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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娅，我们的有生命的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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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娅，我们的有生命的地球 洛夫洛特 我年事已高，所以想从头谈起。须知万事万物其肇始总是至关重要。我幼年时的世界与当今的世界真有天壤之别。那时，机械化程度甚低，城镇远比现在的城镇小而紧凑。由于没有汽车，往来城郊之间极不方便；外出旅行只能乘火车。 即便像我住在伦敦这样的大城市，依然能够走进机械化未触及、天堂般的乡间。但现在不是每个地方的人都能体验到这种生活，我们真的失去很多东西。清晨再也听不到百鸟齐鸣。甚至郊区的情形也不似从前。那时鸟儿数目众多，叽叽喳喳的鸟鸣声喧闹异常。 令我忧伤的是，夜晚几乎看不见天上的繁星。在伦敦的部分地区，令人目眩的街灯使人无法看清夜空，偶尔得见夜空的寥若星辰，令我心生敬畏；如能一睹不期而至的流星划过天际更让人感到震撼。我不禁思索外层空间会是什么样子，那里会有什么东西。当然，孩提时代，我从未梦想过将来自己会从事这种事业。 忆及儿时的生活，诚可谓昔非今比。虽然物质生活匮乏，但我对自然界的感受却极为丰盈。你会感到你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这种感受弥补了当时没有而现代则认为是不可或缺的精妙的东西。即使现代文明一旦瓦解，在我看来并不足惜，因为，只要生活绵延不绝，我们就能重返更质朴、更贴近自然的生活方式。 在我的眼里，大自然是充满奇幻和欢乐的无穷无尽的源泉。同父亲一样，我也喜爱所有的生物，乐于徜徉田野，亲近大自然。我对户外的一切如此迷恋，以致我厌学。夏日里，风和日丽时若足不出户，对我而言如同遭受囚禁；我只能在想像中自由自在地探索乡间的奥秘。我住在伦敦的贫民区布里克斯顿（Brixton），相当于纽约的哈莱姆（Harlem）。然而，在布里克斯顿，有一座漂亮的公共图书馆，我的科学知识主要是在那获得的。小时候，我去图书馆借阅教科书和小说。韦德（Wade）的《有机化学》（Organic Chemistry）和迪安（Dean）的《天文学与宇宙志》（Astronomy and Cosmogra-phy）是最早给我无穷乐趣的两本书。当然，那时我还很小，读这些书只是一知半解。但是，人一旦有了好奇心，大脑就会像海绵一样汲取信息，因为大脑喜欢被刺激。这些信息存储在大脑中，以后需要时就可调用。 由于没有老师指导，我得以随心所欲畅游科学的海洋。我对所有学科都感兴趣，不知道各门学科是相互独立的。我对生物学着迷是因为我喜欢到户外观察小动物，诸如水螈、青蛙、蛇、昆虫，以及小鸟。我想了解他们，因此就得阅读有关生物以及化学、物理、天文学等方面的书籍。各个学科之间没有屏障阻隔，科学是一个令人神往的宇宙。 凭兴趣学习科学不同于课堂的学习，课堂学习枯燥乏味。若不是早期头脑里积累的科学知识，我或许就根本不会对科学产生兴趣。 对孩子来说，知识和经历没有分隔。分隔是人为的，是大人们用来划分学科的。这种知识的划分，犹如种族的隔离。在小孩子的眼里，所有的知识都是饶有趣味的。 每当我看到自然界的新奇事物，我总想探寻出究竟。记得有一次我看到两条蝰蛇在地上共舞。我不知道它们是两条势均力敌的雄蛇还是正在求偶的一对雄蛇和雌蛇。他们先是在地上迂回爬行，而后突然爬到一起，尾尖着地立起并相互缠绕。形状宛如医学标志（蛇缠绕其上的墨丘利节杖），图案极其美妙。每当我看到这类令人惊异的景象，就想做进一步的了解，于是便跑到图书馆查询。 我从小还喜欢动手做东西。那时人们都乘火车旅行，我就想知道火车跑得有多快。便自制了一个空速表（airspeed indi-cator），把它伸出车窗外测量火车的速度。我用祖父传给我的手表，测量列车行驶在两个里程标之间所需的时间，来校准这个仪器。如果需要计算，我会自己发明计算器，而不是去问别人。这一切看起来总是巨大的挑战。我们家钱不多，所以我只能用所能找到的东西制成需要的工具。我常幻想生活在一个荒岛上，用仅有的草木和岩石制成一部收音机。我父亲也爱幻想，他很有创造力，几乎什么都能搞定。 成年后，我在一家著名科学机构工作。遇到问题要解决时，通常没有现成的仪器可用，不是根本没有，就是买不起，所以只能自行研制。有人曾告诉过我，如果有需求，那么发明极其容易，关键是判定需求殊非易事。如果你是位科学家，你总需要了解一些事情。这具有连锁作用，因为一旦你发明一个测量装置，这个装置就会促成一个新的发现，很快你又需要一个新装置，你得再次发明。 我有50多项发明专利，对这些发明带来的科学发现我惊讶不已。例如，我于1957年发明的电子俘获探测器（在现有的诸多化学分析仪器中仍然是最灵敏的之一。它最先揭示农药残余物在自然界的普遍存在。这条信息曾帮助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写就《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这本书引起了人们对环境危害的广泛关注，环境保护运动因此应运而生。 后来，也是这一装置使人们得以发现环境中存在的聚氯联苯。1971年，我用它检测了同温层臭氧的主要成分氟氯烷在全球的分布状况。这一证据使得臭氧层空洞的发现成为可能。近年来，电子探测器促进了大气和海洋跟踪技术体系的建立，帮助气象学家掌握气团运动速度和方向。目前，这种探测器正被应用于海洋研究。 由于家境贫寒，没有指望我能上大学。我知道要想进实验室做科学研究，必须有大学文凭这张入门券。因此，我只能做实验室技术员。这样，我就白天工作晚上读夜大。还算幸运，因为当时在英国只有百分之一的人能上大学。 我工作的公司里的同事都是职业科学家，他们能解决专业领域和相关领域几乎所有科研问题。他们的知识之广博，堪与覆盖范围广泛的色谱仪相比拟。我从他们那里学到的重要一课是：科学研究的态度必须端正，绝不能有半点虚假。 记得老板曾告诉我说，我做的是一项高难度的分析，如果出错就通知他，然后大家一起做，直到得出正确结果。正确的结果至关重要，因为它关系到人的性命，一旦出错不仅伤人害命也毁掉了公司。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科学是严肃的事情，必须慎之又慎。与他们一起工作的一年半时间里，我学会了怎样成为一个真正的职业科学家。 完成学业的机会终于来临，我进了曼彻斯特大学。尽管上的是一流的科学院系，我学到的却只是：掌握方法或得到结果都不重要，知其然足矣。那就是所谓的学院式教学。我渐渐地明白：这里培养的学生不是专业科学工作者。他们把科学学习几乎看成是为了应付考试，关于科学你做什么以及做得正确与否都无关紧要。与此对照，我在实验室的工作经历才是我严肃科学态度的形成期。 “二战”爆发后，我离开了那家公司。在伦敦，战争非常可怕——炸弹和火箭弹如烟花般在我身边炸开！不过我觉得伦敦人把战争看成一次非凡的经历。战争虽可怕却并没把我们统统毁掉，战争让人不再担忧下周能否付得起房租，因为你不知道下周你是否还住在这里。我能理解为什么人们继续住在火山边缘——火山战争期间，我在国家医学研究所工作。当时面临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有些与战争有关，例如，如何保护军队免受炮火烧伤，我们为此想出了许多有效的办法。还有些工作非常危险，如研制疫苗对付据信是源自东南亚的致命病毒。若没有抵抗力，这种病毒是高致命性的，在实验室不慎感染，会送命的。但是，我们必须用致命病毒做实验，设计出阻止病毒蔓延的预案。在伦敦这个研究所的工作经历非同寻常，充满了刺激和挑战。 年轻时我对一切事物都感兴趣，包括医学和生理学，可是由于医科大学学制长而且费用昂贵，家庭无力支付，因此能在国家医学研究所找到一份工作，我就很知足了。在医院从事交叉感染研究期间，我获得医学博士学位。这个博士学位的设立是为医学研究而不是为临床医学。我在医学研究所的各个部门都工作过，病毒学、生理学、生物化学、试验生物学，等等。我在这里工作了20年，我的研究涉及医学的大部分领域。 我工作的实验室是世界上最好的实验室之一，但是它所在的那层楼，我的实验室是惟一没有拿过诺贝尔奖的，这充分表明周围同事们极高的科研水平。实验室不仅有出类拔萃的科研人员，还有良好的工作环境。这儿的管理机制有点像教友派教会：所有成员一律平等，只对研究所所长负责。他是一个出色的领导者。上班没有固定的时间，想什么时候工作就什么时候工作。这样的工作单位恐怕很难在别处找到。 不过，奇怪的是，我发现这里的任期制度令人窒息。一想到就这样循规蹈矩地生活下去直至死亡，我就不能忍受。我知道自己必须离开这家公司。但是，我面临两个问题：首先，这里的工作条件之好，让我难以割舍；再者，这儿的同事待我甚好，我不想因离去让他们生气。 我一生中读过不少科幻小说，我常说科学是将科学幻想变成现实的工作。出乎意料的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空间操作部主任给我发函，邀请我以实验员的身份参加勘测任务。我之所以受到邀请，是因为他们需要用我的几项发明在宇航员登上月球之前就分析出月球表面状况。 出于对探测其他行星上的生命的实验感兴趣，我不久便从月球计划转到火星生命探测计划。我对火星计划中生物科学方面的研究水平之低感到震惊。本应该参与这个实验的杰出生物学家对此不感兴趣，他们的兴趣在于分子生物学和基因进化论这些微观研究，而不是生命的形态这样的宏观研究。 正是这一惊人的发现将科学研究的焦点从宏观转向微观。科学家们热切地成为还原主义者（reductionist），他们想深入到分子和原子层面来研究生命。这就是超显微观点，即认为整体绝不会大于各部分之和。因此，把事物分解成细小的单元，我们就能够明白它们如何工作。然而这种关于生命的内窥观没有把生命看成世界范围的现象。研究生命现象，不仅需要由上至下的生理学方法，而且需要由下至上的宏观方法。 由于缺乏整体观，科学被分解成为相互独立的专科。生命科学的研究从本质上讲需要综合的方法，然而科学分类越来越精细，速度之快令人震惊。据我最近一次统计，生物学有三十多个分支学科，每一分支的生物学家，几乎竟以自己不了解生物学其他分支而自豪。每位生物学家只是某个狭窄领域的专家，因此相互之间没有交流。年夏一年，新的分支不断出现。类似于混沌理论中的分歧图表（bifurcation diagrans），学科的过细划分将造成恶劣的学术氛围。学科的每一次细分都是发生在学科急需综合的关键时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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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生命本身的研究几乎是不存在的。研究生命，你首先要问，“生命是什么？”生物学辞曲甚至也没有列出“生命”这一词条，对“生命”的定义自然阙如。一旦知道自己要寻找的是什么东西，你就会问，“怎样辨认它？”不幸的是，在我们在别处找到答案之前，是无法回答这个问题的。 给人们的生活增添了特别的内容。在喷气推进实验室，有一位优秀的科学家，他性情和蔼但专断，不免令人惧怕。一天，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问道：“你如何看待火星生命探测实验？”我回答说，不大看好这些试验。我认为即便火星上有生命存在，他们计划发送的仪器也很难发现生命。主要说来，科学家们只是把在自己的实验室完成的自动化设备送上火星。即便是探测其他星球的生命，这也不是一个好办法。听了我这样的回答，他就问我，我打算怎样做。我说我要先在整个火星上找到熵减低（entropy reduce-tion），他笑了，说我这是逃避问题，因为如果熵减低的发现能证明生命的存在，那就得知道如何才能找到。于是我就说，“给我三天时间，我会设计出发现熵减低的实验方案。” 回来时，我有了火星大气的化学组成分析的想法。这个想法基于火星上存在生命这一前提；必须将火星大气用做原始材料源，又把它用做废物存放处，从而改变火星大气，并干扰它的化学平衡。1965年，我在《自然》（Nature）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生命探测的物理基础”（The Physical Basis of Life Detection）的短文，文中提出检测行星生命是否存在的物理实验。其中一个实验是从上至下观测整个行星，而不是局限于登陆点。采用这种方法，飞越太阳系之外的飞船中的观测者，就能辨别出地球是太阳系中惟一有生命的行星。 如果从红外天文学角度以我的观点来观测火星，就会暗示火星上无生命。因此，探寻火星生命科学家大都不欢迎这种实验。尽管美国宇航局认可我的方法，生物学家则不为然。因此之故，我的实验从未启动。火星生命探测小组认为，他们从安装在“海盗”号飞船上的质谱仪足以分析出火星大气的化学组成。实际上，这个装置只适于分析火星土壤是否含有具有生命特征的物质。 我言辞激烈地批驳他们所做的实验毫无意义，但美国航天航空局的官员很能包容。尽管他们能轻而易举地解雇我，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美国航天航空局一直雇用我，这里我的主要身份是发明家。我继续在英国做顾问，往返于两地之间。仍有我发明的两个装置被带到火星上，它们使气体色谱质谱仪实验得以正常进行。显然，我对它们还是有用的，在政治上或经济上对它们不利的某此设想除外。 1965年，我在就萌生了“盖娅”这个观念。这是我个人的新发现，似乎是智慧火花的迸发。我与当时的著作者顾问（author-consultant）戴安·希切科克（Dian Hitchcock）讨论地球与火星大气层的巨大差异。当我观察到地球大气反应灵敏且不稳定时，我突然意识到极端不稳定的大气不可能保持稳恒状态，除非有某种东西参与调节。生命以某种方式保持地球大气的稳恒状态，使其适应生物存活。地球上的生命不仅创造了地球大气，而且还对之施以调节。 第二天早上，我与在同一办公室的同事卡尔·萨根（Carl Sagan）谈论我的看法。他不完全赞成我的想法，不过支持其中的一点。他问我有没有注意到，自地球上有生命起，太阳的温度升高约25%。接着我便意识到气候调节可能与生物圈化学调节同时发生。尽管太阳的能量在生命存在的35亿年间增高了30%，而地球表面的温度却保持不变。根据物理学原理，地球的表面温度应该持续上升，直至沸腾，而不是像这样不断冷却。 与之类似，大气的化学组成和气体浓度也保持稳定。例如，氧和氨的平衡保持在使生命得以存活的极窄的范围内。稍微的失衡就会发生宗法观念性后果，氧的含量若增加4%，就会引燃整个大气层。 生命只能存在有限的环境，而这样的环境必须有效地得以维持。生物必需调节大气才能存活。对地球大气稳定性考察使我意识到，地球大气的稳定性是由地球本身创立的。地球生物圈的条件之所以适合生命，乃是因为这些条件是地球上生命系统的扩展。 当我头脑中第一次出现盖娅这个形象时，我就感受到宇航员在太空看见我们的家园——地球——时的那种体验。我意识到盖娅是一个单一的活的实体，它由地球的生物圈、大气、海洋及陆地所组成。所有这四部分构成了一个反馈体系，此反馈体系为地球上的生命创造了一个适宜生存的最佳自然条件。是这一整个体系，远不是它的各个组成部分赋予地球以超越后者的素质（qualities）。盖娅不同于其他活有机体，就像我们人不同于我们身体内的活细胞群体那样。盖娅是最大的生命体系，是我们的超巨有机体（superorganism）。 在我看来，太空研究最大收益不在于对太空有哪些了解，而在于我们对地球的认识。人类历史上人们首次得以从太空观看地球。这种远距离观察，揭示了行星地球的整体面貌，使我们能够看到它是由空气、水体、陆地及生物组合而成的单一实体。从太空拍摄的地球肖像已成为引人瞩目和令人崇拜的象征（icon）。 除地球的照片外，其他行星的照片也给我们提供了观察地球的新视角。火星看起来是一个贫瘠的死亡之地，毫无生命迹象，与我们研究较多的月球表面有些相似。我经常与朋友萨根争论，他会说，“你怎么知道火星上某处绿洲没有生命存在？” 我断言火星上没有生命，但我不能说服他。生命不可能孤立存在。行星的生命体系要么具备使生命得以繁衍的化学和物理条件，要么就退化到火星或金星那样的状态，从而生命完全消失。火星和金星永久地处于死寂状态，那里缺乏有机分子，永远不能承载生命。 盖娅最初被提出时还只是个假说。当我与著名生物学家琳·马吉利恩（Lynn Margulis）合作研究时，假说就进入了验证阶段。但当我们试图发表论文时，科学期刊拒绝刊登。当时，我们的假说被科学 家视为“洪水猛兽”，我们的观点也因此遭到强烈反对。它被说成是科学的异端邪说，据此任何事物都可解释为目的论，究其本质，此假说暗示了预见、计划及目的可能性。结果，直到1980年还停留在假说阶段。 此后，由于有越来越多确凿的证据支持，它才成为一种理论。例如，如果海洋里没有藻类，天空中就可能没有云，地球就很可能异常炎热。藻类的生物化学作用促成云的形成，这是气候响应调节的一种地球生理（geophysioilgical）机制。 根据1981年我创立的“雏菊世界”（Daisy World）模型，我有一个发现，即地球气候的恒定性可与人体在热和冷的环境下得以保持体温相比拟，地球的气温调节类似于人体体温调节。这个发现将盖娅说提升到了理论高度。生理学家对此理论也越来越感兴趣。他们惊讶地发现，他们曾对人体的多种生理系统，如胰岛素对血糖的调节大惑不解，然而它们可以通过与我的理论模型“雏菊世界”相类似的数学体系加以推演。 生理调节系统类似于我假设的全球气温调节系统。著名生理学家沃特·坎农（Walter Cannon）遇到生理调节系统问题时把它命名为“体内平衡”，亦即调节功能，被称为“人体的智慧”。同理，我们可以称“盖娅”为“地球的智慧”。 我们与自己赖以生存的地球相似，这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岩石、海洋、空气及生物共同演化形成盖娅这个实体，人类又在这个实体内繁衍生息。生物与环境相辅相成，组成一个体系。在这个属于自然发生范畴的进化系统内，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它是自然发生的，因为整个系统共同工作，具有超越了其组成部分之和的特性。 我解释盖娅论的方法出自达尔文的远见卓识。盖娅理论与达尔文理论毫无相悖之处，它只是将达尔文生物进化论进行扩充，增加了环境平行进化论（parallel evolution of the envi-ronment）。达尔文学说认为生命适应所在的环境，盖娅假说则认为生命不仅适应环境，而且改变环境使之适应生命。 盖娅提供的行星观（planetary perspective），强调人与地球环境的重要关系。如果生物有助于创造适合其生存的环境，那么增加生物的数量就会改善环境。当然，生物有益于环境时，生物就会繁荣，环境就会改善。反之，毁灭生物意味着破坏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任何对环境有破坏作用的物种都难逃灭亡的厄运。当整个生物圈遭到破坏时，那么盖娅这个生物集合体也难逃厄运。 不幸的是，我的假说被那些毁灭生物的人有意曲解，而为自己解脱罪名。他们声称自己的破坏行为无关紧要，因为“盖娅会自我修复”。但是，生命一旦死亡，它就不可能再自我修复。 这种误用科学误导公众的不负责任的行为是严重的社会问题。我的理论由于被这些心怀不轨者错误地表述而蒙受科学家们深恶痛绝。但他们也很难用好这个理论。十多年来，有人一直劝我回避我的理论的哲学涵义。 在《盖娅的年代》（The Ages of Gaia）一书的引言中，我提及在牛津召开的一次会议。我在会上发表了关于地球自我调节的演讲，演讲结束时，我说，“因此，我告诉你吧，盖娅似乎喜欢寒冷。”这是全球气温较低时整个系统运行得更好的一种简单说法。不料事后有个朋友告诫我，“你不该那样说话”，我周围的科学家不安地说：“他已回到神秘主义中去了。” 我承受来自科学家们的巨大压力，要保持“正确的科学立场”（犹如“正确的政治立场”）。科学家们不再容忍我提及有关盖娅的任何超出科学范围的（nonscientific）论述，这使我无法再像第一本书那样阐述任何哲学观点。但是我没有改变观点，我依然保持原来的观点。所以我说第一本书《盖娅：新地球生命观》（Gaia:A New Look at Life on Earth）是为普通读者而作。第二本书《盖娅的年代》则是为那些不愿接受我的科学家们重新整理修订的。虽然第二本书没有偏离第一部的总体观点，但作为“科学家”讲话，我必须回避这些观点，否则科学家们不愿听我演讲。 我是一个平凡、传统、坦率而严谨的科学家，却被指责成神秘主义者。上学时就有人问我是否有某种精神体验，我回答说，活着本身就是一种精神体验。正常的哲学家可能非常注重精神体验，他们了解自然与心灵会走向十分亲密的关系。当人们问及我的理论的哲学涵义时，我无以对答。我认为人们生活在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宇宙中，生命的形成是必然而不是偶然。盖娅是生命的显现。 这个显现会使我们发问，地球上生命会一直存在吗？如果对这个问题有疑问，我们必须问自己，“我们现在该做些什么？”对这个问题我已经思索很久了。我确信我们的本性不会使我们做很多事。大多数人只是按本世纪的情况推测下一个世纪，并最终得到同样的结论：地球照样运转，只是污染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不适于生活，但仍然能居住。  另一方面，我想到那些会彻底改变世界的许多灾难。几百年前不甚严重的自然灾难在今天看来极具破坏性。例如，冰岛的一座火山平均每两百年爆发一次。1783年的那次爆发，导致了北半球两年内农作物颗粒无收。当时的人口与现在相比微不足道，人们大都能靠储藏食物过活。如果火山再度爆发，其破坏性将非常严重。 但是人们却不愿意考虑这一点。他们知道温室效应使地球升温，并带来可怕的后果，但他们就是不愿意放弃开车，因为开车方便。然而，人们犹如生活在一个汽车库里，车库里的汽车开动着发动机，人们最终会被有害气体窒息而死。我们污染地球的同时，也是在毒害我们自己。 人们不愿意从简单的事情做起，来拯救地球，比如，他们不愿意放弃吃牛肉做的汉堡包，而牛要生长在森林被砍光的地区。雨林之所以称呼为雨林，是因为森林制造了雨。植物叶子蒸发出大量水分，形成含水蒸气的云。云层不仅提供生命赖以生存的水，而且将太阳光反射到大气中，从而降低了地球的温度。没有森林也就没有雨水；没有雨水，土壤也就变得干涸贫瘠，无法种植任何作物。 潮湿的热带雨林一旦遭到破坏，就会出现平均温度高达120华氏度的广大而贫瘠的荒漠。在热带地区出现环绕地球的沙漠圈，气温急剧升高，致使生活在热带地区的上亿人中挣扎在饥饿线上。沙漠化还将摧毁自然冷却及空气调节系统，破坏全球气候，导致干旱、洪水、饥荒等灾难的发生。如果我们继续滥砍乱伐，排放温室气体，那么灾难迟早会降临。 我感觉现在非常寻常地平静，这种平静类似于战争爆发前或热带风暴来临前的平静。我们知道风暴的灾难性后果，却意识不到什么样的灾难即将到来。有一些惊人的事件是无法预料的。除了那些日益明朗的渐进的变化，以不堪重负的地球生态系统频繁遭受各种突发灾难，严重程度日趋强烈。不久的将来，全球自然生态系统将遭受严重破坏，此刻也是整个生态系统瘫痪之时。 从现在的人类行为来看，人们是不会采取任何补救措施的，直至灾难降临。人们常说，只有外来威胁才能将人们凝聚起来。如果我们对内部日益严峻的威胁（是我们自己酿成的苦果而不是外敌人入侵）做出反应的话，我们就有可能自救。不幸的是，我们总责怪他人，与他人争斗，因此我就想，在人们来得及联合对付内部威胁之前，大灾难已经降临。 我们需要与强于我们力量的事物联合起来。我们尽管有集体的共同身份，但它却不够广泛。多数人属于部落型的：有各自的文化、宗教、民族等。只要个人生活得好，他们就不关心民族。而一旦面临威胁，他们就会变得团结无私。战争爆发时，他们甚至舍弃生命。这一点非常出色。 我们怎样利用这种力量并使其全球化呢？空谈人类或联合国这样的联盟无用，因为它们虽好却推动不了全人类。将环境问题的责任被归咎于别国，甚至成为捞取政绩的砝码。这样的部族冲突就像科学界和宗教界自我标榜正统一样危险，最终会自取灭亡。全球的环境问题事关全人类，不管他们属于哪个民族、哪个种族、哪个国家。 现在正值20世纪末，留给我们思索环境问题的时间已经不多了。面临全球性灾难，我们只希望人类赶快行动起杰。不再漠视环境，而应有强烈的环境意识；不要只顾眼前的物质利益，而应目光长远；不是过度开发地球，而是尽量控制人类欲望。 我们应当从以自我为中心，转向以地球为中心。学会与地球和谐共存，谦卑地接收地球的馈赠，给地球以呵护。盖娅是看待地球、我们自身以及我们与生物关系的方法。我认为，地球是有生命，我们是地球的一部分。 人们应该这样思考地球：人类属于盖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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