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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中国科技界流行的瘟疫【已搜索无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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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mark]发点东西大家多讨论： 这是一个困难的题目。当整个社会都多少弥漫着一种浮躁的气氛时，我们深知科技界绝非世外桃源。但是人们还是对这一领域寄予了殷切的希望，因为这里是探求真知的所在，这里的人们肩负着民族和国家复兴的重任。这也是记者撰写本文的初衷。———题记 一个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是，20年来，中国科技界取得了辉煌的业绩。特别是在党和政府确定“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和提出“科教兴国”的战略国策之后，我国科技界的科研条件和科技人员的境况得到了明显的改善，科技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都形成了可喜的态势。 然而，我们又不能不看到，在发展中，科技界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其中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浮躁”现象，使许多人看在眼里，忧在心头。 浮躁，似乎是一个内涵和外延都难以明确界定的词，但当记者就“科技界浮躁现象”向许多资深的科技工作者提出采访请求时，他们几乎都觉得有话要说。 “你来吧。”电话那边的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所长王明星研究员的语气十分爽快。一见面，他就说，如果是别的话题，他就没有时间了； 中科院原副秘书长王玉民研究员，为采访准备了满满几页纸，言谈中他的情恳意切让人难以忘怀； 中国科协副主席刘恕女士谈锋甚键，直言不讳，全然没有“位中人”的做派； …… 上篇：形形色色的“浮躁” A、急于求成急功近利 “科学研究的价值形态有直接的，有间接的；有近期的，有长期的；有显现的，也有内在的、隐含的。如果过分强调直接的、现实的、近期的、显现的价值，而忽略了间接的、长远的、隐含着的价值形态，就会走向急功近利。从整个科技界到社会，都存在着这样的急躁情绪。”长期从事科技战略研究的王玉民先生在谈到“浮躁”的表现形式时，首先谈到这一点。 而尚在一线的王明星先生，则对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表现有着切肤之感。“科学研究应该是踏踏实实地去做，而我们却常常是急于求成的短期行为。”王所长举了一个例子：有关沙尘暴在什么条件下起沙和向下游刮送，是一个科学难题。而我们往往是投入一点钱就要立竿见影，搞出成果来。前一段有关单位组织了东西两个考察队。考察一圈，就公布了许多不负责任、甚至被同行笑话的结果。西线的考察队结束考察后，其负责人就向媒体表示，西线的沙尘暴的源区与原始沙漠无关，主要是人为活动造成的，甚至还说沙漠已被刮光了。而实际上，他看到的很可能只是戈壁滩。这样草率就得出结论是很荒唐的，以至一位院士打电话给我，问怎么会出这样的事。 像是对应王先生的例子，曾留学苏联并在沙漠所从事多年研究的刘恕女士直言不讳地说，现在的浮躁已经到了出现许多非科学内容的程度了。这决不像我们过去那一代人所做的。我们过去监测沙丘的水分，是一年12个月，每月3次，连续要测10年，多少个定点都不变，这样来积累资料，观察沙丘底下的水分变化，从而得出水分与植被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奠定科研的基础。怎么可能像现在这样，这也是生态学家，那也是生态学家！ 原中科院化学所所长胡亚东研究员，则用他在科学院图书馆观察到的一个现象，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明浮躁：中科院图书馆大概是中国自然科学领域最好的。过去那里经常坐满了看书做学问的人，其中不乏像竺可桢、卢嘉锡这样的大科学家；可是现在，人少了，去的人也多是有目的的———去找资料去了，不是去搞学术去了，找着了想要的东西一复印走了。味道完全不对了。 业内人士指出，急功近利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人为夸大科研成果的价值和水平等级，“重大突破”、“世界领先”、“世界首次”、“引起国际轰动”之类的最高级的修饰词语满天飞，缺乏起码的科学态度和求实精神。而对这种做法人们似乎已是见怪不怪了。 B、追求数量和速度科研低水平重复 在采访中，专家们再三谈到，由于各种原因，科技界热衷追求数量和速度，科研在低水平重复的现象大量存在，常常出现“一窝蜂”。 王明星说，沙尘暴是一个独特的现象，早在1997年，就有不止一人向有关部门提出设立重点项目进行研究，但是并没有得到回应。到了去年，北京沙尘暴次数多了，媒体一炒，于是一哄而上。北京有关方面就设立了4个项目，而国家级的有3项，此外还在考虑设立重点项目，科学院的创新基金重大方向性项目也要立项……从而形成了全面开花的局面。 王玉民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在科技创新当中，最重要的还是原始创新，特别是在重大问题上新的创造发明。这些往往不在数量，而在质量，在于其在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影响。这是我们科技界应该充分重视的。而现在在各种导向的影响下，过多地重视科研论文和成果的数量和速度，而忽视了科研创新的质量，形成了求数量，求速度，进而求社会反馈这样一种趋势。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说了这样一个例子，全球变暖是一个世界性科学难题，本应由有关学术权威部门专门组织科研力量，科学规划，进行长期的研究。可是在经费效应的驱动下，结果是你搞，我也搞，甚至不是这个专业的人，也加进来。有一位是搞农业气象的，连“氧化二氮”和“二氧化氮”的区别都没弄清楚，也加进来申报温室气体排放研究的项目。 专家指出，尽管我国每年发表的科研论文数量不少，申报的科研成果也很多，但在重要科技领域具有开拓性和原创的成果却很少很少。这也是为什么我国自然科学一等奖、技术发明一等奖几年空缺的一个重要原因。 C、科研规划立项模仿跟踪为主 受急功近利和追求数量和速度的浮躁情绪影响，以及囿于科研低水平重复的状况，我们的科研规划和立项基本上是以模仿和跟踪科技发达国家为主。 “我们现在的科研，在我看来，基本上是模仿大国和跟踪大国，从总体水平还没有进入到科学研究的核心国家之列，也没有进入到科学研究的强国之列。”王玉民说，“我们的科研立项，大概有90-95%属于跟踪立项。而属于开拓领域或具有原创性，引导别人跟着我们去进行研究的领域项目很少。绝大部分都是别人热起来，我们跟着热，甚至比别人还热，像超导、纳米技术。” 在规划立项方面，还有一个趋势就是课题越做越小，越做越分散，而摊子却越铺越多。王明星所长介绍说，大气所科研人员不足200人，而大大小小的课题有近400个，目前正在进行研究的就有100多个。甚至像“973”这样的国家重大基础项目，也分成了大拼盘，按照“科学家负责制”，最后落实到每个人头上只有三万块钱。 D、投入产出不成比例，科研经费渗漏严重 尽管我国的科研经费投入无论在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上，还是绝对数量上都与科技发达国家有不小的差距，但近些年来，国家还是在尽力加大科研经费的投入，每年的增长比例也是很可观的。仅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为例，据该基金委员会彭连明先生介绍，这项以资助基础学科研究和应用学科研究为目的的国家科学基金，已由创建第一年拨款8000万元，增至今年拨款16.7亿元。 然而，就整体而言，在某种程度上说，加大的投入并没有产出相对应的成果。谈到这点，刘恕坦言指出，“钱多了，但是并不一定成果就多了。实际上包括周光召主席在内的人，对此都是非常有意见和看法的。”王明星则语气沉重地说：“国家投入很多，但没有用到刀刃上。我感到有愧。”他介绍说，这些年，国家给大气物理所的科研经费大约5000万元。但由于各种原因，真正用在科研上的经费也就一半，而另一半则以各种形式用做他途(有关原因，本文将在后面谈到)。实际上，科研课题费的多“功能”性并不是什么秘密，申请课题费时尽可能地多，批下来后再尽可能地省，然后……也并非个别现象。 E、剽窃抄袭学德失范 上世纪90年代中，某重点大学的几位作者(其中包括博士甚至科技名人)在国外某专业杂志发表了一篇学术论文，结果被指称大段抄袭了国外某位专家的成果。此事尽管有“只抄了英文，数据过程是自己的”之说，据说这种说法还得到了那家外国杂志主编的审查和认可。但是，无论如何这不是件叫人愉快的事情。有业内人士质问，既然复杂的研究是自己搞的，为什么相对容易的英文表述还要“借”别人的呢？可见一旦失信于人，有些事是很难解释清楚的。 实际上，类似这样的不雅之举，并不罕见，而比之更为恶劣的例子也不难找出。据国家基金委提供的材料，承担基金项目的某高校的教师竟将原本是某公司产品说明书的译文稍作修饰后，就作为科学基金项目实验研究结果发表，并标注“科学基金资助”。其合作者在明知有诈的情况下，仍将该文作为项目结题成果上报。再如某研究所研究员伪造《SCI》收录论文检索证明，将实际收录论文数1篇夸大为7篇。 如果说，这还是为数不多的特例的话，那么，有关调查还表明，学术失范的群体行为也是存在的。去年8月，天津市科协等单位开展了一项本市科技工作者道德与权益问题的调查。之后的《调查报告》中指出：“市科委有关部门每年在评定科技成果奖时，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做‘查对’和‘挤水分’的工作。”“另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是，在评定技术职称过程中弄虚作假。有的伪造学历；有的在论文上作假，或是剽窃、抄袭，或是通过关系，花钱在有关刊物上发表文章；有的在获奖排名顺序上不实事求是；更多的是事先做评委的工作，致使评委在评审时不实事求是地发表意见。这些都造成目前技术职称的‘含金量’不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纪检监察审计监督联合办公室主任彭连明告诉记者，经调查，有关申报基金项目的投诉绝大多数都基本属实，申请项目过程中弄虚作假、剽窃和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滥用科学基金等事例的绝对量在增加。 下篇：成因错综复杂 面对科技界形形色色的浮躁现象，在采访中，许多采访对象就其成因从不同的视角给出了各自的答案。但他们又大都认为，将这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归为单一或少数几个原因都是 不妥的，也是危险的。 A、体制机制原因 在探究科技界浮躁现象产生的原由时，许多采访对象都把机制或体制性原因列在重要的位置上。较之社会影响和个人的品性，机制和体制性原因更具有导向性和内在的驱动力，这似乎是大家的共识。科研评价机制与职称评定体系有失公平“无疑，在不完善的评价机制下投放的奖励和资源，非但不能带来最优的成果，却能造出品质最坏的人。”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王蒲生博士这样说。 目前我们的科研评价机制和职称评定体系存在的问题主要有：过分强调数量，特别是强调论文的发表数量，强调《科学引文索引》(SCI)的收录；同行评议难以名副其实，随意性、主观性和不道德的行为，导致评判偏差；权力与学术结合，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使评判扭曲；等等。 王蒲生说：“要公平地分配和高效地使用科技资源，充分发挥激励机制的作用，就必须建立准确公正的评价机制。否则就会造成资源的滥用，进而导致非良性竞争和学术越轨行为；没有意义的项目却得到经费，没有价值的成果却能得到嘉奖，不学无术的庸才却能获得高级技术职称和种种炫目的学术头衔。” 由于，在目前体制下科研成果和学术职称的评定与个人和单位的各种福利挂钩，评价体系的导向性作用就显得格外强烈，其弊端产生的负面作用也就加倍放大。据报道，最近，一项就国家“863计划”实施中涉及的知识产权问题进行的一次综合评估表明，从1986年到2000年，国家“863计划”实施15年来，申请专利的数量与取得的许多重大科研成果和发表的论文相比，明显偏少。调查显示，从1996年到1999年，平均每年出成果159项，发表论文4649篇，获得的专利只有110项，其中最少的1996年只获得了3项专利。专家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与“863”计划的目标中并没有涉及知识产权的要求有关，在现行激励体制下，科技人员的各种待遇以及对科研单位的评价一般与科技成果奖挂钩，这其中论文发表数量是一个重要指标，而取得专利的数量不是一个硬性指标，从而导致各方面重视论文成果，对申请和取得专利不够重视。而耗费巨资开发出的成果如果不尽快寻求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有效保护，极易被竞争对手仿冒使用，自己的心血将付诸东流。 有调查显示，48%的院士认为，只有少数鉴定会能如实、公正地评价科研成果的水平。只有33%的人认为国家级三大奖比较公正，而对任何一种奖励的公正性持肯定态度的样本都没有超过50%。 立项拨款机制值得商榷 在目前体制下，争取立项，不但意味着专业评价问题，随之而来的科研经费还能补充工资奖金，更会为单位和个人带来各种形式的实惠。王明星告诉记者，那5000万元科研经费的另一半中，大约有50%以工资和奖金的形式下发了。这样做，有他们的无奈，他们每年得到的事业经费并不够发工资；而另50%则在科研课题费的名义下，挪做他用。王明星强调，现行的机制对科研经费使用的监管和审计作用十分薄弱。在立项方面，在整个社会不良风气的大背景下，加上政府职能部门的有关官员对此的不当干预，难免使立项难以公允，甚至出现违规现象。一位专家就对记者表示，一位掌握立项权力的官员就要求他们向该官员的夫人所在单位划拨项目款；而另一位科学家则反映，几年前，一个重大项目不知为何竟然交给了一个并非本专业的人，成为大家议论的话题。专家坦言，“跑”项目，拉关系，已经成为一门“学问”，需要花费申请人不少的精力…… 对科学研究的调控机制和管理手段欠缺 专家指出，由于缺少对科学研究规律的认识，我们对科学研究的调控机制和管理手段不全面，还不能适应不同类型的科学研究，因而造成了导向方面的失误，助长了浮躁情绪。王玉民说：“科学研究的不同类型，像纯基础研究、应用研究、高技术创新研究、技术开发研究等，每一类其规律不同，它们的调控管理方法也不应该一样。但是，我们这些年用八个字都概括了，叫做‘开放、流动、联合、竞争’。这种大一统的方法不能说是科学的。我们还不能按照不同类型科学研究的基本规律，制定相应的调控措施。”有专家强调，我们对科研的运行机制，对合理的政策研究不够，这方面的宏观改革还不到位。这样就容易从管理决策层面淡化科学研究的规律性，难免出现违反科学规律的指挥管理失误。 B、社会历史文化原因 作为社会大系统的一部分，科技界无法超然之外，它的浮躁现象也就与我们的社会历史文化联系在一起。 期望与差距让我们难以平静 尽管有“四大发明”的荣耀历史，但我们真正的近现代科技史却很短很短，科技基础十分薄弱，而这方面可继承的科学传统、思想、文化、理念、方法更是少得可怜。共和国成立后，虽然我们在一些领域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但几经磨难，我们的科技水平与科技大国的距离实际上是拉大了。20年前，科技界终于迎来了春天，科技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然而仍然存在的差距和国家民族对科技的高期望值形成了很大的反差。 王玉民认为，有高的目标是好的，但同时还要有从基础做起，扎扎实实埋头苦干的精神。对于科技界而言，从目前来说，既要有为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提供科技支撑的决心，又要有从头来，逐步增强实力，逐步发展的恒心。如果失去了这样的恒心，远大的目标和科学的态度不能结合起来，就会适得其反，容易产生急于求成的急躁情绪。 社会不良风气的侵蚀 “整个社会都浮躁，你怎么写科技界的浮躁？”当一位资深记者得知记者要写这个题目时，近乎本能地立即反问到。虽是调侃，却也道出了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我们实在贫困太久，我们被禁锢的时间实在太久，一旦得知生活还可以是另一种样子，一旦许多过去想也想不到的各种机会具有现实价值的时候，物质和精神的欲望就像吹进空气的气球一样急剧膨胀起来。迅速致富，迅速出名，似乎已成为社会衡量成功与否的首要圭臬，以何种手段，靠哪路途径致富成名反倒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在这样一个大的环境中，并非都是圣贤的科技界中人，必然会采取各种手段力求使自己客观的社会经济地位达到自我认定并赢得社会承认的水准。而最符合逻辑，也最便利的渠道就是凭借如日中天的科技。在此情势之下，浮躁恐怕也就再所难免了。看看那些终日忙于各种论证会、评审会、鉴定会以及各类社会活动的拥有科学家头衔的人们，我们怎能要求他们做出只有苦心数载、数十载，倾其心智才可能做出的成果呢？ 时隐时现的官本位主义 如果问一个问题：正研究员相当于什么级别，享受何种待遇？相信会有不少人能迅速做出这个让外国人听都听不懂的约等式。在谈到官本位在科技界的表现时，有专家例举了两种形式：一是对有贡献的科学家业绩、精神颂扬得不够，而过多地宣扬部门的功绩、行业的成就、行政计划的结果；二是凡是好的科学家都尽快提升，要么当所长、院长，要么当局长、部长。其实他们当中有许多人都是非常有前景和潜力的好苗子，但在国际上还没有成气候，只要让他们踏下心来苦战一二十年，是很有希望为国争光的。可是……让一流的人才当领导，好像这样做是一种荣誉，实际上是很可惜的。 新闻炒作 作为记者，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让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不少浮躁的产生是离不开媒体的炒作和推波助澜的。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袁江洋博士在谈到科学活动与新闻媒体的非正常组合所导致的失范现象时指出，“一些科学家试图通过不正当的新闻炒作提高知名度和竞争力……”而由于各种原因“新闻记者往往采纳了当事人的说法对之进行评价，由此造成一些报道失当。”实际上，我们的有些报道不光是“采纳了当事人的说法”，甚至还妙笔生花，任意拔高。 C、科学工作者自身的原因 马尔泽内曾说：掌握科学的人在解决日益重大的问题时所肩负的责任越来越重。所以今天的科学家要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需要伦理道德的指引。应该说，马氏在上世纪60年代所说的这段话，今天依然显得重要。实际上，对于我们科技界来说，还不仅仅是一个伦理道德问题，我们自身的思想、理念、方法都需要某种意义上的升华。袁江洋在谈到为什么总有人践踏科学规范，弄虚作假时说：“科学，对一些杰出的科学家而言，是一项以追求真理为目的的、圣洁而崇高的事业，而对更多的science-man(科学人———记者注)而言，不过是一种谋生手段。科学活动并非价值中立的，它始终浸透着人的价值观念；当一些不正当的、或是与科学规范所蕴含的价值理念相抵触的价值观念左右着科学人的行为时，失范现象便有可能发生。”“浮躁”与“失范”内涵与外延都不尽相同，但在道理上却有相似之处。 尾声 在整个社会都显现出某种浮躁的大背景下，有理由和有必要惟独拿出科技界来“开刀”吗？而且，很可能顾此失彼，挂一漏万，甚至失之浅薄、偏颇。在采访和撰写本文的过程中，记者在不停地问自己。然而，被采访者的热情、坦诚和由衷的焦虑与期盼让记者平添了信心。而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科技界在社会和人们心中的崇高地位，以及它在我们民族进步的过程中已经、正在和将要发挥的重大作用。上世纪90年代的数次调查证明，在人们羡慕和尊敬的职业当中，科技人员始终列在最前面。这充分说明了科技界、科学家对于整个社会的示范性。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的任元彪副研究员有一段话朴实而又精准：“人们之所以走上学术谋生而不是其他谋生的道路，除了现实条件和一些机遇性因素外，多数人都由于有对事物真相的好奇心和追求真理的精神，这是有助于提高和保持道德水平的。……学术活动以求真求知为目的，它比其他类型的活动更要求人们遵守默顿所说的普遍性、有条理的怀疑主义、公有主义和无私利性的道德规范”。 有鉴于此，我们感到有责任把我们知道的一点说出来，为我们的科技界早日摆脱浮躁，轻装前进敲一声警钟，喊一声加油！ 背景 过分注重直接的、短期的经济效益成为中国科技发展的羁绊 一个国家技术交流、知识流动迟缓的原因有多个方面，诸如知识产权的合理认定与有效保护，社会深层文化积淀对企业合作精神及对“竞争性合作”观念形成的影响等等。我国知识技术交流与合作状况评价下降，说明我国科技创新系统整合效率降低。最需要我们反思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个别地方违背了科技与经济分式协调的基本规律，超前要求科技活动实现商业化，特别是采取限定时间的强制性措施，使大学和科研机构以自我实现短期经济效益为目标进行改革，破坏了科技经济大循环的运行机制，既浪费了大量的技术开发人力、物力资源，又加剧了封闭倾向，不利于科技与经济的有效结合。 科技界有些人认为，当前科研机构和大学在改革中强化了面向经济的微观动力机制，但弱化了科技与经济结合的宏观机制，这是我国的科研机构75%以上的科技力量已投入科技主战场，而科技与经济结合的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的根本原因。 以我们大学办科技企业，包括微软研究院院长李开复博士在内的许多人曾提出尖锐批评。中国的大学出面开了许多公司，学校要为企业的职员提供住房、申请职称，为企业提供地皮，为企业上市申请政府指标。企业若挣钱还好，若亏损了，学校就要牵扯更多精力。 专家指出，学校应专注于教育，为企业和社会培养、输送人才。科技、教育、经济的结合日趋紧密，但是社会系统的功能性分工、协作机制并没有消亡，专业化依然是提高社会整体效率的主要方式。我们目前的许多做法忽视了科技发展自身规律，过分注重直接的短期经济效益，这种思维方式在历史上曾导致中国古代文明没有在自身基础上成长为以科技为基础的现代文明，现在则有可能成为中国科技发展的羁绊。[/watermark] [ Last edited by ratio on 2008-11-30 at 15:5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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