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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ternary金虫 (著名写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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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纪念刘东生院士特别报道【已搜无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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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刘东生院士特别报道 科学时报 2008-03-10 无言的教诲——儿女心中的刘东生 记者：王静 3月8日，在北京海淀区中关村中科院黄庄小区刘东生先生家里，记者见到了他的女儿刘丽和儿子刘强。与父亲相处时间并不很多的姐弟俩，噙着泪水对记者谈起了他们的父亲。 最后的叮咛与遗憾 “我因工作3月3日回到北京，父亲6日就走了。他似乎在等着见我最后一面。他给我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你在外一定要谦虚谨慎。’”正在从事中美科技文化交流和教育工作的刘丽一边说着，一边不由自主地擦去眼角的泪水。 “我是5日赶回来的。我与父亲最后一次见面是在春节前。在他化疗期间，我不便频繁去医院看望他。每次我去医院时，他似乎感觉到什么，与平日不同，很愿意对我谈起过去他的一些生活与科研经历。他谈起中国地学界的历史与发展如数家珍，对中国地学界的老前辈们无限景仰，很多故事是我从来没有听他说过的。虽然他仍像平日一样，记忆清晰，思路严谨，我还是有特殊的预感，他为什么如此怀旧呢?”刘强也忍不住流着泪水说道：“我父亲在最后一两年中，也和他的晚辈学生们聊起很多地学界的传奇故事，告诉他们以后应该进行系统性的整理。” 与孩子聚少离多 刘丽说：“我10岁前一直与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当我回到父母身边时，父亲去了中科院贵阳地化所工作，与母亲两地分居。我印象中，家里基本是母亲、弟弟和我一起过日子。当父亲后来回到北京，也是经常出野外工作，很少与我们在一起。我们长大后，都有了自己的生活，各自出国学习和工作。也许，我们比许多人家里的孩子得到的父爱更少。当然，尽管如此，我们也能感受到他的父爱。他在野外时，每个星期都会给我们写信，那时还不太会写字的我，常常给他寄上我画的一些小画。每当他到世界各地开会考察时，他也会寄给我们明信片，很有纪念意义。” “自我记事以来，他一直非常忙碌，在家的日子很少。每每回家，包里带来的是一些标本，还有外地的一些特产，如新疆的葡萄干之类。” 这些记忆中的片段深深烙在姐弟俩心里。 身教多于言教 “‘文革’时期，父亲被罚扫地，家里从两居室的房子搬到了一居室，加上奶奶，一共5口人，很困难。当时，我在上幼儿园，小孩们都认为扫地的人都是‘走资派’，是坏人。搬家时，也没有人帮助，他那时已经50岁了，自己忍受着内心的压力，一个人独自把书从一楼搬到四楼。” 刘强知道，父亲是个不愿把磨难和痛苦告诉他人的人。在一次野外考察中，他们家的照相机掉入了水里，这是他们家很重要的财产。若干年后，刘强才知道那是一次重大事故。他父亲在野外考察时骑着马过河，马可能踩上了一块很滑的石头，摔倒在水中，被冲下了瀑布，而落入水中的父亲抓住了岸边的巨石，才捡回一条命。 姐弟俩都认为，父亲对他们的教育身教多于言教。在贵阳工作时，父亲一年回家一次，到家后，就让他们学习，教他们外语。但每每不到10分钟就有同事来谈事情，他们就“解放”了。 刘强记得，1976年唐山地震后，他们住在地震棚里，在那样的特殊时刻，父亲没有放弃学习，经常利用楼道的灯光在一楼楼梯口看书，因为这样，地震时可以快速离开。 同时，他们也知道父亲是位博学的人。小时候，姐弟俩会想办法为难父亲，经常在字典里挑他们认为很难的英文字考父亲，可没有一次难住过他。 刘丽介绍：“我儿子与我父母一起生活了10年，受爷爷影响很大，也很敬佩爷爷。需要查字典时，只要看到爷爷就说：‘爷爷在呢，还查什么字典呀!’我儿子在做人、做事方面就像父亲按照自己的意愿克隆出来的一样，做事很认真，很有想法和目标。小学二年级时，有时头一天没有完成作业，第二天清早5点钟就起床披着棉衣写作业。” 刘丽还介绍，在2004年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之后，有关方面希望给他出版传记，父亲每天早晨4点多就起床录音，因为大家起床后，录音效果不好。他就这样录了几十盘带子。 刘强记得，有一年，父亲为了给老师王恒升过生日写贺词，委托儿子在瑞士苏黎世大学查资料，因为王恒升曾在苏黎世大学学习和工作，他要核实事实，而不是凭印象写。刘强找到了王恒升的论文和其他资料寄给了他。 然而，在刘强眼里，父亲曾经也是那么不近人情。2004年，刘强体检发现患有肾癌，希望父母能够帮助找一家有名气的医院治疗，可父母虽然着急，却告诉他，“我们没有这样的关系”。刘强最后等了一个月，在给他体检的医院做了切除手术，身体得到了康复。 永远无法“达标” 刘丽赶上了“文革”。改革开放后，她留学日本和美国，获得了心理学硕士学位。刘强是中国恢复高考后1979年考上清华的大学生，后留学瑞士，目前工作在瑞士。无疑，姐弟俩在同龄人中都是佼佼者，非常优秀，但他们说：“我们压力很大，因为永远达不到父亲的希望。父亲自己知识面很广，要求严格，对我们很严厉，一直希望我们能在各方面取得第一。” “当然，我考上清华时，感觉到他很高兴，而我博士毕业没有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读博士并继续从事科研，使他非常遗憾。”刘强说。 “我如果有父亲十分之一的认真和毅力，肯定不是现在这样。任何人如果能够像他这样认真，都可能成就一番事业。”刘丽认为。 “父亲这一生给我印象最深的事情是2002年他在美国南加州大学领国际泰勒环境成就奖的场面。我当时在洛杉矶，也参加了他的颁奖典礼。当美国政要和诸多著名科学家都站起来长时间鼓掌、祝贺他时，我感到从未有过的自豪。颁奖结束时，100多人排着长队与他握手。我这些年在国外，没有见过这种场景。他得到了所有人的尊敬和爱戴，而我们不可能比他做得更好。他虽然没有留学经历，也没有在国外工作，他把事业扎根于中国，做出了世界级的科研成果，开展了广泛的国际交流，获得了国际最高荣誉，也为中国的科技工作者赢得了崇高的声誉，我们望尘莫及。”刘强最后说。 把“变迁”印在学生心头——刘东生的教学风范 记者：王静 当刘东生先生去世的消息传来，很多人感到吃惊。因为，很多人都知道，73岁时，他去了南极；79岁时，去了北极；86岁时，去了南海；87岁时，还去了罗布泊。今年，他虽91岁，但很多人坚信他一定是健健康康、硬硬朗朗的。然而，3月6日这一天，很多人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他，刘东生先生，2002年国际泰勒环境成就奖获得者、中国2004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2006年欧洲地球科学联合会洪堡奖获得者，的确走了。他离开了他热爱的地质事业，离开了他热爱的黄土，离开了他的亲人、朋友和学生。然而，很多人，尤其是曾与他共事的人，在这样的时刻，都忍不住想对其他人说些什么，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表达他们对刘先生的敬重和怀念。中科院研究生院的3位老师——林秋雁、何涛文和潘云唐就在其中。 他们作为中科院研究生院地学部的创始人，曾与刘东生先生有过密切交往，深知他的为人和教学风范。 新解20余年的老课程 何涛文曾任中科院研究生院地学部主任，林秋雁曾任研究生院地学部党总支书记，刘东生先生在研究生院开课即是应他们邀请的，在课程的设置上曾经与刘先生多次讨论。潘云唐是研究生院的一位教授，是《刘东生——揭开黄土的奥秘》一书的作者。据他们介绍，刘先生在研究生院任教近30年。 “自1982年起，刘东生先生在研究生院开课。这些年来，他无论社会活动、科研工作多忙，从不间断给学生讲课。给学生上课是他第一要务。有时，他从飞机上下来，直接赶到课堂，即便参加两会，他也会请假给学生讲课。”林秋雁说。 “《近代第四纪地质学与环境学》是研究生院由刘先生主讲的课程，从1982年开设至今，课程名称没有变化，但刘先生却常讲常新。如1995年，刘先生讲课时，主要以全方位的理念讲述了第四纪的环境学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同时，他把当年8月在德国召开的第14届国际第四纪大会讨论的最新内容也一并介绍给学生。虽然许多学生在本科时已学过第四纪地质，可听了刘先生的课后，他们感到有许多问题有待探索。有时，刘东生在讲课中，还会把自己正在开展的国际合作项目以及学术动态告诉学生，使这门近乎古老的学科不断增加新意。 何涛文记得，1979年他与刘先生讨论在研究生院开设“第四纪地质”课，并确定由北京大学的曹家欣与刘先生一起开课。随着时间的推移，刘先生不仅自己讲“近代第四纪的地质学与环境学”、“环境与文明”，还邀请其他院士讲相关课程。如请刘嘉麒院士讲授“新生代地质年代学”，朱日祥院士讲授“古地磁与环境磁学”，丁仲礼院士讲授“古气候学”等。此外还推荐国外著名教授在研究生院讲课。其中，包括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气候中心主任Bridlly等人。 口试和开卷考学生 在刘先生建议下，每年期末考试，他的这门课与其他老师的课程考试方法完全不同，采用口试和开卷结合方法。每个学生先结合自己的选题，上讲台讲10分钟，即“作10分钟学术报告”，然后，接受老师提问5分钟。刘先生认为，学生从事研究工作就不可避免国际交流，需要锻炼他们这样的能力。 同时，刘先生设立大开卷考试，让学生学会查资料。在开卷考试中，有的学生会钻研许多科研问题，也会提出很多新问题。刘先生认为，通过考学生，自己可以从学生那儿学到一些知识。他亦可在下一学期中，补充新内容。他说，“这是教学相长”。 此外，刘先生还会把学生请到所里参观和座谈，让他们有更多机会接触实际。 “虽然这样的方法需要很多时间，但刘先生不畏辛苦。如果40个人一个班，全班完成考试，往往需要一整天。他就这样把科学精神、科学理念等贯穿于教学之中。”他们说。 在计算机普及的今天，新技术不断出现在教学中，一些年轻人注重计算机技术，出现轻视野外工作的倾向。刘先生却比过去更加注重野外实习课，在他的课程中，他经常提议带学生去周口店、马兰台地等地实习，对年轻人的触动很大。刘先生认为，“不论技术如何进步，野外调查都不可忽视”。 拓展跨学科边缘科学 在30年的教学中，听过刘先生课的学生早已近万，他说：“我不一定认识你们所有人，但你们可以告诉我什么时候听过我的课，并把自己的专业方向告诉我。” 何涛文介绍，刘东生先生对发展边缘交叉学科非常感兴趣。研究生院先后5次编撰课程设置，刘先生每次都选取最新科研成果充实教学大纲。1982年到1987年间，刘东生曾多次与何涛文讨论。当时刘先生就提到，第四纪地质学最早是1955年由前苏联专家帕夫林诺夫在北京地质学院讲授，地貌学则由前苏联专家列别捷夫于1955年在北京大学讲授，之后，北京大学于1958年专门办了列别捷夫地貌学进修班。他说：“现在这门课我们来讲授一定要讲好。”在刘先生的倡议和领导下，如今，研究生院地质学的5个二级学科课程设置由原来的二十几门增加到107门。而第四纪地质学学科，已由过去的1门增加到18门。 据潘云唐介绍，刘先生一生中有两次研究方向的大转换。第一次是他刚到中央地质调查所，领导希望他从事工程地质研究，但他认为，内战期间毫无建设可言。他说：“我还是喜欢研究基础地质。”于是他在中央地质调查所从事古生物研究，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果。解放后，他认为国家在经济恢复建设时期，为了满足国家需求，他又放弃了从事多年的古脊椎动物研究工作而到刘家峡、龙门峡、三门峡等地从事第四纪地质研究，之后，一头扎进了黄土高原的研究，再也没回头。 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忆刘东生先生 记者：卢家兴 3月7日，记者获悉刘东生先生逝世的消息，不胜悲伤，不由想起前几日还和刘先生通电话的情景。当时，刘先生虽在调养中，但仍用一成不变的轻松语调告知“无碍”，没想到时隔几日便已驾鹤西行，使人扼腕长叹。第一时间致电刘先生熟识的朋友，希望消息是假的，但答案依旧。如电影回放般，脑中不由想起与刘先生相识以来的点点滴滴。 2000年9月，刘先生带队考察晋、陕黄土高原，我作为随团记者加入其中。在半个多月的野外考察中，我不断“骚扰”刘先生，而刘先生也是有问必答，丝毫没有因我对黄土的无知而厌烦。在刘先生的耐心讲解中，我从对黄土高原的懵懂意识转变到初步的系统认识，也由此加深了对刘先生的认识。对“先生”的称呼也在此间固定了下来。 在我心中对刘东生“先生”一词并非等同于社会上的称谓。《孟子》有云：“先生何为出此言也。”这一“先生”是指长辈而有学问的人。我的这个称呼不仅是对有德行的长辈、老师的尊称，更是对刘先生这位以自身行为诠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真意长者的仰视。 随着与刘先生接触的深入，愈加感觉刘先生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徒步考察时，刘先生显示出惊人的耐力与体力，甚至许多年轻人也不及他。旁人看着这瘦小的身躯不紧不慢往山上爬，不禁担心这位80高龄的长者体力不支，但刘先生告诉我——不怕慢，就怕站。简单的6个字，意义可无限延伸到工作、人生等不同领域。看着刘先生的背影有时候不由在想，这个身躯里究竟蕴藏着多少知识、蕴含多少能力。刘先生是一座山。 刘先生知识面广，钟情广阔原野。每当说起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刘先生总是神采飞扬、思路宽阔，从冰川、植被、融水、地质、环境到动物无不涉猎。浑厚的黄土高原自不必说，那是刘先生毕生解读的一本“环境百科全书”，厚厚的黄土层里不仅仅记载着中国的环境、气候演变的历程和规律，同时也是全球变化的一个缩影，就这样，原本研究古生物的刘先生被黄土的深奥吸引了一生。高耸的青藏高原，在先生的眼中之所以这般神圣，是因为他经过多年的考察，看到了它的不寻常。先生相当一部分科考工作是在被称为“世界第三极”的青藏高原完成的，他说过：“青藏高原是至今许多科学家思想的发源地。” 先生从事地球科学研究近70载，创立了黄土学，平息了170多年来的黄土成因之争；建立了250万年来最完整的陆相古气候记录，带领中国第四纪研究跻身于世界领先行列。2002年，先生获得国际环境科学最高奖——泰勒环境科学成就奖的时候，我也由衷地跟着高兴。200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揭晓，我再次登门对刘先生获奖表示祝贺。刘先生一如上次的获奖心态，笑容和煦，在交谈中将获奖之事一言带过。这或许就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我在想。 由于年岁已高，胡先生(刘东生夫人)禁止刘先生亲往高原野外等危险地区。刘先生在一次采访中含笑与我“抱怨”错过某科考队对某地的考察，无比遗憾等等，便招来胡先生的笑骂。几大本相册记录刘先生在全球各地的身影，偶有刘胡两位先生的合影。 刘先生在环境医学、环境地球化学、环境考古学、高山科考和极地科考等领域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无愧于我国地学界的一面旗帜。但对于他的老伴胡先生，刘先生稍显“滑头”。在“禁足”后，胡先生还与刘先生“约法三章”，但不久后，刘先生的身影又出现在罗布泊，可见“约法三章”又一次宣告失效。 我一直认为，刘先生很懂得生活艺术，对胡先生如此，对自己亦是如此，对工作更是如此。“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准则把刘先生一生凝练成一本书，一面旗帜，一座丰碑，一座大山。今天，刘先生走了，离开了我们。作为曾经受教于先生的年轻人，向您道别——“先生!祝您一路好走!” [ Last edited by star580 on 2009-7-5 at 16:4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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