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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mphys铁杆木虫 (知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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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李振声：因饥饿学农与麦结缘 不与袁隆平比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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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视上看到外公李振声从国家主席胡锦涛手中接过鲜红的“最高科技奖”证书，李亮才知道外公又获奖了。 “他不喜欢和我们谈这些”，24岁的李亮说，他知道外公获过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发明一等奖、陈嘉庚奖等数不清的奖项，但是没有一件是外公告诉他的。 李振声最爱谈的是他的麦子。与外公生活在一起的日子里，李亮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家里阳台上也种上了麦子。 李振声一辈子与麦结缘，也正是小麦让他声名大振。 饥饿促其走上“弄麦”路 “这就是我们培育的小偃6号，你们看，多有嚼劲”，27日，在自己的办公室，李振声从一株小麦标本上摘下一粒小麦籽，利索的放在门牙上，嚼开，展示给现场的记者观看。 小麦籽粒粒晶莹剔透，引来一片惊叹，李振声的眼中显露出骄傲的神色。这些是他和同事们20年努力培育出来的优质小麦种。累计推广面积1.5亿亩以上，增产小麦超过80亿斤。 这个与麦为伍的科学家，最初走上“弄麦”之路，来自于早年饥饿的经历。 李振声1931年出生在山东淄博农村。幼时家境贫寒，但身为农民的父母却很重视让孩子受教育，他先念私塾，后上学堂。 不幸的是13岁那年父亲去世，母亲一人带着4个孩子，日子愈发艰难。李振声在哥哥的资助下读到高中二年级，便再也无力支撑。 辍学后的李振声只身来到济南，想托人找个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街上看到了山东农学院的招生启事，说可以提供吃住条件，于是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报考，顺利得中。 “又有饭吃，又能上大学，这是我过去从不敢想的事情。”李振声说，他挨过饿，知道粮食的可贵，也知道农业的重要，所以对这次学习机会特别珍惜。 李振声至今对两位教授的课念念不忘，山东农学院的系主任是来自原燕京大学的沈寿铨教授，给学生们上的是小麦育种课，深入浅出，很有吸引力，而另一位教授余松烈讲的遗传课，也很生动，这让他对这一领域产生了兴趣。 而假期回乡时，李振声还将学校里培植的几个小麦优良品种引入家中，种植后确实比当地老品种增产，乡亲们都来换种。“这让我产生了将来也要从事小麦育种研究的想法”。 由草而麦 1951年，大学毕业时，他幸运的被分到中科院工作。在北京工作5年后，响应中央支援西北建设的号召，他与课题组13位同事一起，调到陕西杨陵中国科学院西北农业生物研究所工作。 其实，最初李振声是研究草的。在北京期间，他跟随导师、土壤学家冯兆林从事种植牧草改良土壤的研究，曾经收集种植800多种牧草，对牧草研究有一定基础。 到西北后，正赶上西北小麦条锈病大流行，造成减产20%到30%。 当时只有26岁的李振声感到很忧心。他决定从事小麦改良研究，为农民培育出优良抗病的小麦。 “农民种了几千年的小麦，但小麦还是这么体弱多病，但是野草没人管，却生长得很好。”对草有研究的李振声想，能不能通过小麦与天然牧草的杂交来培育一种抗病性强的小麦品种呢？ 引起当时小麦条锈病大流行的原因是，病菌变异的速度快，育种的速度慢，即8年才能育成一个小麦新品种，而条锈病平均5.5年就能产生一个变种，成为当时一个世界性难题。在这种情况下，李振声提出通过远缘杂交，将草的抗病基因转移给小麦，选育持久性抗病小麦品种的设想，这个设想得到了当时的权威植物学家闻洪汉和植物病理学家李振歧的支持，年轻的李振声开展了这项研究，从此一干50年。 “远近结合”躲过冲击 让风马牛不相及的草和小麦杂交，在当时国内从没有人尝试。 第一代野草和小麦的杂交品种研究出来了，这种被称为杂种一代的东西长得一点也不像小麦，而和野草一个样。而且这种杂种不育，远缘杂交，还面临杂交不亲和、后代“疯狂分离”的难题。 这项研究在当时被许多人视为畏途。李振声说，当时他心里也没有底。而且，最让人担心的是，因这项研究迟迟难以出成果，他还面临“研究工作脱离实际”的批判。 当他的研究进行到第八年的时候，当时的“社教运动”开始了，他受到批判。有人说他的研究都搞了8年了还没见成果，是脱离实际，要他放弃。“当时看到已经取得的阶段性成果，怎么忍心放弃啊。”李振声说，自己当年学到的哲学知识和研究方法帮助了他。 李振声说，他采用了一点哲学手法，“远近结合”———当初他在做小麦和草杂交研究时，心中感到没有把握，所以就同时开展了常规的小麦品种间杂交育种工作。到1964年，他选育的生选5号、6号已开始在生产上推广应用。因此，工作队最后说，他毕竟已有两个品种在生产上发挥作用了，不能说他的工作都是脱离实际的。这样才算过了关。 到1979年，李振声的研究终于取得突破，他培育的集持久抗病性、高产、稳产、优质等品质于一身的小偃6号在大面积推广中获得成功。当时陕西农村流传的“要吃面，种小偃”，让小偃6号不推自广。 小偃6号已成为我国小麦育种的重要骨干亲本，其衍生品种近50个，累计推广3亿多亩。增产小麦超过150亿斤。 真正打分的是农民 实际上，从1978年到1998年，20年间中国粮食的大规模增产，李振声和他的同事们培育出来的一大批优良小麦品种功不可没。 一组数据显示，从1978年到1998年，我国水稻总产增加627亿公斤，小麦总产增加694亿公斤，超过水稻。 小偃6号育种过程长达23年，别人很难重复。于是李振声将染色体工程技术引入小麦育种领域，创立了缺体回交法，将远缘杂交的育种时间缩短到了3年半，为染色体工程育种开辟了一条新路。 这一创新引起了国际染色体工程界的注目，美国遗传学会主席西尔斯等知名专家提议将1986年的第一届国际植物染色体工程学术会议地点定在西安，为的就是到李振声的实验田里见识一下他的成果。 这时的李振声已经声名鹊起，各种奖励接踵而来。但李振声仍旧最热衷的是到田间地头去看小麦，他说，“真正给我打分的是农民。” 关注粮食安全 从李亮小时候，他就看到外公阳台上种上了小麦。“最先用陶瓷的小盆种，后来改用专门的培养箱”，李亮印象中，种的最多时，阳台上有5-6箱麦苗。 这些宝贝外公不让孩子碰，李亮他们也很乖，小时候在阳台上玩也生怕碰到麦苗。而每当外公出差，李亮就主动承担照看麦苗，浇水松土的任务。 他说，读初中时，很多同学从没有见过麦苗，麦子韭菜不分，那时李亮就是大家的专家。 那时，在西北工作了31年的李振声已经调回北京，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但在家人眼中，这位老人仍旧非常节俭，洗脸水都要重复利用，在粮食上更是从不浪费一粒。 李振声深知粮食的重要性。20世纪80年代，我国出现了自1984年以来粮食生产的三年徘徊，三年粮食没有增加，而人口增加了5000多万。政府急于想找到打破徘徊的方案。在这种情况下，他同科学院的农业专家，通过三个月的调查，提出了黄淮海中低产田治理方案。 当我国粮食从8000亿斤增加到9000亿斤时，黄淮海地区的增长数是504.8亿斤，占了一半。 此后，李振声在多个场合提到粮食安全的问题。2004年我国粮食出现了连续5年下滑的情况，他在人文论坛上发表了题为“粮食恢复性生产，时不我待”的讲演，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 后来，由于中央采取了有利的支农措施，连续三年实现了恢复性增长，2006年粮食产量已近1万亿斤。 这位老人深知，中国人的粮食问题，是世界性的大问题。2005年4月，他在博鳌论坛上有一个发言，回应十年前美国人莱斯特•布朗畅销书《谁来养活中国？》，“我们应该将这些真实情况告诉世界，中国人能养活自己！现在如此，将来我们相信凭着中国正确的政策、科技和经济的发展，也必然能够自己养活自己。” “小麦之父”李振声 李振声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31年2月生，1951年毕业于山东农学院农学系。1987- 1992年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遗传研究所所长，1992-1997年任遗传所植物细胞与染色体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现任该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 李振声长期从事小麦与偃麦草远缘杂交与染色体工程育种研究，育成小偃4、5、6号等系列小麦良种，并首次创制了蓝色单体小麦系统、自花结实缺体小麦系统，建立了选育小麦异代换系的新方法———缺体回交育种法，为小麦染色体工程育种奠定了基础。 对话：农民增收了，我就幸福 李振声称不与袁隆平比名气，多年科研的成绩在于总是“超前”一步 新京报：水稻和小麦是我国最重要的两种粮食作物，水稻之父袁隆平和你都获得了科学界的最高奖。袁隆平广为世人所知，但是您似乎没有他有名气？ 李振声：(微笑着摆手)没有必要做这个比较，有人说“南袁北李”，我们一个搞水稻，一个搞小麦，都是为了培育粮食新品种努力，只要培育出好品种，农民增收了，我就幸福。 新京报：对获得这个奖，你怎么看？ 李振声：我一直反对为我申请评奖的。我觉得我个人做得不够，这是集体的成就。但是所里一直坚持，大家觉得应该参加评奖。 新京报：听说您准备把属于个人的50万奖金全部捐出来？ 李振声：是的。我的荣誉属于集体，所以这次奖金也应归于集体，所以，我已向单位说好了，将这次奖金全部捐给单位，作为学生的“助学基金”，对经济困难的学生助一臂之力。 新京报：50万不是小数目，家里人同意吗？ 李振声：我们不需要那么多钱。我和老伴对生活上的要求都不高，有工资，已经够用了。现在许多学生很困难，能帮助他们一点，不是更有意义吗？之前知道会获奖后，我就和老伴说，打算全捐出去，老伴也同意。和儿女一说，大家都同意了。 新京报：你一直强调这是集体的成绩，那么您认为自己的成绩在哪里呢？ 李振声：如果一定要说成绩，我觉得自己工作做得比较超前，有一些开创性。我一般做这一段工作时就开始考虑下一阶段的工作。20世纪50年代我们做小麦远缘杂交，70年代我们做染色体工程，到90年代进行作物磷、氮营养高效利用的育种新方向，都走在了前列。（记者 杨万国） 写在大地上的“国家最高科技奖” 遗传学家、小麦育种专家李振声27日被授予中国2006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国家主席胡锦涛向李振声颁奖。李振声先生主要业绩是在小麦远缘杂交和染色工程研究中做出了重大贡献，为农业持续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由李振声，我们很容易想起另外一个名字——袁隆平。袁隆平从1964年起就开始研究杂交水稻，1973年选育了第一个在生产上大面积应用的强优高产杂交水稻组合南优2号。为此，他于1981年荣获我国第一个国家特等发明奖，被国际上誉为“杂交水稻之父”，并获得了首届国家最高科技奖。 两位70多岁的老人，依旧栉风沐雨奔波于田间垄头，他们的梦想，是稻子和小麦长得比高粱还高，稻穗比扫帚还长，谷粒像花生米那样大。与大地贴得有多近，看天空就有多远。袁隆平、李振声老先生的梦想，也是历代中国农民乃至中国社会的梦想。传统上国人对丰衣足食，五谷丰登的祈盼，往往来自于对风调雨顺的祈祷。而袁隆平、李振声先生数十年的心血和智慧，终于结出了硕果，他们让广大农民受益，让全体中国人受益，让全世界受益。 写此文，不是想谱一两个人的颂歌，而是从袁隆平、李振声的背后，感受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文光辉。“心灵比智慧更加重要，承担比回避更加重要，参与比置身事外更加重要。”我们中国人讲求“知行合一”。一个行动主义者常常是一个本质主义者，对于自己所持之信念与从事之行为的意义有绝对的自信，勇于承担常人回避的重大责任，虽历艰险而痴心不改，惟真、求实，奉行“实践是惟一的检验标准”，不断挑战自我，不惜以自己的一生心血，来完成心目中的使命。 当袁隆平亲眼目睹“三年灾害”给神州大地带来的苦难时，直面现实的他开始了水稻高产育种研究，开始了一个人上下求索之路，激情化为了行动。口中虽无“以天下为己任”的慷慨激昂，做的却是一份真真切切、利国利民的“大”事。当李振声为了一份理想，如守望者般坚守麦田数十年如一日，他们都是为了理想而奋斗，为了让“农民日子过得更好”的现实而努力。 袁隆平、李振声都有很多头衔，院士、政协常委……但是，他们的一切成就，都来自于几十年如一日的平民立场，关注一个个具体的人，关注百姓们能否过上温饱、小康乃至富足的生活，他们的事迹证明：通过实践，才能产生真正的知识分子，并在实践中锤炼与保持自身的本色，最终在实践中将知识分子的成就延续下去。 有人说，目前出现的种种学术与教育腐败现象，诸如剽窃论文、招生腐败等等，是某些知识分子堕落的写照，他们丧失了起码的学者的尊严；但是，我们不必因此悲观，因为袁隆平、李振声以及众多的知识分子，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梦想：以民为本，以民意为依归，愿意为民间疾苦奔走奋斗，那是一种知识分子的风骨，也是一种面对知识良知的诚恳。 袁隆平、李振声这样做了，他们是行动者，也是启蒙者，越来越多的人正追随他们的脚步而前进。只有更多的人行动起来，社会才有接近梦想的可能。 [ Last edited by laizuliang on 2007-7-18 at 09:2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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