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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虫 (正式写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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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 伟人邓稼先对新疆的深情眷恋！（有幸本虫也研究原子核物理了）

今年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50周年的喜庆日子，北京大学新疆校友会要出版《北大人在新疆》一书作为向庆典的献礼。知道这个消息后，不免心中波涛涌动，思绪万千。我的丈夫和我自己都是接受过北京大学培育的人。邓稼先在1941---1945年就读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毕业后，任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两年。我在1946年考入北京大学，读医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一直干到退休，整整工作了五十年（1953— 2003），专长神经解剖学。

从1958年邓稼先接受研制原子弹的任务算起，到1986年他离开人世的28年中，我也搞不清楚他到新疆去了多少次、总共呆了多长的时间了。但是我知道，在邓稼先一生中最激动心弦、最兴高采烈、最担惊受怕、最绞尽脑汁的时光，都是在新疆，或者更具体地说，是在罗布泊核试验基地度过的。令他、令我们全家，终生难忘。
很多人问我，1964年10月16日晚上，你是不是和大夥儿一样，手里举着红色号外，高兴得又蹦又跳，欢呼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我如实地回答说：不是，我当时只觉得提到嗓子眼儿处的心，落下去了。谢天谢地，终于搞成了！那年，我父亲许德珩已是74岁的老人，他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拿着号外，站在客厅里，高兴地连声说：太好了！太好了！并对正在家中探访的老朋友中科院副院长严济慈问道：“是谁有这么大的本事，把原子弹给搞出来了？” 严伯伯立刻笑了起来，说：“嘿！你还问我？去问你的女婿呀！”一语道破，许德珩恍然大悟：“稼先？” 于是两位老朋友都哈哈大笑起来了。研究制造核武器属于国防军事绝密的事业，参与做这项工作的人，必须遵守的保密制度真是严格。不能发表学术论文，不能公开作报告，不能说自己在什么地方，更不能说在干什么，和谁在一起干。必须隐姓埋名，一走出家门就好像消失了似的，不能随意通信联系。可以说是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儿女。谁都明白，遵守这样严格似铁的纪律约束，必须靠自觉。一天，张爱萍将军传达周恩来总理关于保密的讲话，周总理插了几句他和邓大姐之间的事，大意是说，邓颖超同志是中共中央委员、也是他的夫人，但她与制造原子弹这事儿无关，所以总理也不告诉她。张将军向研制人员原原本本一字不漏地传达完周总理的话以后，也表达了同样明确的态度。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研制工作者们都被深深地撼动，铭刻在心，自觉遵守.

正当两位老人在北京家中大笑的时候，邓稼先在哪儿呢？他远在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基地现场，和许多科学家一起，紧张地判读着爆炸后各种取样数据，以明确无误地证实是原子核分裂的核爆炸，而不是其他。邓稼先是前几天才和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三位老一辈科学家一起被基地总指挥张爱萍将军派专机从北京接到罗布泊来的。六年前接受任务后，他对妻子表态说：“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六年来,邓稼先把自己的全部心血倾注到这一颗即将爆炸的小小的弹体上，他们下过的功夫是常人难以体会的。但是在倒数阿拉伯数字9、8、7、6 、5、4、3、2、1、的震憾下，邓稼先突然紧张到了极点，他全身冰凉。猛然间，与一声巨大的轰鸣同时，120米高托着原子弹的铁塔顶端处，烟云腾空而起，人们最期望也是最担心的伟大时刻到来了。在这一刹那，成千上万的工作人员分布在不同距离，差不多同时听到了轰鸣声，同时看到了上升的蘑菇状烟云。一时间所有在场的人都毫
无反应，他们许多人张着嘴，先后从愣神中醒过来，多数人是看到烟云形成蘑菇状大火球的时候才突然欢呼雀跃。远处观测的人们举起双手，斜着身子顺势倒在沙坡上，用两脚乱蹬着沙石。这种时刻，一切常规的鼓掌和踊跃都无法泄出胸中兴奋的激情，只有在满地石的戈壁滩上打滚，才能稍微获得一些心理上的平衡。

邓稼先热泪盈眶，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终于，滚烫的眼泪夺眶而出。此时，担任首次原子弹爆炸试验现场总指挥的张爱萍将军，一方面用电话向在北京的周恩来总理、聂荣臻元帅报告，一方面冷静地要求科技人员认真判读检测取样数据，用以确切证明是核裂变的原子弹爆炸。当年只有40岁的邓稼先立即从喜极而泣的状态下稳住心神，投入工作。同时也深受教益。

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和前16次核试验用的核弹头，都是在青海省的原子城制造的。 1971年以后，九院（中国的核武器研究院）就搬到大西南去了。在每个核弹制成之后，再次检查完毕各项参数、各个部件，插好雷管，准备用飞机或火车运去新疆进行空爆或地下核试验之前，要有一个科学家签上自己的名字，以表明这一枚核弹已经一切搞好，可以点火了。这是对祖国负责的签字，非同一般。在邓稼先院士生前，这副千钧重担大多数由他来挑：签字。

每次在新疆核爆试验之前，对于签署姓名者的煎熬是异乎寻常的。在原理方面一点漏洞都没有了吗？好几十万个数字的计算是否都准确？那么多的零部件是否都合乎指标要求？材料性能怎么样？……这一连串的问题搅着签字者的心。邓稼先在每次签字之后，沉重的心理压力使他坐立不安，天天过着心神不宁的日子。责任心极强的邓稼先曾开玩笑似地说过，签字以后，好比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了。有一次睡到半夜，他忽然想起了一个可能导致失败的因素，于是从自己的铺位上一跃而起，叫醒了几个帐篷里的人，连夜商量对策，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事故。准备核试验之前，有时他们要住在罗布泊的帐篷里等待。天性活泼的邓稼先有一回和李医生一块到戈壁滩上去抓呱呱鸡玩。这种灰色的尾巴很长的鸡，样子并不美。但对于整日里提心吊胆和数字打交道的人来说，能去追着呱呱鸡连飞带跑，就是极大的快乐，觉得能稍微放松一下。但是他们这种梦境般的欢乐，突然被后方传来的一个惊人的消息给搅掉了。后方急报说计算机的结果中有个地方出现了问题，应该停止这次核试验。这不啻是青天霹雳，猛然轰击到邓稼先头顶。他的心好像从轻松的高处直线下坠，只觉得大事不好。

邓稼先和同事们很快乘吉普车来到竖井处，再次检查完应该检查的一切，他便回到帐篷里沉思起来。轻易地停止核试验，问题可就大了。但如果核爆试验出了问题，后果更不堪设想。现在是一个需要深厚科学功底的当口。为了此事，邓稼先又在井上井下来来回回地忙了两天两夜。这两天，由于紧张，他几乎隔一小会儿就要去一次厕所。他用各种办法去推算，从多种角度去核查，拼命想寻找出一种证据，证明能够继续核爆炸试验。因为要是停止这次试验，起吊装好雷管的核弹本身就是极危险的事，何况还要卸去已拧死的螺丝钉，才能改动装置。但是可靠的证据一时寻找不到。邓稼先又躺在了铺上，两眼望着帐篷顶子，经过再三深思，他用纸笔又一次作了“粗估”，判明计算虽然有错，但是误差的幅度不至于大到影响核试验的成功。最后，他得出结论并拍板：核试验可以照常进行。结果是这次试验完全成功。

深受“文革”十年动乱破坏的军工事业，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核试验时, 一次偶然的事故出现了。飞机空投时降落伞没有打开，核弹从高空直接摔到了地上。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的倒计数之后，在核弹应该飘到的预定爆心处，天空没有出现蘑菇云。核弹哪里去了？指挥部立即派出一百多名防化兵去寻找，由于偏离预定的爆心处很远，始终没有发现核弹的痕迹。但这是一件不能不了了之的事情。人们都记得日本广岛、长崎在遭受原子弹袭击后留下的惨景。哪个国家也不能在自己本土上来这么一下。

邓稼先决定亲自去找。许多同志都反对他去，科工委主任陈彬同志阻挡他，出语是非常感人的。他说：“老邓，你不能去，你的命比我的值钱。” 邓稼先听后心中激动不已。但他没有听从好心同志的多方劝阻，决定立即上车。他和二机部副部长赵敬璞同乘一辆吉普车，向戈壁滩深处驶去。车子在大戈壁上到处迅跑。他终于找到了。这是九院生产的宝贝，摔碎的弹片散落在半个足球场大的一片地方，他马上就认出来了。到了事故地区的边缘，他要汽车停下来。一下车，邓稼先立即感到了此地对于身体的危险性，这是核科学家的直感。他大声对别人喊：“你们站住！你们进去也没有用，没有必要！”

这位五十多岁的核科学家，一个人向着危险地区冲上去了。邓稼先已将钚239对人体的伤害忘得一干二净。他完全和平时一样,，只不过有些急切和焦虑，弯着腰一步一步地走在戈壁滩上，锐利的目光四处扫视，边走边找。终于，碎弹的主要部分被他找到了。高度的责任感使他在一瞬间变成了一个傻子，他竟用双手捧起了碎弹片---这个含有剧毒的危险的放射物。他立即放心了，他们最担心的后果没有出现。他的精神骤然松弛，然后拖着疲惫不堪的步子向远方的吉普车走去，邓稼先见到赵副部长的第一句话就是“平安无事”。这意味着对全国老百姓来说，没有影响。但就在此时，他意识到自己的身体一定是有事了。他主动邀请赵副部长与他合影留念。这是一张只见两个头戴白帽子、身穿白色防护服，白口罩遮到眼睛下边，辨不清面貌的人，站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的纪念照。左边的高个子
就是邓稼先，右边是赵敬璞副部长。邓稼先在研制核武器的紧张工作中，从来没有主动邀请别人合影，这次他要特别留下一张纪念照, 一定是内心里有另外什么想法。内行的人明白，必须有三米厚的水泥墙才能防护放射性钚239。不言而喻，邓稼先遭受到极为严重的辐射伤害，这将是身体健康的巨大转折。几天之后，邓稼先回到北京住进医院，检查结果表明，他的尿里有很强的放射性，几乎所有的化验指标都是不正常的。

1984年底，邓稼先在新疆罗布泊指挥了他一生中最后的一次核试验。当时的乌鲁木齐已是银装素裹。邓稼先在严寒中又一次来到罗布泊。他拖着极为虚弱的身体来到基地，因为国家对这一次的核爆试验有重大的期待。这是一次突破第二代核武器的关键性核爆试验，在地下深井中进行，结果非常满意。曾任二机部部长的刘西尧同志写诗一首相赠：《二十年前春雷响，今朝聚会盼新雷。喜闻戈壁传捷报，敬贺老邓立新功。》邓稼先自己也高兴地在庆祝会的签到本上写了打油诗
：《红云冲天照九霄，千钧核力动地摇。二十年来勇攀后，二代轻舟已过桥。》为此，邓稼先第四次获得科技进步特等奖。

这个二代轻舟，虽然某些外国当时立即监测到了，但是我国一直保密了十几年。在邓稼先逝世多年后的1999年，才第一次公布于报纸上说，中国早已掌握了中子弹。

诚如俗语所说，月圆之后便是月缺，邓稼先特意去看了看那个留做永久纪念的铁塔和已经废弃的竖井平洞。怀着无限眷恋的心情，与罗布泊、与新疆永别了。

1985年7月31日，邓稼先因患直肠癌住院，8月10日清除肿瘤手术时，年已75岁高龄、担负着国防部长、国务委员、中央军委副秘书长重任的张爱萍将军来到301医院，坐在手术室内的医生办公处五个小时，直到手术做完。手术后的诊断是：“癌症属中期偏晚，已有淋巴结及周围组织转移。预后不良。”

邓稼先的生命只有363天了。他是怎样度过的呢？其间经过两次大手术和两次小手术、化疗、放疗、中药等等，都未能控制住癌症的恶化。在这一段日子里，邓稼先显示出贯串他一生的精神境界。这就是向中央提出一份关于我国今后核武器进展的建议书。

1986年时的国际形势是，除了中、法两国以外，另外的三个核大国都已达到了在实验室内用计算机模拟核弹爆炸试验的高度。因此，他们就主张核禁试，目的在于限制别人发展维持优势地位。不言而喻，中国必须也在达到这个高度以后，才能停止核试验和在此条约上签字。否则，多年的努力必将功亏一篑。领导上和九院的人对此都十分明白，所以，虽然重病缠身，邓稼先也一定要留下这份建议书。手术后不久，他就要来了大堆英文、俄文、法文、德文的杂志、资料和剪报，藏在病房的壁柜里，因为医生护士不允许他工作。在起草这份重要的建议书时，邓稼先已经知道癌症病魔缠身，自己就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了。他几乎是和生命赛跑，感到时间紧迫，他置一切于不顾。那时他疼痛剧烈，不断地注射止痛针，身上的针眼密密麻麻，皮肉都扎烂了，满头虚汗。在此情况下，他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事业心，以顽强的意志在病榻上思索、工作，拼命要做完这一件事。他不断地约同事们到医院来商量，亲友们在探视时遇到这种情况，便懂事地告辞了，病房立即变成了会议室。经过和九院的同事们反复研究讨论，多次修改
，在邓稼先逝世前三个多月，终于完成了给中央的建议书。难能可贵的是，它详细地提出了中国要达到的主要目标和实现目标的具体途径及措施。在他去世之后，九院的继任者们依此继续前进十年，使我国也达到了那个高度。因此，当时的组织领导者，特意选定邓稼先逝世十周年的日子，即1996年7月29日，进行我国的最后一次（第45次）核爆试验。并在试验成功的当天，在报纸上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1996年7月29日中国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核试验。……中华人民共和国郑重宣布，从1996年7月30日起，中国开始暂停核试验。”它显示中国与其它核大国一样，跨过了原子弹、氢弹、小型化和中子弹以及核禁试等阶段
，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从此，寂静的罗布泊将被人们永远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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