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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关于中医基础教育的一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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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基础教育的认知省思（待续） （好的话，看了要顶啊！） sysuliang 中医基础教育是中医理论传承的关键环节和必要手段，它在中医事业的薪火传延、承前启后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步入现代，中医教育事业在迅猛的学科分化大潮冲击下，正面临教学理论与临床实践日益脱节的尴尬局面。如何既能保持自身特色、积极创新，又能顺应时代潮流、与时俱进，从而实现中医教育理论和中医基础理论的完善和创新，乃至实现中医事业的繁荣与腾飞？这已经成为祖国中医事业发展的重要问题，理应引起学界有关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 一、中医理论独特传承方式与中医基础教育发展状况的矛盾 与现代西医学迥然有别，传统中医学在理论传承和学科教育上独树一帜、经久不易。这便是中医颇具特色的“以师带徒”和“口传心悟”。有道是“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学问做得是否扎实，技艺练得是否娴熟，很大程度在于工徒自身的勤奋努力和参透领悟。 历史上诸如扁鹊、华佗、张仲景和孙思邈等大医，其致力求知、拜师习医的曲折经历，每每给后人留下不少神奇感人的传说、佳话。当今国内中医领域的著名学者，如任应秋、邓铁涛和刘渡舟等老先生，同样有着说不完、道不尽的往昔峥嵘。授业解惑的教师，尤其从事中医教学的老师不仅得学富五车、循循善诱，还要慧眼识珠、适时提点。一位医术高明、桃李芬芳的老中医，正如望穿秋水、可遇难求的导师贤哲，以身体力行之风范，立泽被后世之功业。有鉴于此，医家的师承及家派业已成为了解其人其艺的重要窗口。 任何一门理论或学说，都离不开固有的方法论（按：关于中医教育方法论和中医人才培养问题，李致重教授已经作出切中肯綮、入木三分的分析和论述。参见李致重：《中医教育的三个重要环节(1)——兼论中医人才成长的一般规律》，沈阳：《辽宁中医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第83—85页；《中医教育的三个重要环节(2)——兼论中医人才成长的一般规律》，同上刊，2003年第3期，第196—198页。）和认识论基础，中医学也不例外。更何况以往中医学的精髓和菁华，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名老中医巧施仁术、妙手回春的诊治实践。即中医诊疗活动更多地表现为具体性、针对性等特征，而“认识一位天才的研究方法，对于科学的进步，甚至对于他本人的荣誉，并不比发现本身更少用处。”[ ]那么，整理名老中医医案，总结名老中医经验，不失为研究中医学、发展中医学的一个重要进路。但这并非唯一进路，名老中医的诊治活动，当中蕴含着始志不渝的求索热情和偶然迸发的创新思维。在这个意义上，名老中医诊病疗疾的医学实践，可以看作类似科学（按：据有关学者统计，“科学”的定义有几百种之多。如无特别说明，“科学”在本文中指自然科学，即“以范畴、定理、定律形式反映”自然界“现象的本质和运动规律的知识体系”。参见金炳华等编，《哲学大辞典（修订本）》，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年6月版，第722页。）发现的过程，并具有认知研究(cognitive studies)的重要意义。 建国以来，中医学的基础教育取得一系列可观的成绩，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中青年接班人，为国家的医疗卫生事业输送了许多优秀人材。但客观现实告诉我们，缺点与不足同样存在，而且某些方面的情形不容乐观。直面历史、正视不足，是了解中医传承与发展问题的客观前提，而只有反思过往、以史为鉴，不离开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要则，才可能为中医基础教育找到固本延真的有益启示。 （一）“中医存废之争”——针对中医理论说理的诘难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腐朽没落的清王朝加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进程。国之将顷，其势日衰。短短几年间，中国接连蒙受了甲午海难和庚子国难。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选择留学海外，担负起钻研西学、救亡图存的使命。“五四”运动的爆发掀起了一股倡导科学、反对迷信的浪潮。在那救国热情高涨而民族情绪相对亢奋的年代，中医被许多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看作封建迷信的标志。于是提倡科学、反对迷信就成了提倡西医、反对中医。 不久，中医事业及中医教育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挫折。一九二九年二、三月间爆发了所谓“中医存废之争”。以余云岫为首之流，借颠覆性的《灵素商兑》之反响，大张反对中医及中医理论的旗鼓，妄图借提请“废止中医案”[ ]来实现扼杀中医办学、禁止中医存在等目的。他们当时的主要观点有，中医属伪科学之流，阴阳、五行和经络皆坑蒙拐骗之伎俩云云。（按：关于民国年间废止中医的争论，可参考左玉河：《学理讨论，还是生存抗争——1929年中医存废之争评析》，南京：《南京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年第5期，第77—90页；或邓文初：《“失语”的中医——民国时期中西医论争的话语分析》，广州：《开放时代》，2003年第6期，第113—120页。） 当时，中医学几乎被废止，中医从业人员饭碗几近不保，就连中医教育事业也难逃厄运。在严峻、紧迫的形势面前，中医界不能不殊死抗争，他们联合一些社会团体奋起反击，发起大规模的集会、请愿、游行或罢市等活动，最终迫使政府卫生部门取消“废止中医案”，可中医的医院和学校发生重大变化，前者的地位大打折扣，由医院改为医室；而后者的性质则急转直下，由正规学校改称“传习所”。[ ]不过令人宽慰的是，中医药事业虽几经波折，终得以幸存与维继，中医教育方可延续至今。 综观该论争的全过程，西医群体中的少数人藉科学主义(scientism)之强势话语（按：作为“五四”运动的两大主题之一，“赛先生（科学）”曾被看作旧中国救亡图存、繁荣富强的“救星”。而“五四”运动涌现出的大批热血青年、进步知识分子，或多或少对科学怀有无限暇想和寄托过高期望。三十年代的“中医存废之争”，正是在科学唯上、唯尊的社会背景下发生的。参见汪晖：《科学主义与社会理论的几个问题》，载于赵汀阳主编，《现代性与中国》，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117—201页。），向相对弱势的中医学说及中医教育进行围堵攻讦。西医与中医的论争，竟与“科学与迷信之争”、“文化激进与文化守成之争”牵连纠葛。任何一方的进退，不再是本行业的一己之责，而是关乎科学与非科学（按：“非科学”一词既包括自然科学以外的伦理、美学和宗教等诸学科，也涵盖占卜、星相或算命等民俗活动。本人认为，中医既属一门自然科学，又超越了后者的内涵规定及外延特征，而兼有哲学和社会科学等特点，似乎带有几分“非科学”的色彩。）、中西文化比较的重大理论问题。诸如阴阳、五行和精气等中医学范畴，如何能阐扬至理、圆说有道又不失中医本色？以上述范畴为基础的中医理论如何与临证诊断更自洽、融贯地结合？中医诊疗体系在病亡察勘、公共卫生和人口生育等方面能起什么作用？中医学倡导的“天人一体”观究竟有无确实根据？这种观照是否阻碍对疾病及其机理的进一步认识？ （二）手脑分离、重测轻诊——当前令人担忧的中医教学倾向 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学科分化浪潮的洗礼，中医的临床诊察和理论研究日益分离，彼此相对独立。于是出现以下鲜明对比，有些中医师虽然授课时口若悬河、头头是道，可一旦上了临床对着具体的病证，就支支吾吾、闪烁其词；而另一些中医师即便在临证诊疗上颇有心得，甚至具备华佗再世、扁鹊回春之功，但囿于当前考级、评定体制等客观限制，加上自身表达、理论综合和思维创新能力存在缺憾，只能怅然感慨、嗟叹不已。试问如此的师资，如何做好日常教学工作，完成传道育人的使命？又怎能满足培养优秀中医人才的需要？ 另外，建国至今已逾五十五载，可传统的中医药事业竟然陷入零增长的境地[ ]！1949年，全国有27.6万中医医生，而到了2004年，人数仍徘徊在27万。祖国的中医药事业之现状和发展不禁令人堪忧，中医衣钵之传承和延续仿如雾里观花。悠悠数十载，中医队伍却未见发展壮大。当老一辈光荣退隐之际，年青一代能否扛起薪火相传、振兴中医的重任？面对此种困境，中医教育界难道不应该认真进行反思么？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与中医陷入尴尬局面形成鲜明对比，由1949年至2004年，西医医生的人数已由8.7万猛增至157万。而目前全国的医务人员当中，西医的医务人员约为470万人。西医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西医医院成为创收赢利的香饽饽。就连好些原来从事中医的医师和不少研修中医的学生都纷纷改弦更张，弃“中”学“西”。 中医院购买、引进先进的诊疗仪器、设备，可能对中西医结合诊疗有所禆益，本来无可厚非；但若淡化甚而抛弃“四诊八纲”等传统中医学艺，重测轻诊，甚而以测代诊，那真可谓舍本逐末、南辕北辙。诚如邓铁涛老先生所言，“中医医院的仪器设备越新越好。但必须说明的是借用西医的诊断仪器和方法，其目的在于发展中医的技术与理论，使我们的经验总结更易于为人们所接受。”[ ] （三）造就精英和普及民众——中医基础教育目标的两难 古往今来，斗转星移，中医培养人才的指导思想却岿然不动，即宁缺毋滥、以一当十；其思想精髓体现为成就“苍生大医”而非“含灵巨贼”[ ]。拜师学艺，体悟践履，来不得半点含糊；施针处方，疗疾除病，要不得半点马虎。正因为如此，莘莘学徒纵然叩谒于一方名医，可经年累月、寒暑易节，只有那“性笃行贞、心无怨贰”之人，方可“升堂入室”；若然有人萌生懈怠、怨恚，抑或抵受不住荣华利禄之诱惑，或抗拒不了钱财美色之吸引，终将前功尽弃、半途而废。所以先人有云：“为者如牛毛，获者如麟角”。[ ] 试看今日之青年学子，多藉全国本科教育扩招之风潮而纷纷步入大学殿堂，中医院校也不例外。本科教育主要以通识教育为培养目标，但中医的本科教育似乎未能顾及自身特质，在科目选择和学习上，不尽合理的课程设置和考核方式令许多学生本末倒置、喧宾夺主。[ ]不少学生上主干课程（包括中医基础课）时无精打采、心不在焉，敷衍应付了事；而学起外语却判若两人，热情高涨不算，还“现炒现卖、学以致用”，满嘴的“中式英语”(Chinenglish)让人感觉十分别扭。而走入中医院校校园，经常发现许多晨读的学子在湖边、树下，卖力起劲地朗读、背诵，诵读的不是中医经典条文，正是外语；而在日常生活中，时髦流行的“洋泾浜”和网络用语俯拾皆是，老师听起来如坠云端、无可奈何。 中医的学问、理论，尤其基础理论，拥有一套独特的范畴体系和灵活的说理方法。中医的阴阳、五行等范畴，和传统哲学的相应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们没有西方医学概念的精确和明晰，却充满了东方传统思想的经世和深邃。阴阳、五行看似朴素平淡，内里却隐藏着许多尚未开显的妙法玄机。而中医的说理采取箴言、警句等古汉语形式，通俗易懂又不失精辟深邃。这是其他语言形式难以胜任和取替的（按：关于汉语在认知方面的优势问题，参见凌文辁、方俐洛：《汉字的认知》，广州：《学术研究》，2004年第1期，第142—146页。）。要想真正掌握上述基本范畴和说理方法，并将之自如地指导诊察疾病、健体养生等实践，若无经年累月的传统文化洗礼、熏陶，几乎是不可能的。 理论见之于实践，实践反过来为理论提供给养。中医的理论与临证密不可分，交织互渗，就连中医教学也离不开临床实践。邓铁涛老先生说过：“西医学的发展与实验室分不开，中医学的发展则与临床分不开。西医的实验室以实验动物为基础，中医学理论的提高，往往来自临床观察，它是以人为基础的。人是动物中最高级的最复杂的，从人身上总结的东西是不能象实验动物那样都可以看得见摸得着，因此民国以来大多数自然科学家不承认中医是一门科学。因为他们是以现代自然科学的模式去套中医学，当然套不上，所以有怀疑。”[ ] 让接受中医基础教育的学生，有准备地、有步骤地进入临床实习或见习环节；让学生们在临证实践中学以致用、触类旁通，这样既能加深学生对中医理论的认识，也促使其尽快熟悉相关的中医技能，从而为往后走上工作岗位打下基础。可全国本科扩招的现实和中医院校办学规模之间的“鸿沟”，于短期内难以弥合。眼下，同时具备丰富的教学、临床经验的医师少之又少，而学生人数相对较多，这就形成僧多粥少的不利局面。另外，由于学生在综合能力、知识背景等方面存在个体差异，即便让大批本科学生一窝蜂地上临床、跟导师，也不一定顺水行舟，轻车熟路，还可能有违初衷、差强人意。 理论传承有其自身特点，学科教育也有一般规律。知识内容的传授，必须注意知识背景的培养和思维方式的转换等因素。教育如果不循序渐进、因势利导，给学生讲授的内容零散、杂乱而缺碎，那么教育的效果将事倍功半、得不偿失。如何由认识论的高度，而不只停留在方法论角度来整合、建构中医基本范畴和基础理论，应该成为当前中医教育界乃至中医理论界的头等大事。 （大家如有兴趣，余下部分将以连载形式贴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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