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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虫 (正式写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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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 国际材料科学大师——金展鹏

这是任何高明的数字家都无法证明的“恒等式”，但是，中国科学院院士金展鹏却以超人的精神与毅力将其演绎成真：他用全身惟一能动的脖子支撑起智慧的大脑，在国际相图这一材料科学领域领先驰骋，成为国际材料科学大师。

  有人统计，金展鹏以病残之躯承担了一般教授10倍的工作量。最近7年里，他承担了1项国家863课题、3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以及与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国际合作课题。
  年过花甲的金展鹏靠倒挂床头的“书桌”，再次出征远航，继续他在相图领域的艰难跋涉

  1998年2月24日，金展鹏发烧了。

  他以为是感冒了，仍按原计划去外校作学术报告。可是，刚走出家门，他便觉得步履沉重，行走都困难了。

  9个月后，病情确诊————突发性颈椎病使他整个身体深度麻木，只有脖子能够转动。

  “我不能就这样躺下去，我要看书。”思维仍然敏捷、语言仍然流畅的他对妻子胡元英说。

  胡元英拿来一本新到的专业书刊。

  怎么看呢？由于颈椎不能长时间受力，金展鹏只能躺着看。于是，妻子把书举在仰躺在床上的金展鹏眼前，但是没有坚持几分钟，妻子的手就开始晃动，字迹变得模糊，正看得津津有味的他只好暂停。休息片刻后，两口子又开始协作看书。如此反复，两个小时下来，妻子的手举酸了，丈夫的脖子僵了，眼睛也涩了。但是，细心的妻子发现丈夫露出了生病后的第一个笑脸，那是她熟悉的顽童般天真的笑容。金展鹏欣喜地对妻子说：“我可以看书了！可以工作了！”

  这天之后，胡元英一直琢磨着如何解决书本晃动的问题。受人们用三角架将物品固定在墙面的启示，胡元英从别人搞装修的废弃物里捡回两个木头三角架，当金展鹏需要看书时，就用绳子将其固定在床头两侧，把书放在上面，问题迎刃而解。

  从此以后，年过花甲的金展鹏靠这个倒挂在床头的“书桌”，还有轮椅和电话线，再次出征远航，继续他在相图领域的艰难跋涉……

  在国际相图界，有一个金展鹏“以1胜52”的美谈。这使他成为名震一方的“长沙金”

  在国际相图界，金展鹏赫赫有名，无人不晓，被各国科学家尊称为“长沙金”。在许多国际相图会议上，其他国家的学者一看到黄皮肤黑头发的代表，常常会以敬佩的口吻问道：“请问您是从‘长沙金’那里来的吗？”

  什么是相图？相图之于普通人十分玄妙，因为它在现实生活里实在无法捕捉。金展鹏解释，相图就是材料设计的索骥图。人们在设计新材料时，面对迷宫似的材料世界，相图好比指路牌，它能告诉你，通往目的地有哪几条路可供选择，哪条路可能最优。

  千百年来，人们在实践中发现，随着温度、压力和成分的变化，一种物质就会神奇地变成另一种物质。但到底在什么情况下发生质变，人们只能凭经验和运气获得。直到1888年德国的奥斯蒙德提出钢、铁与生铁的金相转变理论，后由英国的奥斯汀制成铁碳相图，人类在材料领域才得以进入“读图时代”。

  中国在相图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金展鹏暗下决心：“人家能做得那么出色，我们为什么就不行？我要做出一点成果来。”1963年，他研究生毕业后留在母校中南矿冶学院(中南大学前身)任教。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当众人忙着写大字报的时候，他却沉浸在相图的世界里，在坐标纸上数着格子计算，还自编了一本油印版的《镁合金相图》，同时还苦读《毛泽东选集》英文版。

  1978年，金展鹏凭着扎实的专业功底和熟练的外语水平，成为改革开放后国家派遣的第一批出国留学人员，到瑞典皇家工学院做访问学者。在瑞典的两年里，他几乎全泡在了书本和实验室里，大量接收国际材料科技领域的新知识，并努力创新。

  在国际相图界，有一个金展鹏“以1胜52”的美谈。通过反复试验，他把传统的材料科学与现代信息科学巧妙结合，首创了在一个试样上测量三元相图整个等温截面的方法，而当时德国科学家做同样的试验却用了52个试样，还没得到想要的相图。这个方法就是后来饮誉世界的“三元扩散偶—电子探针微区成分”分析法，又称“金氏相图测定法”，它使材料科学工作者在绘制“地图”时，不仅更简便、更精确，而且效率是常规方法的几十倍。现在，这一方法已被国外50多种著名杂志的作者引用，为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橡树岭国家实验室以及加州大学、俄罗斯科学院、英国皇家学会等科研单位广泛采用。

  在理论上，金展鹏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得到国际同行的广泛引用。

  金展鹏研究相图40多年，无论是健康时，还是瘫痪时，失败了从不言放弃，成功后也没有想过见好就收。如今的金展鹏在国际相图界独树一帜，他领导的中南大学相图计算和材料设计研究所，成为国际相图领域最著名的研究中心之一。2003年以病残之躯被增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这在中国科技界没有先例。他还是国际合金相图委员会委员、亚太材料科学院会员、中国材料学会理事。

  学生发表论文，导师把名字署在前面是司空见惯的，几乎成了惯例。金展鹏却从来不这样做

  作为导师，金展鹏培养了近50名硕士生和博士生，其中近一半是他患病后培养的。如今这些在国际相图界被誉为“金家军”的弟子们活跃于亚洲、欧洲、美洲等地，在国内外重要的科研机构中独挡一面：由27名委员组成的美国相图委员会中，有4人是金展鹏的弟子。

  曾经有人好奇地问金展鹏：“带研究生有什么诀窍？”

  金展鹏回答：“20岁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学生把这段时光交付给我，我就要用心带好他们。我没有什么绝招，但我能保证我的态度是诚恳的。”

  2003年11月金展鹏被增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消息在网上一公布，分布在世界各地的40多位“金家军”立即联名给母校中南大学发来贺信。信中说：“对我们这些有幸得到金老师教诲的学生来说，这只是惊喜却绝非讶异。金教授的成就长久以来得到了国际同行的广泛关注并为他赢来了国际声誉，使他成为世界知名的材料科学家。即使在异国他乡，我们也总能听到他的名字，这让我们感到高兴和自豪。”“虽是金老师不同时期的学生，我们却共有一段美好的记忆，珍藏着在他身边的每一个日日夜夜……”

  的确，对导师金展鹏，每一位学生内心都珍藏有感人的故事。龚伟平是金展鹏1999年的博士，目前被法国一所大学邀请去做博士后。她的研究方向的确定还有一个生动的故事。有一次，龚伟平写了篇文章，随手在桌上拣了两张废纸打印出来，请金展鹏指导。几天后，金老师突然问她有没有注意废纸背面的东西。原来，废纸背面是半篇科技资料。金展鹏告诉她里面有很重要的信息，建议她沿着那个方向做下去。龚伟平采纳了金展鹏的建议，现在，她的这项名为《氧化物的相图计算》的课题已取得很大进展。由于成绩突出，龚伟平博士毕业时，收到了许多著名大学的邀请去做博士后研究。

  现正在芬兰赫尔辛基工业大学做博士后研究的余浩回忆说，他读硕士时，参加了金展鹏主持的一个“863”课题。当时金展鹏没有患病，按惯例，这样的会都是课题组负责人也就是金展鹏亲自汇报，但金展鹏却冒着课题年度总结有可能通不过的危险，硬是让20多岁的余浩“锻炼一下”。当时余浩压力非常大，金展鹏一边安慰他：“锻炼一下就好”，一边在旅馆里一字一句地教他说。余浩终获成功。此后凡遇到这样的事，金展鹏总把学生推在最前面。

  按惯例，每个科研课题的经费都可按一定比例提成作为课题参与人员的补贴，而学生只能拿到其中很少的一点。但是，金展鹏总是把奖金按工作量全部分发给所有学生，自己只拿与学生中最高数额相同的奖金。

  学生发表论文，导师把名字署在前面是司空见惯的，几乎成了惯例。金展鹏却从来不这样做。他坚持把学生作为第一作者，把自己的名字放在最后。他说：“我不过给学生提了点建议，就要把名字署在前面，这不行。”

  1998年至2000年，金展鹏领衔的中南大学相图室承担的科研任务最繁重，也是金展鹏身体状况最差的一段时期。出于战略上的整体考虑和对学生的将来负责，金展鹏先后将10多名学有成就的弟子送到国外深造，自己躺在病床上继续指导新手，渡过难关。

  金展鹏的学生虽然分布世界各地，但是他们都经常打电话回来向金展鹏汇报学习进展，交流学科发展信息，倾诉心中的烦恼，寻找心灵的慰籍。刘华山说：“跟金老师学习几年，不仅掌握了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会了科学的态度和怎样做人。”余浩说：“金老师永远是我们心灵深处的一盏明灯。”

  金展鹏却总是惦记着学生对自己的好。他告诉记者，有一次，他因感冒去医院大楼就诊，四个学生抬着他爬上爬下，有个老大爷见了羡慕地说，“您老好福气啊！四个儿子都对您这么好。”

  在这位由国家培养起来的科学家眼里，国家利益始终高于一切。当有人劝他多注意休息时，他说：“国家培养了我，我必须为国家多做点事情”

  2004年5月16日上午，中南大学科教大楼国际报告厅座无虚席，金展鹏与学子们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对话，主题是“成功之路————创新与创业”。一位大学生问：“您最想对我们说什么？”金展鹏答：“我最想对你们说的是一个希望。希望你们好好学学中国的历史，尤其是中国受人欺负的近代史。弄懂了这些，你们就知道什么是肩上的责任，就知道为什么要好好学习。”

  “您肩上的责任是什么呢？”一年后记者追问金展鹏，他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说：“一生中有两件事，我刻骨铭心。一是抗日战争。那时候，我只有几岁，平时全家的财产都放在两个箩筐里，随时准备躲日本侵略者的空袭。当时的最大愿望就是，什么时候能不躲空袭就好了。这一经历使我切身感到，个人命运与祖国命运是紧密连在一起的，祖国不强大就要被人欺负。另一件事，我是靠国家助学金完成大学本科和研究生学习的。当年我从老家广西荔浦的一个小镇到桂林考大学，因为没有钱坐车，只能以步代车，花两天的时间，一步一步走完整整104公里的路。工作后我一想起这两件事，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在这个由国家培养起来的科学家眼里，国家利益始终高于一切。当有人劝他多注意休息时，金展鹏却说：“国家培养了我，我必须为国家多做点事情。身体越不行越要抓紧，不然没有时间了。”

  生病后的金展鹏从来没有懈怠过科研工作。妻子胡元英随口报出了他的“作息时间”：每天天亮即起，擦完澡，吃过早餐，如果天气和身体允许就在校园内“散散步”，当然是坐在轮椅上，回家后就躺到床上开始阅读，或是去实验室指导学生，一直忙到中午。午餐后稍事休息，下午继续工作……

  保姆蒋晓静说：“我最怕学生送论文来，一篇论文少则七八十页多则上百页，可金老师连个标点符号都不放过。为了怕他生褥疮，我们要不断地帮他翻身。有的时候，金老师正在兴头上，总是说等一下。结果背上生了褥疮，好久才能恢复。”

  凡是中南大学邀请国内外学者来做学术交流，金展鹏每次都穿戴整齐，让人把他抬进报告厅，当一个认真的听众。为此，日本学者向他深深鞠躬

  2003年10月的一天，中南大学学术报告厅，刚作完学术报告的日本学者走下讲台，面对金展鹏这位特殊的听众深深地鞠躬。两个多小时的学术报告，金展鹏从头听到尾，像学生一样提问探讨，令这位日本学者非常感动。实际上，凡是中南大学邀请国内外学者来做学术交流，金展鹏每次都穿戴整齐，让妻子和学生把他抬上轮椅，推进报告厅，放在第一排，当一个认真的听众。此外，金展鹏还通过和国内外的学者和学生通电话、当面交谈、阅读学术期刊等方式，了解学术前沿发展动态，足不出户知天下。金展鹏解释：“这是为了使自己不被飞驰的科学列车抛下。”

  “科研人员要想取得突出的成就，就必须严谨治学。”这是金展鹏的经验总结。对此，金展鹏的学生们有切身体会：

  曾科军是1983年投到金展鹏门下的，当时国内还没有互联网，校内图书资料缺乏，要找到一篇重要文献很不容易，所以他在写论文时引用了第三者的文章。金展鹏发现后指出：“不能这样引用文献。不同的知识背景和研究目的往往会导致一个人对同一篇文章的不同评论。”于是，金展鹏不顾科研经费短缺，派曾科军远赴沈阳和北京，找到原文才作罢。

  刘立斌说，电子探针试验是相图研究必不可少的。上世纪80年代中期，虽然湖南省内有好几台电子探针，但是经过仔细考察，金展鹏还是决定去沈阳金属研究所做这项实验，因为沈阳金属研究所的设备更先进。金展鹏说：“去沈阳虽然开销大，花的时间多，但数据可靠，能确保论文的水平，值得。”事实证明，金展鹏是完全正确的，20年后回头再看当年的论文，水平仍然是一流的，数据仍在被国内外学者广泛引用。

  与科研中的这种“大手大脚”相比，金展鹏对自己却相当吝啬。他出差只要能坐火车就绝不会坐飞机。在外面总是尽量找最便宜的招待所住，尽量吃公共食堂的饭菜。有一年夏天，金展鹏和学生们一起到北京参加一个重要的学术会议。当时的北京气温达到37摄氏度左右，相当闷热，他仍然选择了一个简陋的招待所，客房内只有一个老式的台式电扇，而且很小的一间房里还挤住了4个人，更糟糕的是夜间蚊子特别多，大家只能用被单将全身裹起来睡觉。金展鹏1998年生病后，为了兼顾治疗与工作，老两口离开了条件稍好的宿舍，在校医院旁边借了一套不足50平方米的小房子，十分简朴，家里最值钱的东西是一台1981年买的电视机。

  金展鹏很少说自己的艰难，最爱谈的是老师对他的培养：永远是赶早看春景的诗人

  “我不想活了。”

  “我也不想活了。”

  这是金展鹏夫妇在1998年秋天一个清晨的对话。夫人胡元英已连续多日没有睡过囫囵觉了，尽管金展鹏总是默默地忍受疼痛，尽量不呻吟，但作为相濡以沫几十载的妻子，胡元英知道丈夫的痛苦，只要金展鹏稍有动静，她就起身给他按摩。给一个触觉神经十分麻木的瘫痪人按摩，要用很大的劲“掐”，他才能稍感舒服。这一夜胡元英从晚上11时开始已起床13次，早晨6时，当她看到丈夫在自己的按摩中昏昏入睡时，自己也一下子迷糊了，一头从床沿上栽倒在地。当她揉着红肿的额头站起身来，多少委屈涌上心头，不禁脱口说出了那句话。令她始料不及的是，惊醒过来的丈夫也用同样的话回答了她。一时，四道惊诧的目光交汇撞击，两人都后悔不已，彼此的依赖和责任，使得他们很快恢复了平静。

  2005年夏，胡元英对记者回忆这段往事后说：“这样的对话我们只有一次，当时我实在受不了了，实在没办法。”

  这是一句只在金展鹏夫妇之间出现过一次的对话，也是记者现场采访获得的一个足以说明他们生活之艰难的细节。胡元英轻描淡写地说：“我们每天都是这么过，所有的难都感觉不到了。”

  记者采访金展鹏时，他很少说自己的艰难，最爱谈的是老师对他的培养，从教自己写文章的中学老师，到打着比方教相图的大学导师。他还背诵了当年从瑞典学成归国时，导师黄培云院士鼓励他抓紧工作的一首唐诗：“诗家清景在新春，绿柳才黄半未匀。若待上林花似锦，出门俱是看花人。”

  诗言志，金展鹏就是这样的一个赶早看春景的诗人，几十年如一日，创作着科技的新诗篇，孜孜不倦，从不懈怠。

[ Last edited by luo.henry on 2008-5-17 at 11: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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