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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ydau金虫 (小有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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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
蒲慕明2004年在神经所年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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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慕明2004年在神经所年会上的讲话 今天我们很多人起个大早来参加会议，还有很多同学没有到，我们就不等了。在一个星期前我们神经所得到一个好消息，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就是蒋辉、郭炜、梁新华的论文被Cell接受了。这是给我们所年会的一个礼物，是一件大事。国内的工作在Cell上发表，在这二十五年还是第一次。蒋辉、郭炜、梁新华在吗？站起来！我们大家向他们祝贺（众鼓掌！）。 大家可以看看这篇文章，三位同学努力工作是很明显的，饶毅老师的指导也很有功劳。但主要的成功还是实验工作的成功。在实验科学界常常有人说"ideas are cheap, it's the experiment that counts"。Ideas大家都有，大家都知道什么是重要的问题。谁把实验工作做成功、做完整，谁就有主要贡献。有人说这是我的想法，那是你的想法，要分清楚。事实上Idea在实验科学上是没有太大意义的，再说科学研究是讲交流的，在交流的过程中ideas是free floating，大家都有份，很难说这idea完全是你的，不是别人的，除非是非常非常新颖的想法。这篇Cell文章也不是一个重大的突破，我们也不要吹牛说这是重大突破。这只是在axon differentiation 过程中signal transduction的一个环节，这个环节做得很清楚，面面俱到，结论无懈可击，这样就达到了Cell的标准。但不是说axon differentiation的问题就解决了。所以我常常说我们每个人手中做的实验，都可以达到这个标准，只要你能够把你的实验做得彻底、做得完整，就可以达到Cell标准。 我看很多实验室的课题，包括我们自己的实验室，常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容易就被自己的数据信服，对自己得到的结果常常不够critical。一般的project，开始的时候总有一个基本现象，根据这个基本现象提出一个假说，然后就围绕这个假说做实验。但在做实验的过程中，你会发现有些数据很合你的假说，有些数据不合，常有的做法就是把不合的数据放在一边，合得就相信了，认为自己的假说果然被证实。其实许多数据并不是那么令人信服，自己却已被自己说服了。而且继续朝原来的方向做下去，有反证也不认真对待，到最后很可能走上歧途，因为你的假说可能有问题。所以重要的是任何假说只能作为working hypothesis，不要被自己的假说所局限，假如你的实验结果跟假说不合，是很自然的事情，这只是告诉你假说需要修正，以便进一步提一个更好的假说。那个新的假说应该能包括解释与原来预测不合的、有反证的结果。 我想很多同学、老师都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常常做实验求证自己的假说，得到的结果不合，就放弃了，不往下走，另外开一个头。这其实是不对的，有时是很可惜的。假如你得到的结果没有证实你的假说，你一定要分析是什么原因？假如你一次实验、两次、多次实验都得不到你想要的，你就要问，是因为你的实验技术不行，还是你的实验的方法有问题？为什么不能够重复、有正有负、有太多的noise？假如是方法不行，这个方法在你那个系统内应该行，而你做不出来，那是你自己的问题。如果你放弃继续下去就是没有克服实验的关。假如别人在类似的系统，用同样的方法可以有这样的结果，在你手中却不行，你就得继续做，不能放弃。反过来说，假如你能够证明你的实验技术方法没有问题，但是你的结果就是和你的假说不一样，那你就更不应该放弃。这就表示说你原来的假说有问题。你原来的假说是在大家公认的思路, 公认的概念中引申出来的，假如实验证据跟你的假说不合的话，表示说现在公认的想法是不对的。你应该换一个新的想法才会能够包涵你现在的结果。这样常常就可以引导到更重要的发现。科学发展就是把现有的公认想法改变。你得到与你假说不合的反证其实可能是最好的结果。就是说你的假说有错误，大家想法都有错误，当然首先你要完全确信你的实验结果是可信的。 我们常常强调我们要出好文章，其实出好文章不是目的，当然出好文章你马上就可以毕业，这是好事。但我们所里强调出好文章，最主要的目的是我们要把科学研究工作脚踏实地做彻底，做严谨，能够拿到真实可信的研究结果。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最高水平的杂志。所以出高水平杂志的文章反映了我们的工作水平。这使我想到现在外面有些人在批评神经所，包括我们有些科学院的领导。他们认为神经所没怎么样，不过就是出几篇好文章，而基础科学文章对社会没有什么大意义等等。确实我们现在做的东西对社会没有什么很直接的意义，我们没有办法治神经系统疾病。那我们的社会意义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做基础研究？要强调出好文章？在整个科学界除非有重大的突破，出几篇文章可以说不起一丝波澜，没有那么大的意义。但是我们是一个起点，我们就是要强调脚踏实地、严谨、彻底地做科学研究，建立一个不浮夸的学风。现在我们科学界、社会上，盛行浮夸风。做出一点小成绩就是世界领先，有多大突破，对社会有多大意义。几十年社会运动遗留下来的浮夸风，在科学界里还仍然盛行。我们就是要做一个榜样，把不浮夸、脚踏实地、严谨地做科学的态度在中国神经科学界好好建立。这才是我们出好文章的意义。 我们有没有社会良心？是不是只为了自己成名成家出好文章？我相信不是的，大家都知道我们做的工作，工作做得彻底从长远来说自然会有社会意义的，尤其是神经科学的工作很容易联系到神经系统疾病，退行性疾病等问题。时候到了，工作做严谨了，是credible，自己相信，别人也相信，在国际上大家相信，在这个时候就能做出与疾病相关的问题有突破的工作，才会有人take it seriously，才会真正达到有社会意义的目的。所以我们现在不会树"一个大旗"，说我们要解决重大神经退行性疾病，要解决Alzheimer's disease、Parkinson's disease。不是因为我们对这些疾病没有兴趣，不愿意解决这些问题，而是时候未到。当我们建立了高水平的研究室，能够把科学问题解决得很清楚，这个时候我们自然会有能力解决与疾病有关的问题，也许到那个时候我们集中大家精力去解决一个重大疾病问题，才有成功的把握，现在还没有。 我们有些科学家动不动就向国家要几亿的钱，举个大旗就要几亿，为他们自己的项目要国家投资大笔的经费，没有想想做这种研究到底是否真正能解决问题？在目前的情况下，在一些基本功夫还没有建立的实验室投入大量资金，这对社会是多大的浪费。我想提醒这些科学家，去看看我们社会现在的情况，看看农村的情况。我们现在有些农村还很穷，你买个大仪器放在实验室不能确实好好用，可以养活多少困苦的农民？所以我觉得现在不浮夸，谨慎地使用科研资金，好好做科学，是我们做科研人员的一个基本的社会良心。 讲到这里，我还想讲一些心里话。我们这一代年轻的朋友们、同学老师们都非常关注自己的前途，大家不再喊口号了，很多人也不理社会上的一些事情。科学家生活在象牙塔里，对社会上的事情不关心，看到的就是上海、北京繁华的一面，生活是很不错的。心里想的、盘算的都是自己实验室、工作上的事情。我觉得科学家是社会的一分子，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里，对这个社会要有一些了解。平时我们离开上海到外面去，都是到一些旅游点去旅游，去陶冶心情。但事实上中国社会现在还有很多困难，还有很多不安定因素，有些农村还很穷。社会虽然是繁荣了，但有严重的两极分化，还存在着许多不合理、不公平的现象。作为一个科学家，关在门里做你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吗？是否还要考虑一下你对这个社会的关心如何表达出来？对这个社会将来的发展有什么贡献？也许这有点唱高调，有时候我批评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科学发展有些阻力。但是几千年的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精神，就是社会良心、对社会的关心。到现代，"五四运动"以来要民主、要科学，这都是知识分子提出来的，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的重要性是非常高的。中国传统就是知识分子不是只顾自己，要先天下之忧而忧。这个传统在我们这一代是应该继承下去的。这里大部分同学都要离开这个所，很多都要出国，都是为自己前途奋斗。 大家关心中国，关心国内社会，关心我们这个社会的延续，关心到什么程度？是不是积极地参与？参与的方式是什么？我希望大家能想想这些问题。我最敬佩的科学家，像过去的爱因斯坦、Niles Bohr，现在的 David Baltimore、Richard Lewontin、Steven J. Gould 都是有社会良心的科学家，不但自己工作做得好，他们对社会关心，对社会不正义的事情提出抗议。而且最重要的不光是批评，自己批评的事自己首先要做好。现在大家不满的事很多，批评的事很多，而对自己的要求却不够。我觉得从一个科学家社会良心上来讲，最简单的起点就是从你自己的工作做起。你自己的研究工作也好，你待人处世也好，能够做到脚踏实地，真实严谨的态度，然后你还要能够慢慢地影响别人、影响这个社会。 假如我们的科学界大家都说，照着国情吧，国家是怎么样就怎么样，社会怎样做我们是管不了的，那我们就永远变不了，情况就会越来越坏。现在我经常会听到我们一些科学家说："腐败现象在中国到处可见，上亿的钱很容易地就被浪费掉。现在政府愿意投资科学研究，这些经费是不拿白不拿。如果你不拿这些经费，同样会被别人浪费掉"，"与社会上可见的腐败相比，科学家用科研经费款待朋友、公费旅游等算不上什么大不了的事"。 即便从科研工作上讲，在神经所也存在着严重的浪费现象，有些经费被轻易地浪费掉，只是因为我们在开始实验前没有好好的思考与计划，在定购仪器前没有认真考虑购买的必要性和该仪器的使用率。所以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感，应该从严格要求自己的工作开始，看我们是怎样对待自己的研究工作，作为社会的一分子我们是怎样表现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们代表着这个社会的良心，如果我们自己都腐化了，我们还能期望我们的社会不腐化吗？ 现在我们的社会真正需要的并不是所谓的"圣人"、"烈士"，而是绝大多数人能成为遵纪守法的好公民。让我们从争做神经所的"好所民"开始，然后尽可能地去影响我们周围的同事、我们的朋友，在科学界、在这个社会成为好公民。 有些人批评我到神经所做的事情，就是把美国那一套带回来，不合国情。"不合国情、要安定团结"，这些说法是中国社会腐败现象、科学界虚假浮夸、人事关系主导一切等等各种弊端的最好挡箭牌。我们科学界，甚至整个社会改革目前最大的阻力就是来自这种要安定团结、要合国情、要讲人情的做事方式。这是我个人，也希望神经所同学老师们要坚决抵制的。我觉得我们所这五年来在科学研究上有一个好的开端，但我希望我们的意义不止在这里。我们要在神经科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做一个榜样。我们的工作，我们做科学的态度，都能作出一个好的榜样，将来对社会有更大的影响。今天我就大致讲到这里，开始我们所的报告（众鼓掌！）。 蒲慕明 男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 E_mail:mmpoo@ion.ac.cn 教育经历 1970年毕业于台湾清华大学，1974年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生物物理博士学位 工作经历 1974-1976在普度大学完成博士后研究，以后在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1976-1985）、耶鲁大学（1985-1988），哥伦比亚大学（1988-1995），及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1996-2000）任职。蒲慕明博士自1999年11月起任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他现在还担任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Stephen W. Kuffler神经生物学讲座教授及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分子与细胞生物学系神经生物学讲座教授。蒲慕明博士至今共发表了130余篇有关膜生物物理、突触生理、发育神经生物学等方面的论文。他目前是《细胞生物学杂志》、《神经科学杂志》、《神经元》杂志的编委。承担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项目“脑发育和可塑性的基础研究”(2000-2004)。 研究方向 分子与细胞生物学系神经生物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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