剩3天。 县政府已经行动起来。公开发布临震警报，县委临时作出决定：每个公社回去一名副书记和一名工作队负责人，不准回家，一定要连夜布置防震工作，及时向群众传达震情。各公社、县直各单位随即都召开了紧急会议，从公社干部到大队，再到生产队，进行防震抗震部署。 多数公社广播站连续广播地震知识，传达县委决定，基本上达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群众晚上不关门，不关窗。学校在操场上课，商店在外边卖货。 “青龙是农业县，让老百姓出去防震，啥损失也没有。大伏天的也就是蚊子多叮几个疙瘩呗。”县委书记冉广歧对《唐山警示录》作者张庆洲说。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如果真的地震了，对群众交代不了！”县委常委马刚在2006年对媒体回忆说。 青龙还对重点工程、仓库等重要设施责成专人检查，县委书记、副书记还深入到八一水库。有的公社还集中基层民兵巡逻值班。 陆吉康说，由于官方并没有预报震情，县里自己决策动员防震是有很大政治风险的。所以大家将抗震和防汛结合起来，避免决策风险。 县里按照“防汛抗震”的提法往下传达。当时7月正值汛期，防汛演习照常进行，可以提高民众警觉性；而之所以可以出动民兵巡逻，也是因为防汛工作政策允许，而抗震没有此项许可。科委同时也要求，在县内不设地震棚，保持道路畅通。 经过几天的动员，青龙县进入了临震状态。7月27日晚上，青龙县科委主任王进志在“800人大会”上做了最后一次震情和防震减灾动员工作。 青龙奇迹 1976年7月28日凌晨3点42分，唐山地震爆发，很快波及青龙。 “震后，我马上观测地震对青龙的破坏程度。”陆吉康骑了辆自行车围着这个南北皆山，近靠河滩的小县城走了一圈，从东到西几分钟的路。他发现道路没有堵塞，人们都逃出来了，而房子大部分没倒塌。“青龙的房屋几乎都是木结构平房，正房不容易塌，有些偏房倒塌。” 陆吉康也看到青龙县发电厂照常发电，但工人已经出来了。他回到科委办公室，拿起电话就往电话局打。他要求接线员往周围城市接电话，接通就行，接不通的记录下来。 结果，青龙南边的滦县接不通，唐山接不通，迁安接不通，迁西还能接通；以北地区的建昌、凌源都能接通。“西北方向的宽城还问我们怎么回事。这一判断就知道南边地震了。” 第三天，青龙县的河滩地上共有2架次直升机降落。陆吉康的老伴回忆说，“唐山运了伤员来。县医院住满了人，路上也都是。”而震后第一支赶赴灾区河北迁安的医疗队，就是青龙县派出的。 灾后青龙县民政局统计，青龙在地震中只有一人死亡。唐山超过24万人遇难，青龙近40万人民的生命得以保全。青龙创造了奇迹。 陆吉康说，青龙的成绩的确有“奇”的一面。比如王春青恰巧听到了汪成民的预测，领导重视、想到把防汛和防震一起抓等等。但是这个“奇”更是建立在群众发动起来了，做到了周恩来总理提倡的“群测群防、专群结合、土洋结合”的防震抗震方针。21世纪经济报道 (责任编辑：李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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