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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是什么？病人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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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出现后，世界上就有了疾病。也有了叫医生的人。 中国自古就有这样一句话：医者，父母心也。大意是医生该是像父母那样心肠的人，只有真正把患者当作亲人的医者，才可称得上是医家仁心。 在《北京文学》第7期刊发的谷雪儿《无声的日子》中，作者描绘了第一次住院的经历：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住院。 看着那些痛苦的病人，都向我投来一种漠然的表情时，我害怕和入院前的一分钟相比。我后悔来看医生，更惧怕一个人躺在手术台上听手术工具丁丁当当的碰撞声。我甚至想倒退出医院，让那些眼花的人误以为我是前行的。 从我入院的指令下达起，我的眼神也和那些病人一样，看着从我视线里经过的人们，缓慢地转动，无神地注视着一个方向，原来那不叫漠然，而是一种羡慕。失去方向感的羡慕。 我看着手里的房卡503号房与床，也穿上了蓝白条住院服，平时来医院看病都离穿住院服的病人远远的，怕传染。如今自己成了需要理解和关怀的不成样的东西，渴望别人大胆地怀疑自己的病种。怀疑就有注视，制造注视就意味着怕忽视。我才发现自己是个十足的创见艺术痛苦的天才。我为自己罕见的笨拙感到虚弱。而我发现始终有另一个我窥视自己种种行为，居高临下地审视陌生的我。于是另一个我发出啧啧的清晰判断声：你本该可以隐蔽脆弱，去开始对现实接纳。你缺乏对喜剧的渴望，是因为你只知道悲剧的源头而不知道疯狂的喜剧。不过，会制造悲剧的人一定具备悲剧意识。 这段文字从某个侧面反映了人们对医院的恐惧，对医生的依赖，也同样表现了医生的重要性及不可替代性。 医生和患者之间，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又应该是怎样的一种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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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国的医生差在哪儿 爱心与关心不是生来就有的，它是一种学来的品质。正如著名医师特鲁多（Trudeau）所说：“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 一位美国医学教授这样评价中国医学生：知识面太窄。 在美国，没本事的人不敢学医。美国的学生大学毕业工作几年，再进医科学院学习4年，其中3年是基础课，1年是临床课程，拿到了证书，有了医学博士学位，然后根据选择的专业再做3－6年的住院医师，前后学习实践7－10年时间，这还不包括他以前学的大学本科或医学预科（相当于大学本科）。我们协和医学院的8年学制，就是从建校早期西方的学制延续下来的。 国内学生高中毕业就可以报考医学院校，女性比较多。医学是个比较有特点、相对狭窄的一个行业，有很多学生不喜欢文科，也不喜欢理科，最后选择了做医生。常常有这样的现象，一个学生高中毕业了，文理科都不喜欢，那便学医吧。不少学生是这样上医学院的。医学院多数是5年制，像协和医学院这样学6年、7年、8年的不多。 医学院培养医生的时间太短，知识面太窄，社会时间不够，不注意也不善于与人沟通。有的老师对学生的要求很单一，需要学好的功课，就是三大部分：基础理论、应用基础、临床课。缺少科学门类基础，缺少数理基础，更没有人文方面的教育。有些医学院开始注意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学生的知识太单一，不能是学医的就只学医，除了专业知识其它都不懂。”现在很多医学院开始和综合类大学合并，原因之一就是已经意识到这样下去，路子会越走越窄。 相对美国而言，其对选择医学院的学生是非常严格的，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报考。医学院招收学生除了基础和专业知识外，要看学生知识的全面性，还对学生有人文学科方面的要求。学生的来源要有配比，一个班的学生除了医学预科生外，还有学理工的，学文科的，学生物的。他们要求生源知识的全面和多样。这样使学生在学习期间有一个相互学习多种知识的环境，以及训练未来的医生与各种背景的人的互动交流、切磋提高。 我有一个同学的父亲在美国杜克大学做了好几年教授，觉得缺乏挑战性，又重新回到医学院学医。他过去学生理学时，成绩很好，经常比同修一门课的医科学生考得更好。他认为：“既然我比他们出色，我为什么不做医生！”后来他成了一个了不起的胸外科医生，很有建树。可见多学科知识的交叉融合和多样化是人材成长非常重要的条件，美国医学院的学生在这方面的知识交融造就了很多全面型人才。这样培养出来的医生日后在美国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是很高的，而这又进一步促成了报考医学院的激烈竞争。 医生这一职业在西方是非常崇高，非常令人仰慕的，在社会上的地位非常高。医生（Doctor）就是博士。 在国外，选择做医生的人，多有爱心，天性善解人意。他们的职业是建立在与人沟通和合作的基础上的，通常他们都很自尊。作为医生，他们也很自信。 有一个有关西方医生的笑话：在一所精神病院里，一个病人拿一本厚厚的书给他的主治医生看，说：“Doctor，我的剧本终于出版了。”那位Doctor亲切地对他说：“恭喜你，只是你剧本中出场的人物是不是太多了点？”如果是中国医生，他可能就会很严肃地说：“你快把那本电话簿给我放回去！”这虽然是个笑话，但很能证明西方医生的睿智与幽默，他们非常善于与人沟通。 医生的工作基础就是和患者沟通和合作。不是手中的刀子（手术刀），不是你手中的处方权，那只是直接的工具而已。更重要的是具备与患者沟通、赢得患者配合的能力，这才是最重要的。但是这些经验从哪里来？是从学识和所受的训练中来。美国培养医生的重点之一就是培养医生与社会的交际和合作能力。 而这种能力的培养，光靠硬性条文使医生就范是行不通的。我们要站在医生提供生存发展的空间来考虑问题。他们同样也想进步，也想发展，进步的前提就是有机会进步，这首先应给他们一个大的政策环境，在关心、爱护、支持的基础上严格要求。 相对于西方大家都愿意做医生，首先是经济上的动因。美国社会对医生尊重，是认为他们的学识是一般人达不到的，所以给予他们很高的经济回报和社会地位。他们生活上十分优越，感觉上很好，所以他们十分自律，十分注意自己的形象，经常做有益的事情，热衷于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Doctor是很有威信的人，有些事情只要Doctor说句话，别人就会听。在美国，医生还是个特权阶层，比如某个机构、某个办公室，一般不让人进，但是如果你告诉他你是Doctor某某某，他很可能就让你进去了。久而久之，形成了较好的医德传统和整个社会对医生极其尊重这样一种文化。有些人甚至将医生视为美国社会行为规范的楷模。在美国，考医学院是一件令人向往的事。假如你想考医学院，别人知道后会非常羡慕地说：“哇！他要考医学院，要当Doctor！”试想，假如你处于这样的地位，自然也会有自律要求。这绝对不像国内一些小医院或乡级卫生院的有些医生，衣冠不整，工作服肮脏不堪，对患者的态度是：你爱看不看。或者一遇到什么事就找领导，不大懂得与外界沟通，碰到官司就更无奈，造成了不少医患矛盾的激化。 医生的待遇应该提高。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医疗管理、业务水平提上去，没有这一点，光靠一些硬性的条文来约束他们，他们就范，不会从根本上改变目前的现状。 在美国医生的教育中，自始至终强调两条内容：凡事先求最简单和最便宜。什么是最简单？医生用手给病人做身体检查是最简单，任何时候都要最先做，身体检查完了还不能做出诊断意见，再考虑做化验室检查等；什么是最便宜？医生用手给病人做身体检查最便宜，开药时要想到同等功能中最便宜的药，开检查单时要想到同等作用中最便宜的检查。最简单和最便宜先做，不行了再考虑用复杂的和昂贵的。 一位瑞典籍的华人曾在网上说，在西方，去医院看病是一件非常自我的行为。在医院里你只要接触一个人，那就是医生。一般是由医生将病人叫到自己的诊室，然后把诊室的屋门关上，医生面对你一个人开始门诊。此时在他的屋里是不允许第三者进入的，甚至连护士也不被允许的。 这位华人讲了自己在国内看病的经历。当她第一次跨进一家中医院时，十分吃惊，原因源自在她的眼前出现了一个偌大的房间，一张张的床上躺着病人。“我怎么能和那么多人一起看病？原本我只是想偷偷地溜进医院，只想让一位大夫知道我的病情，给予治疗。现在可倒好，我仿佛成了电视节目里一位奇怪的、没有做任何准备的嘉宾！这时，突然有个病人大声问我：‘你哪儿不舒服了？’听到这个声音我顿时感到天塌地陷。” 相比较在西方，一个陌生人是不可能向一位病人提出这样的问题的，更不可能用那么大的声音嚷出来让所有人都能听到。有关身体方面的问题在所有人看来是绝对的个人隐私，这是一个有可能使人难过或是让人感到难为情的话题，如此敏感的问题是根本不能提及的。让我们悲哀的不仅在于此处，更甚为之是医生从不问及病人治疗后的感觉，这就是中国的医生在人文方面有严重的缺失之处。也许我们的医务工作者如果认为你不是一个学过医学的人，对你解释治疗的方案，无疑是对牛弹琴。而在这位华人眼中，与此相反，西方医务人员的观念是一定要把患者的病情讲清楚。他给你解释的时候，你随时可以说你没懂，他会马上再给你解释。他也会告诉你各种治疗方法的长处和短处，吃的药有没有副作用等。患者也永远有选择同意哪种治疗方案或不同意哪种治疗方案的权利。 同样地，一位挪威籍华人也发出了类似相同的感慨：“在挪威生活的一年多，去过两次医院，这两次经历，才让我明白：原来看病问诊可以这么来，原来病患的隐私是可以完全得到保护的。” 第一次，是我得到移民居留许可后，去医院接受例行体检。医生叫我进诊室时，我让身为挪威人的丈夫也进来，他问：“可以吗？”我觉得很奇怪：“你是我的丈夫，当然可以进来了。”后来才知道，原来这是思维方式和习惯的不同，除非病患许可，不然亲生父母也不可以了解你的病情，更别提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把脉问诊了。 第二次，是陪丈夫去看病。我也是要求跟他一起进诊室，医生当时问洋人：可以让你妻子进来吗？在解说洋人的病情时，她说得很仔细，力图让病人明白自己的病情，以及即将面临的诊治方案。当她发现我听不懂挪威语时，很是抱歉地说，可以用英语再解释的。在她看来，我既然和病人一起进了诊室，则我也有了解病情和诊断方法的权利。 这不言而喻的表白似乎更能给我们触动，经济可以与世界接轨，而我们的医疗服务什么时候也能逐渐和国际接轨？为的是保障我们自己的利益。 在不断的改革中，我们欣喜地看到了成绩。在文章前面提到的社区卫生医疗服务体系的制度，其构想的思路恐怕借鉴了美国的社区诊所。社区诊所在美国是很成熟的一种医疗形式。担任社区诊所工作的医生是经过专门训练的全科医生/家庭科医生和普通内科医生。他们的训练是医学院毕业后再去国家医疗委员会批准的有培养全科医生/家庭科医生和普通内科医生能力的医院做3年住院医生，毕业后考试通过才可以作为全科医生/家庭科医生和普通内科医生在社区开诊。美国把全科医生/家庭科医生和普通内科医生叫做第一线医生。顾名思义，第一线医生就是处理最基本最普通最常见的问题。 如果问题比较复杂，第一线医生就把病人转诊给第二线医生。第二线医生叫专科医生，他们通常要比第一线医生多做几年住院医师训练，毕业后成为心脏内科医生，消化内科医生，神经内科医生，普外科医生，骨外科医生等。这就好比是我们的社区“双向转诊”，具有异曲同工之处。 再来谈谈医疗保险制度。美国18岁以前的孩子医疗费用都由美国政府出；18岁以下的儿童只要是身在美国，无论是否是公民或非法移民，医疗费用和教育费用全部由国家出，家里一分钱也不出；18岁以上，收入低的人国家给予免费治疗（年收入不超过7000美元和银行存款不超过2000美元的公民和绿卡持有者）。收入高的自己买医疗保险，另外，残疾人的医疗保险费用国家管到人辞世为止。 在一个关于医疗保险改革的节目访谈上，一位观众质疑：为什么美国有15%的人没有医疗保险？坐在台上的美籍华人这样解释，首先这15%不是穷人。百分之百的穷人由美国政府提供免费医疗保险。没有医疗保险有两种人，一种是非法移民，他们不是美国人，所以美国无权提供医疗保险服务；另一种是自己认为自己得病的几率很低，买医疗保险不合算。像这位华人知道的几个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他们有很好的工作，年薪4-6万美元。他们大约一两年才得一次感冒，用现金去看病只付50到70美元（纽约市）看病的钱，医生还可能给他一些免费的药。买药的钱也省了。而一个单身买医疗保险在纽约一个月要花380美元。这些年轻人之所以敢冒不买医疗保险的风险，是因为他还享有美国法定的其它健康保险：为车祸受伤看病的车祸保险，工作中受伤的工伤保险，因长期生病（指超过3-5天）而不能工作的健康保险，因生孩子而不能工作的健康保险等。此外，还有自己选择的残疾保险和人寿保险等。更进一步讲，在美国社会，无论你用什么样的医疗保险看病，病人接受的医疗服务的质量是相同的。 在中国，选择医疗服务的质量似乎是由医生的资历决定的。而综观美国的医生水平高且齐，所以社区诊所的全科医生和普通内科医生对病人的疾病的解释和处理与大医院的全科医生和普通内科医生的解释和处理一模一样，用的医学词都是同一个词。病人就没有必要舍近求远去大医院看病。也因为美国医生的水平高且齐，所以在美国只有两种级别的医生：住院医生和住院医生毕业后的主治医生。医院里的一个主治医生在4-8个住院医生的帮助下，管30多张病床。没有任何一个主治医生允许“查”其它的主治医师的“房”。因为大家职业水平都是一样的。美国医院里也有主任，但那是行政职务，与看病没关系。美国医院里的主任也是一个主治医生，也要亲自管30多张病床。美国医院里不会出现“主任医师”，在美国没有“能看疑难杂症”这句话。每一个医生都能正确处理自己专业内的100%的问题，无论简或难。所以不存在有人有本事能看疑难杂症，有人没水平不能看疑难杂症的事。美国也没有“专家门诊”，因为主治医生的水平是一样的，青年医生和老年医生的水平也一样，而且青年医生的知识还会新一点儿。没有理由去看老医生要多付钱。一位中国病人说，在中国遇到难一点的医疗问题问几个医生，结果“每个中国医生都有他自己的不同看法”。这就是水平不齐的缘故。 再来说说我们的国粹“中医”，从古代延续至今，扁鹊的四诊法“望、闻、问、切”还能有多少人知道？我们的一些中医学院还有多少人在报考？还有多少人能定下心来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古典医学？当我们无奈地看到一些洋人虚心地站在我们老中医身边悉心学习我们自己的传统时，我们该作何感想？当这些洋人把我们祖先的技术带到自己国家并使之受益时，我们又该作何感想？ |
5楼2007-05-24 09:3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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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医者的无奈 医者，指掌握医药知识，以治病为业的人。 而一位医生的从医之路是多么艰辛，却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从医生毕业到真正工作再到晋升，起码要经历的过程大致是：实习医生——住院医师——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如果本科毕业后继续读研究生，读博士，时间至少还要往后推六年。 时间对于每一个人都是宝贵的，学医的人同样是普通人，当初年轻的他们同样是抱着救死扶伤的远大理想考入医学院，立志成为像希波克拉底的人物，而多年的付出又会换来什么样的回报？ 我们都希望遇到好医生，甚至曾幻想着自己会在某一天碰到像华佗、扁鹊的医生。 在一家网站，刊载了一位台湾网友的文章，内容朴实细腻，题目叫《我希望遇到一个什么样的医生》： 我希望遇到一个能够真正关心我，愿意真正了解我的人。我希望他不只能医治我肉体上的病痛，也能解决我性灵方面的问题。他最好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灵性的导师。 我希望遇到一个不会在乎我是谁的医生，不管我有没有钱，他都愿意帮助我，在我最软弱的时刻他能帮助我站立起来，在我最绝望的时候他能让我重燃信心。 我希望遇到一个体贴的医生，他能知道我心深处的秘密，能从我微小的一举一动中，洞察我的心，让我有被了解的感觉。 我希望遇到一个知道如何不是真正的沟通的医生，他不会连看都不看我一下，他会随时跟我分享他心中的想法，让我知道他，也让他知道我的心怀意念。我们应该要时常对话，不对话没办法了解对方在想什么。 我希望遇到一个真正懂得爱的医生，他不只爱病人，他也爱那些跟他作对，排挤他的医生，因为这样就比较不会出现派系斗争的局面。医院的气氛好，不管对医生对病人都是一种福音，你说是吗？ 看过此文章的医生该作何感想？想必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渴望成为那文中的医生，而实现其中的过程却是难以想象的艰辛。 抗击“非典”的英雄钟南山，曾在一次介绍自己的从医经历中这样说： 做人要争气，为自己也为祖国。由于特殊身份，“文革”时，我因为是“反动学术权威”的后代，虽然有工作，但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心里很失落。在当时以我的背景是没资格“为人民服务”的，但我曾为首都北京争取过荣誉，因此我被批准去当锅炉工。这在当时是最脏最累的活儿。日子很艰难，但我默默地告诫自己：要争气！我要用事实来争取别人的信任和尊重。在一次群众性献血活动中，我踊跃献出了400CC鲜血，晚上接着烧锅炉，由于劳累过度，虚脱了……这件事之后，很多人改变了以往对我的看法，他们觉得，“反动学术权威”的后代也是爱国、爱党、爱劳动的…… 1978年，小平同志提出应该送一批人去国外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由于我当时的表现和成绩很幸运地成为了第一批到英国留学的学生。当时国家很穷，我们16个留学生是坐了9天火车到达英国的。我们深感光荣，很受激励…… 刚到英国不久，我就收到了导师——英国爱丁堡大学附属皇家医院呼吸系主任弗兰里教授的一封信。信里说到：按照英国的法律，你们中国医生的资历在英国是不被承认的，所以只允许你以观察者的身份查看病房或参观实验室。根据此情况，你想在这里进修两年的时间太长了，最多只能8个月。超过这段时间对你，对我都不合适。8个月后，你自己决定应该到什么地方去…… 我完全没有料到未曾谋面的导师竟会给我这样的一个“忠告”。冷遇，我一直默默地承受着。我感受到，在他们眼里中国是多么的落后。就像我一位巴西朋友说得一样：They suppose we are coming from the jungle? （他们认为我们是从原始森林中走出来的）。他们不知道，中国曾有悠久的文明史。只是近300年落后了。我坚信，我们还是会强大，先进起来的。“要挺直腰板站起来，用行动去为中国医生争口气。”我默默鼓励自己。 那段时间我白天参加查病房和参观实验室，晚上就整理资料。由于我在北医时是搞生化的，正好发现呼吸生物实验室关于一氧化碳对血液氧气运输影响项目符合自己的研究方向。当时弗兰里教授曾通过数学推导的方法得出一氧化碳对血液氧气运输影响的演算公式，同时也发表了一篇颇有价值的论文，我决定以此为突破口，夜以继日地奋战，最终完成了“关于一氧化碳对血液氧气运输影响”的实验设计，并送给弗兰里教授审查，他很兴奋，看得出他很有兴趣。 但实验用的仪器——皇家医院呼吸生物化学实验室的一台血液气体平衡仪却出了毛病。由于时间紧迫，我当时就决定亲自修复这台仪器。我也请了一些同事做实验矫正仪器，但效果不佳。后来我就在自己身上抽血进行矫正测试，经过三十多次的反复测试，仪器终于修复成功了！我按照原先的设定，开始实验。为了让实验进行得更加顺利，我让同行们向我体内输入一氧化碳，同时不断抽血检查，当浓度达到15%的时候，医生们问：行了吗？（当人体血液中的一氧化碳的浓度达到15%时等于连续吸入五六十支香烟）考虑到实验的完整性，我决定继续下去，到22%的时候我发觉实验结果已经差不多了才喊停。 此次实验取得了圆满的成功。由于吸入了太多的一氧化碳，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相当的难受，但我觉得很值。记得五月份的一个下午，弗兰里教授来我实验室考察研究情况。我当时很兴奋地向他展示了一氧化碳对血液氧气运输影响的实验，并指出他演算过程中出现的错误，我同时用我的实验数据证实我的看法。他很兴奋，一把抱住我说：“太好了，你不但证实了我多年来的设想，而且有了新的发现，我一定要将你的研究推荐给全英医学研究会（BMC）。”同年的8月，我在BMC会上宣读了这篇论文。 留学的两年时间内，我取得了6项科研成果，撰写了7篇学术论文，其中有4篇发表在英国权威医学刊物上。我的导师弗兰里教授在我回国时感慨地致信中国驻英国大使，他说：“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曾经与许多国家的学者合作过，但从未见过一个学者像钟医生这样勤奋，合作得这样好，这样卓有成效。”这位教授曾经伤害过我的感情，但经过一年，他改变了对我的看法。更重要的是，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我回国以后3年时间，他曾3次来到广州访问交流，并将我看成是亲密的同事与朋友。我用我的拼搏为祖国争得了荣誉，赢得了友谊。 也许有的人会说：不是每位医生的经历都如此地“惊心动魄”，的确，时代的不同让医生们有了平淡如水的从医生涯，但是不是意味着这个时代的医生注定要中庸？ 相信每位医生在医学院的学习中，导师教授的不仅仅是用该如何用医疗手段治病救人，更要遵循一种潜在的模式，那就是医者与患者之间很难调适的矛盾。 钟南山院士给年轻的医学生提出了“五干”。意义颇为深远。分别是肯干、能干、善干、长干、敢干。可见，医生要经历的“磨练”是与经验成正相关的。 在做关于医患关系的采访时，我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几乎每一位接触过的医生中都会谈到属于医生的荣誉和价值肯定，其实从后半生才开始。在等级森严的医院小社会里，必须掩藏个性小心度日，如果年轻的医生有颗敏感的心，面对每日所见的生老病死，世态炎凉，唯一的逃避出路就是变得疏离和冷漠。 在一本名为《医事》的书中，作者谈道：“如果还有个具备怀疑能力的大脑，就会敏感地发现自己是18岁时那个做医生的理想与眼前现实之间的差距。”时代已经让医生由最需要道德支撑的职业，渐渐成为疏离，冰冷的工作和谋生的手段。医学在沿着所谓的“科学”道路笔直前行的同时，也渐渐偏离了内心世界和人文关怀，转而专注于或者说纠缠于局部和细节，或者被更宏大的经济潮流左右产出。 而且，医学其实并不像人们吹捧的那么神话、万能，那么坚不可摧，它和疾病的不断斗争虽然有局部战役的喜讯传来，但最后难免一败，只因医学的统治者是人，而疾病的统治者是自然。从而医学常常会面对束手无策的“不确定性”障碍，也面对着许多无法解释的关于“人”本身的宏大问题。这也更加加重了医生们的心理负担。 在采访中，我特意提到了去年年末在同仁医院急诊科发生的王建民一事。护士长龚艳的眼圈渐渐红了，继而她坚定地摇了摇头，“绝对没有，我们急诊科的医生确实都是高素质的医生，怎么可能见死不救？这绝对是一个误会。”龚艳说得很轻，但看得出来是发自内心的。这位年轻的护士长向我讲述了一年前发生的难忘一幕：患者王建民是2005年12月11日第一次来到同仁医院急诊科就诊，主诉是腹痛、呕血。急诊大夫进行了物理查体，除了上腹部轻微压痛之外，没有其它明显阳性体征，同时进行了心电图检查，排除心肌梗死，并给了止血及镇静药物治疗，然后观察病情变化。后来患者自行离院。这些检查与治疗均有病历为证。12日晚上，患者第二次到医院就诊，急诊内科大夫首先进行诊治，然后请外科大夫进行会诊，采取留观处理。中间急诊大夫曾看过患者，发现病情比较平稳，患者并未不停喊疼和救命，诊疗过程均有病程记录。13日早上又有大夫看了他，没有明显不适。13日上午10点多，急诊科副主任王旭东到二楼询问患者情况，发现患者有腹部阳性体征，准备对患者进行进一步检查。由于患者没钱，医院为他办理了门诊暂记卡。 据同仁医院急诊科主任付研介绍，门诊暂记卡是专为无钱治疗患者而设立的，医院总值班签字、医疗客户服务部盖章后，交财务处保管，患者到收费处告知已办理暂记卡，收费处核实后，即可为患者挂账治疗。 院长助理田剑说，对于无钱看病的病人，同仁医院一直以来都是院方为其垫付医疗费，不算在科室账上，病人欠费的账都挂在医疗客户服务部上。 “我有两次不敢说自己是医生。一次是在‘非典’；一次就是因为这件事。太让我们医生伤心了。”龚艳如是说。 我曾在同仁医院的急诊科体验过一段生活，看到了每日急诊医生的忙忙碌碌，看到了生与死的一瞬，也看到了医患彼此难以调和的一面。采访快结束时，一位急诊医生向我口述了他的不平凡一天，颇为惊险。听罢，我凭记忆把它记述了下来。很多时候，医患矛盾的加剧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彼此不了解，再次就是不理解。 六月的天气温度与日俱进，参加早晨急诊交班，大家说说笑笑。 “大夫，急诊室在哪里？”一个工头模样的人直冲冲地问，后面6个民工簇拥着一位看上去50多岁的同伴走过来，身上没有任何血迹，上衣领口灰尘积累多日，袖口破裂处线头支翘，双手扶着同伴，缓慢走来。 “伤到哪里了？” “左边肚子上，撞上钢管了。”工头抢着回答。 “来来来，到抢救室床上躺下。”为了安全起见，常规让患者量个血压，谁让医院只给内科急诊室内配血压计，外科急诊室内连听诊器影子都见不到，只好起身，走20步，带他进抢救室了。 护士麻利的将血压监测仪的袖带安在他胳膊上。我带上一次性塑料薄膜手套按按肚子，“这儿疼吗？这呢？还有这？” “啊呦！”在按到左肋弓下、左上腹部的时候，患者叫了一声。 在血压监测仪嗡嗡声中，又摸了摸腹部的其他部位。没有明显的柔韧感和反跳痛。拍拍胸部也不痛。 “动动脖子。除了这儿，还哪里疼吗？” 他听话的动了动，说没有。 “85/55！心率55！”护士叫道。 “你这个该做个B超和拍个X光片。”我对工头说着，顺手就开出了两张检查单。 “交费去吧！” “做心电图吗？”护士喊道。停了两秒，“做一个吧。”我顺嘴说了一句。一般腹部外伤很少做心电图，主要考虑脾破裂呀、肋骨骨折呀、出血性疾病。而失血性休克一般血压会低于90毫米汞柱，心率会反应性上升到100次以上，很少有在60次以下的。 也许上天冥冥中安排，恰好急诊科主任是搞心内的，恰好她刚刚走到急诊抢救室门口，“主任！”我叫住了她，“这个人血压85/55，心率55，这个心电图好像有点问题。S-T段抬高了一些，QRS波有变化。窦缓。” “呦！下壁心梗！”主任惊讶地叫道。 “啊？下壁心梗！”我和护士惊讶地对望了一眼，顿时，我的眼睛瞪得老大，看着病人，看着主任，双手保持在某个固定的姿势5秒钟。 “医生，检查单交费了。我们去哪？”工头忙冲冲地闯进来。 “等等！一会再说！重新测血压，脉搏！通知心内科会诊！B超和X片通知床旁做！”主任就是主任，麻利的检查着患者，口令一个接一个。 患者疑惑地看着主任。 “以前有心脏病吗？” “没有。什么病都没有！”患者回答，双上臂肌肉块突起老高，只是这时眼神好像有些迟滞。 “前胸疼吗？左肩呢？” “不疼。”患者双手在抓两边的同伴，扭动着身体。 此时，B超医生已经到达，开始探察腹部。探头游走在双侧季肋，下腹部，左右肾脏区，“没有看到液体回声。没有肝脾破裂。”期间我已经让护士开了一条静脉通路。5年急诊经验的护士动作就是快。 我挠挠头，看着主任。 “喂！醒醒！睁眼睛！”主任大声喊道。顺着声音望去，患者面色较刚才发青，口唇紧闭，一言不发，不在有自主呼吸，身体不再扭动。 “血压60/30，心率……30……直线！”护士喊道！ “危险！” “准备气管插管！除颤仪！副肾两支！尼可刹米两支！家属都出去！心内来人没？” 主任又是一串口令。 叮哐！（打开抢救车），轰隆隆！（推到床边）哒！（安装上气管插管的喉镜！）嘣！嘣！（掰开4支安掊，两支两支一起掰！）吱！（除颤仪推过来）。 “气管插管完成！气囊！”顺手按上气囊开始按压通气。 “200焦！”嗡嗡嗡……滴！（充电中），“200焦完成！” 大家突然散开，咣！患者身体抽动一下，弹起，又重重落在床上。主任电击了他一次。 “室颤！利多卡因1支小壶！”“200焦！”嗡嗡嗡……滴！“200焦完成！” 患者身体再次抽动一下，弹起，又重重落在床上。心电显示到是正常QRS波了！心率62！血压袖带再次嗡嗡鼓起。“血压80/50！”护士喊了一声。呼！病人自己出了一口气！哎呀，过来了！ 此时扭头见主任左手无力地垂落在身边，除颤仪的一个电极自由落体到床下。两名心内医生到了。“介入术前谈话吧！交给你们了！”主任右手扶着床栏，面色不好。 “没事吧？”心内医生关心的问主任。 “电了一下，左胳膊麻了。刚才心里有些难受。现在好了。”主任脸色好些了。 “床高了些！铁床栏杆！隔着衣服也能电着。”除颤时左胳膊碰到了床栏。 也不知道谁设计的急诊移动床，正常人上这个床都费劲，全是金属做的。床栏锁起来费劲，一对大轮一对小轮，推起来也不方便，这回终于到底导电电人了。200焦，对心脏极度电刺激，对室颤的心脏能纠正到正常，但对正常的心脏却可以打成室颤！悬！急诊工作就是这样，杀敌一千，自损三百，拯救了一个患者，搭上一只胳膊和一个心脏！ “这个病人真是幸运，”主任总结道，“左上腹部局部外伤没有引起脾破裂，倒引起心梗了，这种情况非常少见，可能是由于前期有心脏病基础，比如冠心病，民工们平时不体检，小毛病不看，大毛病一直拖，这次外伤刺激就有可能诱发心梗。假如外科没有检查心电图发现心梗，而是按照当时的一般状况比较好，就直接送到放射科或B超室，途中一定死亡。那一定是一级医疗事故！” 冷汗！后脊梁冷风飕飕的！大脑嗡嗡的，像血压袖带样充盈中！这是什么事呀！谁能想得到外伤诱发基础疾病？壮如牛的民工被撞一下，就会引起这么多故事！神差鬼使让我从悬崖边收回了踏出的那只脚。 回到外科急诊室，有意无心的看了几个患者，思绪一直飘荡在悬崖边上。 |
2楼2007-05-24 09:23:57
耐心，坚持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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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夫！你看看这，被车撞的！”一个20多岁小伙子，身体看上去很结实。又一个左季肋部被车撞的，10×20cm皮肤擦伤在左侧开始少量渗血。赶紧送到抢救室床上，难道又一个“非常少见情况”，再是一个心梗？“血压120/85，心率75，心电图正常。”20岁小伙子心梗几率太小了。过度紧张了！查体后，老样子，开出B超单和X线单，检查去吧。 半小时后，20岁的小伙子大模大样的走到我面前，“大夫，结果，给，有事吗？”“你撞的是左边，我们来数数肋骨，挨根数……没问题。B超……啊？肝脏包膜下血肿！”立即放倒患者，再次量血压，120/80！心率75！小伙子说右侧肚子没有任何疼痛！嘘！万幸，肝破裂口在膈面，血肿被局限在包膜内，如果不做全腹B超，只按外伤和症状开出脾脏B超，哪里会发现肝的血肿？如果简单处理一下伤口，开点药回家，一旦运动、工作、或者坐公交车的颠簸，包膜破裂，血满全腹，又一定必死无疑！又一个要命的医疗事故！谁能想到左侧身体受伤，右侧的肝脏出现破裂可能！学医的都听说过颅脑对冲伤，谁在书本上学过身体的对冲伤？头上冷风再次飕飕的，好像阿拉丁神灯冒出的徐徐烟雾，绿巨人在对着我嘿嘿地笑。还是感觉好像我从悬崖边再次收回了踏出的那只脚。这个坑太大了，怎么说真的要是掉进去，就再也别想爬出来了。 整个上午都在战战兢兢的过程中度过，怀疑一切外伤，每个患者都要做心电图，做B超，做X光。全面体格检查！有关节损伤的加做CT！这绝对不是过度医疗，稍有不慎，就是一个生命的消逝，哪个医生担待得起？ 正在狼吞虎咽的吃值班午饭，一个平安保险公司的保险员进来了。 “您是张大夫吧，您在去年12月看的一个病人，请帮忙开张诊断证明书。”看着半年前写的病例，左小腿软组织挫伤，车祸。当时开了点对证药物，介绍信齐备，手续齐全，可以开。 “这个病人死了！” “啊！”手中的诊断书应声坠落在地。我也差点腿一软，坐在地上！难道又一个超深的大坑？难道左腿损伤再成死亡诱因？再次诱发什么脑出血？心梗？肝脾破裂？肺栓塞？脂肪栓塞？胡思乱想！最多也就是个骨筋膜室综合征，骨折！哪能这么多巧合？ “这个病人前天在中日医院死了，这是他们的病例，低钾血症，2.3mmol/l。发现到死亡不过1天。由于他投保了，需要半年前的诊断证明。” 嘘，终于和我没有关系，半年前的外伤怎么说也不会引起半年后的低钾血症的。那他怎么会死呢？又有什么基础性疾病吗？鬼知道。看来在急诊外科值班不仅需要强壮的身体，更需要超级强壮的心脏，极其稳定的心理状态，泰山崩塌于前而面色不改的气魄！不然真是经不住轮番恐吓。 “张大夫，快来！刀扎伤！”护士从遥远的走廊入口喊到。飞奔到抢救室，3个浑身是血的小伙子把另一个浑身是血的人重重的放在平车上。 “肚子扎一刀，没有自主呼吸、没摸到脉搏！！！”护士喊道。我翻看了一下眼睑，瞳孔已经放散到7毫米，对光反射已经消失，没有任何生命迹象了。 “受伤多长时间了？” “2个多小时！” “都出去吧！常规气管插管、心外按摩、开一个通路，盐水500，叫普外会诊。” 20分钟，没有任何复苏迹象，我叫护士让家属进到抢救室交代病情。 “这个人不行了，出血太多，时间太长了。” “你说什么！赶紧抢救！如果他活不过来，你也别想活！你给我过来！”一个浑身是血的高出我20厘米的高个男子，一把抓住我的领带，我从平车的头部被牵拉到尾部，监护仪也顺势被导线牵扯到地下。“放手，松开他！”他身后一个戴墨镜的男子适时出现，我免遭痛殴！幸运幸运！等病人被送到太平间，普外医生拍着我肩膀，笑眯眯的对我说“老弟，别生气了，你看哪个外科大夫没有挨过打？你们科的姜大夫，被凳子砸过；我们科的老邓，门牙掉了一颗；瞧瞧我头顶的包，墨水瓶砸的，2年了，还没下去。你这算轻的。 我狼狈地把领带解下来，身上的衬衫、白大衣到处血迹斑斑，损失惨重！HAV、HBV、HCV、HIV（即甲肝、乙肝、丙肝和艾滋病病毒）是不是潜藏其中，就不得而知了。幸亏我习惯于干活前戴个眼镜，不然……不幸中的万幸！眼镜上N个小血点！帽子口罩上梅花朵朵！ 总算下班了。今天的这个外科急诊班真是“多姿多彩”，比HOLLYWOOD的大片都惊险！什么叫七上八下！什么是心潮澎湃！什么叫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彻底体会，醍醐灌顶！为人民服务就一定要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谁知道什么意外会发生？因为意外就象马路上的车祸一样普遍。一声叹息！唉…… 最近几年，我们时常能听到患者带着录音机、摄像机去看病，把棺材抬到医院甚至殴打医生的新闻。 2006年7月21日的《北京晚报》登载：当天晚上七八个男子送来一名女患者，说是洗澡时被电击伤，医生护士立即将患者推到抢救室抢救，随后才让家属去挂号，护士将心电图结果拿给张医生后，张医生嘱咐护士去叫心内科医生来会诊，这时七八个男子冲进诊室，叫骂着：“会不会看？还不快点儿！”随后关上门就开始砸东西，并殴打张医生，还用凳子往他身上砸，3名护士被吓得吐了，保安进来也被踹了出去，五六分钟后几人才罢手，听说报了警，几个人立刻跑掉了。“电击伤的情况最容易伤到心脏，都要与心内科医生一起会诊，而且医生就在隔壁，也不浪费时间，他们从进医院门就开始骂，后来也不看结果就动手。”张医生伤心地说。 后经眼科医生诊断：张医生的左眼诊断为视网膜震荡伤、软组织挫伤、外伤性虹膜炎等多种伤情，被缝4针。 从医已六七年的张医生说，遇到患者家属不理解的时候很多，每次都是一忍再忍，有一次因为患者伤到手的神经，急诊条件不具备不能进行神经缝合，结果患者家属不理解，仨小伙子把张医生打了好几拳，鲜血溅到了诊室的墙上。 电力医院宣传办公室翟副主任表示，医院要求医生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但患者动手伤人实在过分，遇到问题可以沟通解决，动粗只会激化医患矛盾。 因此对于很多的暴力现象，更多的医生选择了无奈的隐忍。 医学本身就是门并不完美的科学，那么从事医学的医生，就是选择了一份背着人道主义的重担，过程却冷暖自知的职业。医生承担着来自病人类似对上帝的期许，却总之脱不了一个凡人的身份。 刚上医学院的年轻人，会清楚地记得希波克拉底这个名字。追溯到公元前五世纪，希腊凡是立志从医的人都要在著名的科斯岛的一株老梧桐树下宣誓，誓词就是希波克拉底誓言：“无论置于何处，遇男或女，贵人及奴婢，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并检点吾身，不做各种害人及恶劣行为……倘使我严守上述誓言，请求神祗让我生命与医术能得无上光荣，我苟违誓，天地鬼神共殛之。”从那时起，在培养一个年轻人成为医生时，放在第一位的就是让他知道医为仁术，救死扶伤。 医者，父母心也，唱和了人们对医生美好形象的投射。谁知道两千多年后，这种承诺成了医生职业中的不能承受之重。 二、患者的无奈 时常在就医过程中听患者说这样的话：大夫，我这病就交给您了。您一定得给我治好。要不就是：大夫，这药肯定去根吧？！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生说，每每患者说这种话，都有种千斤压顶的感觉，好像这病如果治不好就是医生的错，无形的压力悬在自己的头顶。 据中国医师协会最近一次《医患关系调研报告》显示，全国平均每家医院发生医疗纠纷66起；发生患者打砸医院事件5.42起，打伤医师5人；单起医疗纠纷最高赔付300万元，平均每起赔付额为10.81万元。医患关系的紧张度正逐年增加，医患矛盾有激化趋势。而在频发的医疗纠纷中，因技术原因引起的占不到20%，其他80%均缘于服务态度，语言沟通和医德医风问题。 医生不是完美的，但加上患者的苛求，医患矛盾便悄然而生。在北京一家医院的门诊大厅里，一听说记者采访的内容是关于医患关系的，很多患者和家属都围拢了过来，纷纷向记者诉说他们的遭遇。一些人告诉记者，虽然他们能理解医生每天工作繁忙，碰到患者问相同的问题，很可能就懒得解释了，不过，像“跟你说了你也不懂”这样的话，还是让人很不愉快。因为“一些和病情有关的知识虽然自己也能了解到，但还是希望从大夫的嘴里说出来印证一下。” 调查结果显示，“医生最害怕患者提出的问题”中，前三位分别是：“这个药不会有副作用吧？”选择率为17.9%；“为什么都是一种病，我住了这么久，他住了三天就出院了？/为什么他花了5000元，我花了10000元？”选择率为15.37%；“能换个经验丰富的大夫吗？”选择率为14.66%。在“患者最不喜欢医生说哪些话”中，占据前三位的分别是：“跟你说了你也不懂。”选择率为18.26%；“想不想治？想治就回家准备钱吧。”选择率为17.4%；“我推荐的药你不吃，后果自负。”选择率14.93%。有的患者诚恳地表示，希望医患之间能够“多一份理解、信任，少一份抱怨、挑剔”；有的患者则直言，希望医生对自己讲话“不要像领导教训下属那样”；还有的医生表示，希望患者能够体谅一下自己的辛苦。 在采访中，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的一位医生说：“调查中的这些问题的确很符合实际，我们确实害怕患者问这些问题。比如说‘病能否去根？’现在医学进步了。但是很多的，甚至非常常见的病还是没有找到病因，在治疗中是除不了根的。不过病人花了很多钱后，期望值也随之变高，这种心情我们能够理解。” 在同仁医院眼科，每逢周五，是眼科主任魏文斌出普通门诊的日子，病人将诊室里三层外三层围了个水泄不通，原本不足10平方米的诊室显得更加狭小。只要诊室的门一打开，就有患者将头探进去，或者干脆走进去问医生还有多久才能轮到自己。负责叫号的护士一边把人往外赶，一边无奈地告诉记者，像“到外边等着去”类似这样的话，其实她们也不愿意说，但病人和家属都拥到诊室里，一来侵犯了正在就医者的隐私，二来也干扰了医生的工作。像魏文斌这样的专家级医生，一上午看过五十多个病人，再加上不停地加号，他最多的时候看过80位，而因此忽略的午饭早已成了习惯。 说到如何与患者交流，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临床部主任魏文斌主任列出了三种情况：一是缺乏医学知识，会问很多烦琐问题的患者。这样的患者如果用“跟你说了你也不懂”之类的话来打发，必然引起纠纷，不如通过比较形象的方式讲述病情，让病人能够最大限度地听懂。二是有一定知识、爱发疑问的患者。遇到这种情况，应当尽量解释，如果患者实在问题太多，可以请他留下电话，告诉他相关健康讲座的时间，到时候通知他去听。三是医生比较“怕”的一种患者，往往带着明显的对立情绪。他们会不断询问医生会不会“故意开这种药”之类的问题。魏主任坦言，其实，这种情况下最后都是医生让步。她的同事就遇到过这种病人，难听的话一句接一句。这位同事还是请对方冷静下来，告诉他自己会尽最大努力给予帮助并把问题向他一一解释清楚。 医学本身非常复杂，不可预见，是在实践中不断进步的科学。它本身有局限性，这决定了不是所有病都治得好。临床上不可能“看到什么症状，就一定对应什么疾病”，有太多疾病有相同的症状，为了检查清楚，必须使用一些诊疗手段。医学技术本身的进步也会带来治疗费用的上升。像心梗，40年前根本没办法治，患者只能疼了吃止痛药，心衰了进行相应治疗，一个月住院费只要一百多元，但死亡率高达35%；现在出现溶栓、介入等治疗手段，做一个支架可能就要五六万元，但死亡率只有5%。是否物有所值，对于病人来说答案很明显。 在很多人眼里，过去医生可以只管看病，不管其它，有关病情的话题，也可以对患者不说明、不解释，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患者更强调自己的“知情权”，对医生服务水平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传统的医学教育往往让医生把病人看成一个简单的生物体，而不是具有七情六欲活生生的“人”，要改变这种状况，提高医生的人文素质和与患者交流的能力就显得特别重要，医院不妨为医生开设一些专门的培训课程。 医患矛盾不是简单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与国民素质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都密切相关。目前我国的医疗资源还比较紧缺，医生的执业环境也比较差，往往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和病人交流。实际上，医生是一个高风险的职业，不可能把患者要求的每一件事都做得尽善尽美。尤其对一些身患重病的人来说，能否将他们治好，不是简单的医生是否“无能”的问题。 三、那些感动我们的医生 曾经看过在去年热播的电视剧《无限生机》，这看似是美国的《急诊室的故事》的翻版，却真切地反映了中国医院急诊科的实际面貌，记得《无限生机》的演员到北京急救中心体验生活时，该中心宣传负责人黄颖建议他们先要从学走路开始，四平八稳不是医生，医生走路一阵风。北京同仁医院急诊科护士长龚艳说：“上班时间，整个人像陀螺一样高速旋转，不敢喝水，一是没有机会；二是想不起来。加班是常有的事，节假日赶上有危重病人，更是不敢休息。”就是这样工作，仍有患者不停地抱怨，“服务水平太差”，“没有人情味”，“就医环境不好”…… 同仁医院的急诊科是北京市唯一一家“先进文明号”的单位，创下了患者零投诉的记录。 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先进集体的感人记录：2005年10月2日晚，正当大家沉浸在一片国庆的欢愉中时，北京同仁医院经济技术开发区院区急诊科却迎来了繁忙的一夜，某单位员工因食用未熟食品致使二十余名员工出现不同程度食物中毒现象。 当日晚10时50分中毒人员由单位领导集体送入医院急诊。当班医生郑毅和当班护士庞曦珍、邹岩、况晓蓉、费丽娟发现情况特殊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并通知总值班、急诊科陈晓雄主任及张蕴医生。院总值班曹振章、刘津玚立即启动“群体救治紧急预案”，并按照流程向北京市卫生局通报此次食物中毒事件，遵照指示向大兴区疾病控制中心通报相关事项，保留患者呕吐物已备疾控中心采样。陈晓雄主任、张蕴医生接到通知后迅速赶到医院指导抢救治疗，物业公司保卫部员工进行现场疏导和维持秩序工作。 带班组长庞曦珍认真进行来诊登记及筛查，郑毅医生仔细询问事情经过，护士协助郑毅医生一起根据患者病情轻重进行抢救（查体、取血化验、静脉输液）。由于许多患者心情紧张，医生在治疗的同时进行心理护理，使患者能够安心接受治疗。外科医生徐毅忘记了一日工作的疲劳也马上投入到了抢救中，综合内科值班医生也放弃了休息时间支援急诊的救治工作。 10月3日凌晨零时许，通州区疾控中心人员到达北京同仁医院经济技术开发区院区，向医院人员了解相关情况，并对公司负责人、患者进行了详细的笔录，取样完毕后于凌晨2时左右离院。 凌晨3时30分病状较轻的患者经过输液治疗后，自觉身体已无大碍，在陈晓雄主任及郑毅医生的观察、诊断后，同意离院，其他患者根据病情也相继离开。 凌晨5点45分最后一名患者离院，整个抢救过程圆满结束。 以病人为中心，以大局为重，院区急诊科在一次次突发事件中挽救了若干生命，凸现了其业务能力及应急反应能力，同时也重塑了医者的崇高精神。 有一位医生，他见到病人的第一个表情就是微笑；天凉为病人查体前，他总是先搓热双手，焐热听诊器，尽可能少地暴露病人的身体；查房时，他总是轻手轻脚地关门开门；手术前，他总是在电梯口等候病人，让患者在麻醉前看到医生…… 他每年大大小小的手术量在100台以上。他没有收过患者红包，但对顾虑大的患者，他会在术前先收下，术后再退还。但有一次，他为一个普通工人的妻子做了小肠癌手术，事前普通工人送了他一个1000元的红包。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再找到合适的机会退还给这位工人。他只好到附近的银行，以这名工人的名字把钱暂时存起来，待找到后再退还。转眼9年过去了，没退掉的1000元钱，他仍一直记得。躺在病床上，他还念念不忘，反复向家人交代：一定要想方设法找到这位工人，把存折退给他。当老伴儿带着他的嘱托和存折辗转找到这位工人时，看到这张保存了9年的存折，听到他病倒的消息，这位工人失声痛哭：“这个存折我也不要了。”老人决定把存折捐给医院，作为医院医德医风教育的教材。 他，就是北京军区总医院原外一科主任华益慰。去年7月，平时酷爱棒球，会说山东快书的老头儿病倒了——胃癌晚期。华益慰最后主治的患者很快康复出院了，然而，他自己却再没能离开过病床。死神一步步向他逼近…… 2006年6月下旬以来，北京首次发生福寿螺引起的群体性广州管圆线虫病，而在感染的最初期，大部分医院都误诊为脑膜炎，治疗后症状不但没有缓解，反而加重。继而，北京友谊医院热带病专家纪爱萍副主任医师在看过几例病人后，联想到1999年院里曾经收治的5例从外地转来的广州管圆线虫病病例，立即引起高度警觉。纪爱萍亲自跑到酒楼，要了一份凉拌螺肉，进行检测没有发现问题。纪大夫还是不放心，把这件事向热研所领导做了汇报，友谊医院立即向北京市疾病控制中心报告。在北京市CDC的协调下，西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依法从酒楼提取到10只鲜活的福寿螺，送到热带医学研究所，检查发现有两只携带有大量广州管圆线虫幼虫。由此，“管圆线虫病”渐渐浮出水面。进入8月，北京市卫生局向社会发布了疫情通报，友谊医院被指定为专治医院和指挥中心，一时间病人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热研所的专家每天需要多次往返于各个病区，走几十里路，为病人进行统一治疗。为了保证医疗治疗，医生们每天早、中、晚三次交班，及时通报患者病情变化；并联合各相关科室进行专家会诊，完善治疗方案，提高患者的治愈率。 阴赪宏是热带医学研究所所长助理，是医院广州管圆线虫病突发事件领导小组副组长，在疾病暴发的高峰期阴大夫连续十多天没回家，每天只睡几个小时，实在太困了就蜷缩在沙发上眯一会儿。高强度的工作使他在半个月的时间内体重下降十余斤。 热带医学专家甘绍伯研究员今年65岁，他刚刚从东北养病归来就立即投入了救治工作，不论早晚，病人来多少看多少。 冯曼玲是热带医学研究所临床室主任，除了担负繁重的院内医疗救治任务，还承担着院外的会诊工作。她利用晚上时间出诊，经常吃不上饭，喝不上水，由于过度劳累，致使心肌缺血。 王婧、郑晓燕、齐海宇、李小丽、汤雯、林瑾是6位年轻的大夫，自从广州管圆线虫病暴发时起，就战斗在临床一线。她们天天奔波在院内五座楼中的11个病区，最长时间连续工作达22小时，她们没有上下班的时间概念，哪里需要就奔赴哪个病房，经她们亲手救治的患者达70名，为战胜疫情贡献了力量，被患者和家属们亲切地称作线虫救治战线的“6朵金花”。 时隔3年，当“非典”的阴霾还没有完全散去，当疫情又一次突袭到我们身边，依然是他们，依然是他们挺身而出，无私地为我们撑起健康的天空。也依稀还记得2006年7月，云南盐申地区发生破坏性地震，卫生部门在第一时间派出了三百余名医护人员赶赴灾区一线为伤员提供服务，没有怨言，没有推诿，默默地前往，离去时，留下粲然的微笑，那口罩后的笑容是白衣天使的最好诠释。 这些医生，注定让人们感动一生。  |
3楼2007-05-24 09:30:18
你在坚持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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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面对医德与行规的拷问 一位带着满腔热情开始工作的年轻住院医生，曾经在一篇小说中这样描写她的困惑： 有一回大家在看报纸，那记者煽情地写了一个故事：某个伟大的医生，在飞机上碰到一个突发气胸的急症，于是灵机一动，就地取材，拿出水果刀，开了一孔，用钢笔筒当引流。下面就是家属如何感激涕零之类。看得我心潮澎湃，不由得问梁主治医师，“梁老师，要是你在街上碰到一个喉头水肿或是气胸什么的病人，你会怎么做？” 梁主治医师头也不抬：“家属送到医院来，我就处理。” 我无奈：“要是在荒郊野地里，送不到医院来，那怎么办？” 梁主治医师：“我又不会出现在荒郊野外！” 我追问：“那万一呢！万一你就是在荒郊野外，没有别人。只有你，只有你可能救他！你会救他吗？” 梁主治医师终于抬起了头，无奈地笑：“那可不是你逞英雄的时候！你想过没有，你就能保证救得了他？万一他病情加重死了，你该负什么责任？有病历记录吗？有人证吗？你保证你是为了救人，人家会怎么想？” 面对医德与行规的拷问，医生的权利让谁来保证？试问，一个好医生的能力范畴究竟有多大？在无法取得病人及其家属同意的情况下，医生有权为病人施行手术吗？ 陕西省友谊医院的医生集体签字为一危重无主病人施行开颅手术，在当地医学圈内引起很大反响，因为这有违行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明确了医患纠纷中的举证责任倒置原则。想让医生替病人家属签字，谈何容易。 2003年12月7日，对于西安市的赵根绪全家来说，是个不平常的下午。 早已退休的赵根绪几年来和老伴在西安市西郊土门附近租房居住，没有了工作和家务上的压力，一向身体健康、连感冒也很少患的他生活很平稳。 2003年12月7日这天吃过午饭，老赵骑着自行车带着老伴到西门环城公园内看戏。看完戏后，老赵还想再下一会儿棋，就让老伴先乘公交车回家了。但直到天黑，赵根绪也没有回家。老伴以为他到几个儿女家了，便去寻找，儿女们这才知道父亲不见了。一家人赶紧四处打听，但却没有一点消息。他们隐约感到父亲可能是出事了，到处找也找不见，全家人就这样提心吊胆过了一夜。 赵根绪的确出事了。就在送走老伴后不久，他在环城公园内突发脑溢血，昏倒在地。接到群众求救电话，120急救中心迅速将患者送往陕西省友谊医院抢救。 在时隔4日之后，医院外四科（神经外科）的医生崔自强回忆起当时的情况神情仍然显得很急迫、严肃：赵根绪被120送来时大概是下午4时20分。当时患者深度昏迷，我们马上做了ＣＴ检查，判定为大脑右内囊出血，要想挽救患者生命必须手术治疗！ 一般情况下，手术须经病人及其家属签字同意后才能进行。然而，当时赵根绪的亲人一个也不在身边，其身上装有250元现金，没有任何能证明自己身份的物品。 医院一边对病人采取脑部脱水、止血、抗感染、吸氧等治疗措施，一边积极寻找病人家属。110、120、报社、电台、电视台都联系了，却毫无结果。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患者亲属依然杳无音信，而病人的情况也在不断恶化。一般情况下，这个部位出血40毫升就有生命危险，而赵根绪出血已达80毫升。不进行手术肯定是死路一条，立即进行手术是挽回病人生命的唯一选择！当天的总值班医生、享受国务院专家特殊津贴的友谊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孙云岗在事后接受记者采访时仍然说得那么斩钉截铁，我们决定不等了，立即进行手术。没有家属签字，我们签！ 晚9时30分，任启明、孙云岗、外四科主任李超、医务科主任刘培胜、崔自强等5人先后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医院还写了一份情况说明，担任总值班的孙云岗在说明书上签名，闻讯赶来的《华商报》记者龙婷作为见证人，也在这份情况说明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晚上11时左右，赵根绪终于被推进了手术室。 第二天上午，在不安中度过了一夜的赵根绪的儿子，从当地的《华商报》上知道了父亲的下落。该报头版的大标题《无名老人颅内出血危在旦夕医生集体签字开颅救人》及大照片一下子吸引了他的目光：这不是失踪的父亲吗？！病人家属迅速赶到医院。尽管他们见到的父亲仍然处于昏迷之中，他们还是向医院表示了深深的感激，并迅速交付了医疗费用5000多元。 当记者问及“你们怎么看待医生的集体签名”时，赵根绪的儿子说：“不管怎样，把我爸的命救过来了，我十分感谢医生。”“那万一手术发生意外，你们对医院的做法理解吗？”“医生都是好心，我们相信医生。” 在手术过程中友谊医院十分谨慎。自从患者被送进医院直到手术完成，每一步抢救治疗的过程都有翔实的医疗证明和记录，万一手术出现意外，医院将凭借这些证明和记录同患者家属“周旋”。按照常理，医院本来就是救死扶伤的地方，给危重病人及时手术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然而，事情远非那么简单，现实情况是，在与病人家属联系不上的急迫情况下，医生代替家属签字的事情十分罕见。那么谁让医生下笔这么难？ 从赵根绪被送到友谊医院，到他上手术台，中间至少间隔了6个小时。而对于赵根绪这样脑出血的危重病人，6个小时意味着什么，稍有医学常识的人都明白。“其实，在病人送来后的两个小时内术前准备已全部就绪。为什么下午没有手术呢？主要还是顾虑太大，说实话我们进行了几个小时激烈的思想斗争，为了患者，我们甘愿付出，可谁又能保全我们医生的利益？”友谊医院的业务院长任启明反问记者。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有关法规的规定，医疗机构施行手术、特殊检查或者特殊治疗时，必须征得患者同意，并应当取得其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无法取得患者意见时，应当取得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无法取得患者意见又无家属或者关系人在场，或者遇到其他特殊情况时，主治医师应当提出医疗处置方案，在取得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被授权负责人员的批准后实施。 在找不到赵根绪家属及其关系人的情况下，要想通过手术挽救赵根绪的生命，只有医院擅自行动了。这样，签字的任务必然落到了医生头上。而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不啻是对医生施行的一场道德酷刑！ 魏文斌说，我们无法预知手术的结果。但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摆在你面前，在死亡的阴影下苦苦挣扎。作为医者，为什么要犹豫？ 不可否认，没有患者及其家属签字很容易引发医疗纠纷，即便有家属签字，手术中的意外也很可能不为家属理解，这方面的教训很多。 据报道，陕西铜川市的一名李姓患者，2001年9月21日突发口齿不清，半身不遂。次日凌晨0时30分左右，被送进铜川市人民医院，急诊室值班大夫嘱其做ＣＴ检查。9月22日1时6分，ＣＴ显示：右侧基底节出血约80毫升。经内科给予降颅压、药物止血处理后，22日凌晨3时30分转外科，诊断为高血压、脑出血等症状。在插管准备手术时，发现病人出现潮式呼吸等特征，即停止手术、进行抢救。9月22日10时30分，李某因抢救无效死亡。患者家属认为是由于医生医疗不作为延误诊断与治疗致死。医方认为：诊治过程无过失，死亡系疾病本身发展所致。后来虽然经过陕西省医疗鉴定办公室调查取证并召开医疗事故鉴定会，确定不构成医疗事故，但给院方带来了很大麻烦。 我在北京的一家大医院里见到了一张普通的手术同意书，在病人及其家属签字栏里罗列了9项内容，包括麻醉意外、术中术后大出血、损伤邻近器官组织、严重心律失常、术后功能障碍、发生其他难以预料的、危及生命或致残的意外情况等。每项都非同小可，恐怕每位患者家属面对这样的内容都要斟酌再三。可见在没有病人及其家属签字的情况下，医生们承担了多大的风险！ 即便手术成功了，假如赵根绪是个无主病人，手术费用谁来承担？这是医生们担心的第二个难题。据了解，每家医院都有严格的业务考评制度，每个科室、每位医生的效益奖金都和业务量挂钩，如果出现病人逃费，到头来吃亏的恰恰是为他治疗的医生。尽管有些医院对考评制度作了修改，对于无法收回的医疗费用（医院称为漏费），医生将承担其成本损失。但对于每个科室、每位医生来说，如果碰到漏费，从经济上衡量其工作就等于白干。这对于同样是平民老百姓的医生，是多么的不公！ 如果在网上键入医疗欠费几个字，立即搜索到上千条信息。其中一条2003年4月10日的新华社电稿是这样的： 重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医务科科长左国庆，在处理完120送来的一位脑血管破裂的无主病人之后，又收到了全院3月份汇总的无主病人资料，十多位无主病人就医，使医院承担了上万元医疗费用。像重医附二院一样，几乎北京的每家医院都收治过这种无人支付医疗费的病人。他们的医疗欠费成为医院的沉重负担，而有的医院也因此延误病人的治疗。 据统计，仅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去年无主病人欠费达159万元，重医附二院仅120送来的无主病人欠费就超过30万元，全市市级医院无主病人欠费总计840万元，相当于一家三级甲等医院一年的财政补助。重庆市政府去年财政支付了200万元补偿这部分欠费，但这笔经费分摊到各医院后只有数万元不等，几家大型综合医院的欠费仍达上百万元。可想而知，全国各大医院的欠费累计起来，该会是一笔天文数字。 如今，漏费已成了让医院十分头疼的一个大问题。面临这样的尴尬，对于无主病人特别是危重的无主病人，医院的做法就可想而知。 对患方而言，只有对医方诚信，如实告知自己的病情，按时交纳医疗费用，严格遵守医嘱，积极配合诊治，才能获得医务人员的信任和有效的治疗。当前不少医院之所以提及医疗欠费倍感头痛，其关键就是部分患者缺乏对医方的诚信。据《健康报》报道，2002年11月四川华西医院曾收治了一位因交通事故而身受重伤的患者，该患者在医院治疗8个月，共欠下了9万多元的医疗费用，院方不得不以法律的武器捍卫自己的权益。医院不是慈善机构，就医交费是患者的义务，欠费拒交是失信于医方，这也是出现“医院大门朝前（钱）开，有病无钱莫进来”现象的重要诱发因素。 有没有一种办法既能挽救病人生命又能解除医院方面的经济顾虑呢？采访中，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周兵认为，最有效的办法是以社会福利的方式，建立社会统筹基金和相应的管理机构，为无力支付费用的急救患者支付部分必要的物质损耗费用，以缓解医院的经济压力并杜绝类似事件的继续发生。与此同时，还需要从立法上来保证。综观全国人大、国务院及卫生部的有关法律、法规，对医生抢救无主的危重病人只有医生应当提出治疗方案的字样，但具体采取何种力度的治疗方案并没有也不可能做出详细规定。采取何种力度的治疗方案，全凭医生掌握，在保障患者生命不被危及的情况下，也应最大限度地维护医护人员的权益。 新近出现的名词“医闹”，在网上的点击率已超过几十万次。2006年7月10日，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发布，目前在一些医疗机构中，活跃着一批人，专门找一些发生医疗纠纷和可能发生医疗事故的人，到医院通过闹事获得经济好处。毛群安表示，“医闹”是一种违法的行为，它严重扰乱了正常医疗秩序，也是谋取不正当的经济收益和手段。卫生部已与公安等部门就加强医院的秩序做了进一步的沟通。据介绍，“医闹一族”或是在医院门前聚众静坐，或是在医院拉起横幅要求赔偿，严重的就将死者或伤者抬到医院门诊大厅扰乱就诊秩序。在医疗纠纷中，当事人获得了医院的赔偿后，再与其他患者家属相互利用。 据悉，外地已早在四五年前便出现“医闹”现象。例如在南京地区，从2004年底到2005年初，为缓解“医闹”影响正常的医疗秩序，医疗和公安联合尝试在医院设立110，选择鼓楼医院、省人民医院、第一医院等8家医院试点。 “从效果来看，职业‘医闹’减少了许多。”南京市卫生局医政处胡晓翔副处长表示，尽管警方介入后，“医闹”势力开始下降，但依然存在。 我们再把目光投向成都。在提及“职业医闹”时，成都某知名医院的医务科负责人显得很无奈。据相关记者作了深入调查，由于“医闹”的存在，“明哲保身”成了现今许多医生的信条。一遇疑难杂症，不少医生不约而同地选择回避，“能躲则躲，能推则推”，生怕“引火烧身”。有关医院负责人如是说，医疗技术始终处在一个发展、创新的形态之中，随着各类新疾病的出现，医务人员需要不停地进行探索，在探索之中肯定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医闹”现象的出现，使医务人员的人身安全无法得到保障，这样就可能放弃某些方面的探索或创新，这就很得不偿失。一旦遇到风险较大的手术，他们就会一推了之，而患者也就失去了康复的一线希望。由于医生客观上放弃了“救死扶伤”的责任，造成就诊质量的日益下滑，最终的受害者还是广大患者。 不采取“医闹”，患者应该走的正规途径又是什么？根据国务院2002年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发生医疗纠纷，有以下三种解决途径：一是与医疗机构自行协商解决；二是行政解决，由卫生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对医患纠纷进行调解；三是司法裁决。 现实情况中，８０％以上的患者不愿意通过法律途径去解决医疗纠纷，因为他们认为，一旦走了正常程序，不但慢，而且最后还不一定拿得到钱，利用“医闹”来解决此问题，就不难理解了。 有没有一种良策可以缓解“医闹”现象？ 北京一家大医院的一位院长表示，说实话，“医闹”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导致个别医护人员一种实质的不作为：过度防卫，行医活动将变成以自保为目的的活动。不论是否合理，上高档救治设备、药品，做昂贵的检查，就是为了避免日后出医疗事故时怕担责任。这样，医院是不出错了，可患者的负担将会越来越重，实际上，患者将会为医生害怕出错的过度谨慎而承担高额的费用。个别医生给感冒病人开ＣＴ检查，是为了保证自己的诊断不会出错，保证患者不会起诉自己。在此也呼吁全社会都来理解医生的工作，个别人不要因为自己的利益而损害到整个医疗行业的大环境。另外，对待“医闹”这种非法和违法行为，一方面有关部门应明令禁止，坚决取缔，必要时依据法律给与打击。对于“医闹”应立即干预制止并将行凶肇事者绳之以法；另外一方面，“医闹”也作为一面镜子，从反面向我们揭示，当今医患矛盾已经十分严重，解决医患矛盾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理解、尊重、平等、和谐是我们期待着的医患关系。 |
4楼2007-05-24 09:31: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