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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三大科学杂志同时发表长篇评论中国生命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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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三大科学杂志同时发表长篇评论中国生命科学 2007年2月美国《细胞生物学杂志》,《细胞科学杂志》《实验医学杂志》同时以前尚未有的26页篇幅，发表美国科学William Wells长篇报道，评论中国生命科学现状。 随着中国经济蓬勃发展，中国对科技投入不断增加。生命科学是21世纪有巨大发展前途额学科，能推动国民经济，增强人民健康。中国政府支持生命科学发展。中国科技经费大幅增加，科研人员工资大幅增加。 回国的科学家对中国生命科学发展起了必不可少的作用。海外的华人科学家，也对中国生命科学发展起了很大作用。《细胞生物学杂志》列出对中国生命科学起关键作用的八位科学家，以英文字母为序： 国内关键科学家：陈竺，路甬祥，饶子和。 海外关键科学家：鲁白，蒲慕明，饶毅，施一公，王晓东。 陈竺：中国科学院负责生物的副院长。他支持自然科学基金的竞争课题，也支持科技部的大课题。 路甬祥：中国科学院院长。工程师，开启知识创新计划，给中国科学院带来革命。 饶子和：南开大学校长。支持大科学课题。 鲁白：国立卫生研究院。为中国科学改革提供咨询，改革自然科学基金评审。 蒲慕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清华大学生物系前主任。创立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并任所长。 饶毅：西北大学。参与建立神经科学研究所，创立上海和北京主要研究生课，在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有实验室。他和鲁白、邹承鲁合写一篇被科技部禁止发行的《自然》文章，提倡中国更多以科学优劣为基础分配研究经费。 施一公：普林斯顿大学。结构生物学家，兼母校清华大学教授。他的几个博士后回国做教授。强调更好的教育。 王晓东：达拉斯。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创所共同所长。另一所长是耶鲁大学邓兴旺。 他们的发言（大意） 陈竺： 中国科技经费到2020年要增加很多。 改革之初说，邓小平十分之一回国就是成功。我很赞成这个观点。 大科学不是中国主流，不过15%到20%，其它都是小科学嘛。 承认很难计划真的科学。工程可以计划。 科学院要做应用研究，问题是做多少。 饶子和： 我一直准备回国，回国比在外面发展机会多。 我告诉学生，没有好结果，你不要回来，回来没人重视你。 中国要做大科学。反对科技部的大科学，是错误的。 人人都要钱。科技部要，教育部要，自然科学基金要。 鲁白： 我们是最早一批留学生，从好学校拿博士学位。 在中国做的事越多，人家越叫你做事。我希望更多的人去做。 和饶毅、邹承鲁发表在《自然》的文章，是我一生引用率最高的文章。反应强烈，从学生到领导，大多数都支持我们的观点。 一流人才聘一流人才，二流人才聘三流人才。二流人才怕竞争。 中国社会急功近利，希望今天出成果，明天能治病。社会要给科学家时间，给他们支持。 你的朋友审你的研究经费。好科学怎么出得来。 要评审，这是原则，不能变。 要有体制，不能依靠哪个人的好意。 蒲慕明： 人民认为科学是社会的支柱。 海外科学家为大多数人说话。 有两极意见分歧，不是海内和海外分歧。分歧在多数科学家和少数行政管理人员、现体系既得利益的少数科学家之间。 二十年前，清华没有准备好。 我们神经所开除了不能通过评审的人，包括一个中国科学院院士。 好几次要把我搞下台，我都不知道能做这么久的所长。 已经过去了，现在看来，建研究所是对的。 我们现在和美国二流学校竞争。 饶毅觉得中国可以建十个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我怀疑不会。 大科学课题已经决定了。没听我的意见。蛋白质计划要拿几亿美元。我说过，没雇人以前，不要投钱。 中国大推大科学课题，很危险，不健康。这是中国模式，计划经济的延伸。 中国好几个研究所的蛋白质仪器比伯克利的好，不过没充分用上，浪费。 饶毅： 我有时发现，花在中国实验室的时间比美国多。 不仅评论中国，而且在中国做事。 神经所建立初，碰到了问题。有很多反对意见，生理所开大会批，学生扬言上街游行。当初差点有人要退了，但是其他人说不行。 三、四年后，神经所得到了一致的尊重，它也没有分流任何人的钱。 神经所的学生比其他要活跃多了，影响了其他学生。 鼓励学生，不把他们当奴隶。 部委为自身利益说话，不为国家。 现在是经费导向课题，不是课题导向经费。 施一公： 我认为中国是下一个主要机会。 中国科学发展不够快，招聘不够多。 中国人到美国来很多，回去很少。 清华大学不到十人可以做普林斯顿的教授。 饶毅、鲁白、邹承鲁的文章太厉害了。 中国人不喜欢冲突，冲突了更糟。 教学很重要。没有好的课，学生学不会批评性思维。 自然科学基金做的好，应该多给它经费。 国内过分强调政治意义。 做大课题真是错误。 要招top人才，要有合理经费体制。两者缺一不可。 王晓东： 你要竞争国际一流人才，你就得给国际一流工资。 这是人才水平决定的。 我们（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招不到年资高的，都是年青人。 为知识而知识，科学就是有这样的性质的学科。这个思想，在中国没有文化根基。如果社会有这种新思想，也许要好多了。 中国科学群体还很小。有些人什么都归他们干，所以成问题。 袁钧英（哈佛大学教授）： 中国做管理的人太年轻。三十多岁的人要做大决定，太早了。但你有什么办法呢。 谁和中国没有合作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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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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