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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yu7901木虫 (著名写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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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学术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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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yuqian83
木虫 (正式写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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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楼2008-03-10 09:1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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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yu7901(金币+1,VIP+0):谢谢，可惜用处不大
zhangyu7901(金币+1,VIP+0):谢谢，可惜用处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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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下范文 学术背景自我评价 “学术只有一流的，学术从来没有二流，我只做一流的学术！” ——自勉 一、 历史学习经历 大一时追慕先贤，比较关注人文方面，当时阅读了大量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活跃学术界名流的作品与自传性质的文字材料，如汤用彤，梁漱溟的等。以二三十年代的思想反观当今社会，冲击很大，自己的思想趋于保守，怀旧的色彩使自己的兴趣转到了历史学的学习。 开始接触的是费正清关于中国历史的系列，他的作品是如许的文字优美与逻辑清晰，与我以前阅读的历史风格大相径庭。由费正清而赶了回“黄仁宇热”，读了他那小说式的《万历十五年》，以及考证味道浓厚的《16世纪明代的财政与税收》。从此，对中国历史的关注主要集中在明代，与此同时也阅读些明人的笔记，以及关于明代历史的讲义，包括孟心史先生的《明史讲义》。 明史中关于社会进阶与商品化的主题，我主要得益于余英时先生的作品，英时先生受教于钱宾四先生，先前研究的精力主要集中在文化史方面，后从杨联升，兴趣转向经济史，这正与我当时的兴趣相类。在接触余先生作品之后，开始拜读其业师钱穆先生的作品，坚定我学术意志的是始于阅读宾四先生的自传，特别是关于其正月初闭门苦背孟子那一细节，对我感动颇深，当时细想做学术当如是：耐的住寂寞，厚积而薄发。 捧读宾四先生文字之后，兴趣为之一变，阅读路径又回到了传统学术人的作品上，当时大量阅读了陈寅恪先生的著作，特别是《唐代政治论述稿》，寅恪先生结合西法研究中史，从不劈头而抛结论，在娓娓道来之后新的创见妙手偶得，总是覆前人未覆之言，从此暗许自己为陈门一走卒，做学问当如寅恪先生之浩大。特别是寅恪先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时刻鞭笞着我，警我以学术为志业，并且将“士之读书治学盖将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现在回想当初，阅读历史，实际上可能只在欣赏阶段，并非为学术而学术，更注重人文精神的培养，甚至思想保守的以古代“士之精神”来规范自己的行动，其中比较典型的是写下《致周济部长书》，一直到大二，参加了我们学校的经济学实验中心，才开始在学术道路上漫漫摸索。 二、 转变 大二的第二学期，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我们学校的BBS上与一个学长争论起来，言辞较偏激，甚至出现了互相攻击的局面，当时出来一个解围的卢师兄，那师兄在以后的日子里成了我的莫逆之交，他是在我们学院的经济学实验中心兼职，当时是在读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的硕士生。 结识了卢师兄，我的兴趣开始由历史转向了经济学，当时的兴趣在于思考“中国的衰落之因”，主要的关注点是清末的读书人的抉择：留洋VS中科举。卢师兄的建议是，可以尝试做计量史学，查找资料，统计一下数据，兴许可以根据理性选择模型得出有意思的结论来。 经过一两年的反复思考，虽然限于手头资料的匮乏，但问题的描述是越来越清晰： 西方研究经济史，一向的主题是关于“西方世界的兴起”，North D.从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技术、人口及意识形态等指标来分析经济结构及其变迁，进而来考察经济绩效的变迁。他提出经济史的核心是：研究人类发展中的合作与竞争形式以及组织人类活动规则的执行体系，而这也恰恰是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制度。North D. 将这制度细化为产权理论、国家理论与意识形态三维，以此来解释历史上产权结构及其执行的变迁，进而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North D.在分析问题中具体遵循的还是新古典的框架，只是对其稍作修改，比如理性人假设，他主要是考察历史事件中的“相对价格变化”的持续冲击，来影响社会阶层，意识形态，从而诱发集体行动，来推动制度的变迁，North D.较好地将经济理论与经济史实结合起来，丰富了经济史的研究。 North D.虽然对经济史的研究创新作出了贡献，但他的体系只是框架性的，整体显的粗糙，可能还含有“决定论”的意味，可信度可能较低，可能通不过“统计学上的一致性”的推敲（希克斯语，〈经济史理论〉）。Acemoglu D.的研究兴趣也集中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但整体思路比North D.更加精练，简洁地整理出“产权制度”（Property Constitution）与“契约制度”（Contracting Constitution），一个是国家层面，一个是私人层面，分别制约的是“政府掠夺”与“私人掠夺”，正是由于大西洋贸易促进了商人阶层的兴起，权利上制约了贵族，才开创了宪政体制，制约了两个层面的掠夺，保证了经济的长期增长。 我的思考是：“中国的衰落”源于社会进阶的开放性，这个开放性的保证就是科举制度，乃至捐官制度，也就是中国历来都是经济生活政治化，也就是说“儒生官僚化”，“商人官僚化”，以至中国的“国家建制超稳定性”，如“铁丸走瓷盘，欲出而未出”，中国在几个世纪尽管商业发达，但仍旧是在“传统中滚转”。那么中国是如何走出这种困局的呢？这样的社会进阶梯子是如何摧毁的呢？也就是说中国如何走向现代化？我的想法在于中国读书人选择的多样化，也就是在传统的中举当官之外，有了出洋镀金镀银的机会，那么我们系统性的考察当时个人教育的投资决策，来分析如此分歧的决策如何推动社会的转型？兴许能发现某些有意思的结论，体验到某些洞见！ 三、 经济学的学习 要成为出色的经济史研究者，除了掌握史料，探悉问题的深度外，我的愚见是扎实的多样性的研究技术与技巧也是必要的，当然更重要的是还要有创造性的思考。由于地处新兴城市（珠海），史料方面是相当匮乏的，那么就调整次序，好好学习经济学，在接下去的时间里，我比较系统地学习了中高级的价格理论、制度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契约理论（激励理论）、产业组织理论、博弈论与商业实践、市场制度与设计，以及实验经济学与行为经济学（神经经济学）。其中我还在我们的实验经济学研究中心主持了几个讨论班（Workshop），比如说中级价格理论，市场制度与设计等，在主持讨论班的过程中，教学进程大纲的确定，论文的选定，都是反复参考国外研究生教程而独立编写的，参与同学的反映也都很好，在学术贫乏的暨大珠海学院发展了一个比较纯洁的相对较高水平的学术兴趣小组，相信坚持几年，应该能够涌现出优秀的人才以及作出较大的成就。 也许学习经济学泛了点，但如今的社会，学科间的相互借鉴也是比较正常的情况，经济史的研究，或者说历史的研究，并不一定要局限在历史学的范畴，其实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许多社会学的研究方法都运用到了历史研究，这在何炳棣先生的〈读史阅世六十年〉中大量反映，何先生后期在国外的研究更是倚重于多种学科的方法，他的理想是把历史学的论文发到自然科学期刊上，我的理想是使“历史学研究的科学化”，让世人信服历史研究也可以做的象自然科学一样。其实何先生的得意弟子，李中清他们那派的“加州学派”经济史研究虽然争议较大，但研究方法多样，且结论总是激动人心，让人觉得学术不是陈陈相因，而是聪明人的“智力极限游戏”，拼的就是创见与洞见。 其实North D.如今也从跨学科的角度研究经济史，提出了“时间历程中的经济绩效”，认为经济变革的速率是学习速率的函数，变革方向是获得不同知识的预期收益的函数，并从不确定下的决策与认知科学的方面来重新解释他早期提出的意识形态方面的理论。我对其大胆的批评，一是如他早期作品一样，生硬的概念太多，可能这就是大家风范；二是他的理论容易抽象化、复杂化，对国人有误导作用，容易把经济学，历史学这类需要实证研究的“俗科学”把它“哲学化”，就想先前的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国人不从实证出发，给我国转型以借鉴，反而把它“玄化”，制度经济学变成了哲学，研究制度经济学变成了读书心得交流会，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三是，他从认知科学的角度来研究，的确给人耳目一新，但光有“宏大叙事”总不行，我认为“宏大叙事”的同时，更应注重细节考量，两者完美结合，相映成辉，才能使经济史学研究让人信服，才能使其科学化，所以我认为社会研究的微观机理考察很重要，社会中的参与者更真实的是“异质性”，而非“同质性”，正因为社会参与者的“异质性”才是社会结构不稳定的因素，才能促使社会变迁，当然“异质性”会产生各种行为偏差，但她的魅力在于个体“异质性”之间的行为互动产生的行为偏差，在社会加总后的结果可能性状良好，这就是我们可以从行为经济学中汲取的丰富营养，当然这也是Fehr E.他们现在一直在研究的方向，甚至如他们一样，在研究中也许要借鉴神经科学的知识与方法。正如诺奖得主R Fogel在他的自传中提到“我当时幼稚地认为在研究生阶段，学习前沿的统计与计量的工具，就能很好地洞悉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背后的因素”，我也大胆地猜想，跨学科地研究经济史可能是未来出色研究的方向。 四、研究方向 我给自己预定将来的研究，以经济史研究为中轴线，结合各学科前沿的方法，比如历史的比较制度分析（Greif A.等人），理性选择理论，行为经济学乃至神经科学。从社会参与人的行为互动（博弈），结合经济史实，来剖析中国的制度变迁，以及分析由此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以期对我国现阶段的制度转型有所借鉴，使中国的各种制度以及市场有效地运转起来。 |
3楼2008-03-10 09:22: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