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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dexin木虫 (正式写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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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四性的现代研究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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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寒、热、温、凉四种特性，是传统中医药性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最早的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中即指出“药有寒热温凉四气(性)”，“疗寒以热药，疗热以寒药”，则指出了以病证寒热作为用药依据的基本治疗原则。《本草纲目》中“酸咸无升，甘辛无降；寒无浮，热无沉，其性然也”则阐明了中药的性味与作用的升降沉浮密切相关。现代对中药四性的研究与探讨更为细致与深入，主要反应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与五味的关系 五味是指中药的辛、甘(淡)、苦、酸(涩)、咸五种味道，是由中药的多种化学成分所决定的，四性则是这些成分所产生的作用之一。因此，四性与五味之间必然存在一定的联系。中国药科大学严永清等对1978年上海科技版《中药学》中460个常用中药用计算机统计发现，温热药中辛味最多(包括兼有它味者)，占69.3%；甘味次之，占29.4%。平性药中甘味最多，占55%；辛味次之，占27%。寒凉药中苦味最多，占53.3%；甘味次之，占33.7%；辛味居三，占24%［1，2］。骆和生等以《中国药典》为依据统计发现，辛味药多温热，纯辛药中温热药占82.5%，寒凉药只占7%。苦、咸药多寒凉，纯苦药中76.3%为寒凉药，仅7.5%为温热药；纯咸药中61.1%为寒凉药，22.2%系温热药。酸、甘药则温热与寒凉相近，纯甘药中40.9%寒凉，23.9%温热；酸味药中44.4%温热，22.2%寒凉［3］。 2 与化学成分的关系 中药的化学成分是其产生药理作用的基础。1978年日本的小管卓夫等发现，附子、乌头、细辛、吴茱萸、川椒、高良姜、丁香等均含有去甲乌药碱［4］，而后者已被证明具有肾上腺素能β-兴奋剂样广泛的生理作用，与祛寒药所具有的某些作用相符。因此认为中医按性味、功效的药物分类不可忽视。 严永清对成都中医学院主编的1978版《中药学》中459个常用中药的化学成分所作的统计结果显示［5］，辛温药大多含有挥发油成分，占含这类成分药物的44.9%；部分以生物碱类成分为主的，多属有较强止痛作用、甚至麻醉作用的药物。苦寒药的化学成分复杂，以生物碱为主要活性成分的药物中，苦寒药约占1/3，特别是清热药和有抗肿瘤作用的药物多为苦寒药，并以生物碱为主要成分。苦寒药中含有甙类化学成分者，也较其它气味药物为多，包括蒽醌甙、强心甙、皂甙、黄酮甙等，占含该类成分药物的30%～64%左右。甘平药的化学成分除含糖类较多外，相对含蛋白质和氨基酸、维生素类成分比辛温、苦寒药多，这类成分可影响机体的新陈代谢，增强机体的抵抗力，即有“扶正”作用。 陈和利等按《医学统计程序集》和自编程序，用计算机对176种中药分析Fe，Mn，Cu，Zn四种元素含量及比例与药性的相关性，发现中药药性与Fe，Mn元素含量有密切关系。中药药性热、温、平、凉、寒与Fe的含量比例呈正相关(γ=0.547，P＜0.01)；与Mn的含量比例呈负相关(γ=-0.570 7，P＜0.02)。即热性中药含锰高，寒性中药含铁高。从热→温→平→凉→寒，微量元素Mn的含量和比例有规律地由高变低，而微量元素Fe的含量和比例有规律地由低变高［6］。 3 对人体生理、病理状态的影响 1978年日本的桑木崇秀选择健康人分别服用热药(干姜、当归)和寒药(石膏、黄连)后，用20℃凉水刺激皮肤5 min，观察皮肤温度恢复过程。服用热药者皮肤温度下降后较快恢复；而服用寒药后，皮肤温度下降后恢复缓慢［7］。表明寒药与热药对健康机体的皮肤温度反应机能有不同影响。 从临床结果来看，寒凉药与温热药对不同的病理状态亦产生不同的影响。70年代末梁月华等通过对若干寒证和热证患者治疗前后植物神经系统平衡状态以及尿内儿茶酚胺类(CAs)，17-羟皮质类固醇(17-OHCS)的系统测定，发现寒证患者用性属温热的方药治疗后，体温、心率、呼吸频率、血压等均有不同程度的升高和增快，唾液量则减少，植物神经平衡指数y值由偏于负值逐渐升高，尿内CAs，17-OHCS排出量迅速增加；而热证患者用性属寒凉的方药治疗后，体温、心率、呼吸频率和血压均有所下降，唾液量增多，植物神经平衡指数y值则由高于正常逐渐降低，尿CAs，17-OHCS排出量明显减少。部分热证患者过用寒凉药后临床转而出现寒象，其植物神经指数y亦转为负值，尿CAs，17-OHCS排出量平行下降；再改服温补药后，寒象缓解，各项指标又平行地回升。由此推断，抑制交感神经介质和肾上腺皮质激素的合成与释放可能是寒凉药的基本作用之一；而温热药可能有直接刺激有关神经和组织的作用，促使肾上腺素(A)、去甲肾上腺素(NE)、多巴胺(DA)以及17-OHCS等物质的合成释放增多［8］。 4 动物实验研究 1979年陈锐群等报道，在动物大白兔的短期急性实验中，中药知母、生地等滋阴泻火药具有对抗地塞米松对脑垂体-肾上腺皮质系统的抑制作用，使血浆皮质酮浓度升高［9］。进一步研究还发现，清热药知母中的知母皂甙及其水解产物菝葜皂甙元能明显地降低由甲状腺素造成的耗氧率增高，并抑制Na＋K＋-ATP酶的活性［10，11］。后丁安荣等证明大黄、栀子等也具有抑制Na＋K＋-ATP酶活性作用［12］。相反，温热药淫羊藿则被证实能够使Na＋K＋-ATP酶活性回升，并能对抗地塞米松引起的Na＋K＋-ATP酶“耗竭”现象［4］。 夏宗勤、易宁育等用分别注射甲状腺激素和氢化考的松的方法造成体内高甲状腺素状态和皮质醇过多两种大小鼠阴虚模型，发现其β受体(βAR)数增多，cAMP系统对β激动剂的反应性明显升高，而M胆碱受体(MchoR)数减少，cGMP系统对M激动剂的反应性可降低。滋阴药生地、知母或生地龟版合剂，均可使两种模型中异常升高的βAR减少，cAMP系统反应性降低，使减少的MchoR增多，cGMP系统反应性增强，两者趋向正常；而助阳药仙灵脾、肉苁蓉及附子肉桂合剂的作用则相反，可使两者恶化［13，14］。相反，用甲基硫氧嘧啶或他巴唑内服制成的甲减和注射氢化考的松较长时间造成的肾上腺皮质功能低下两种阳虚模型，其MchoR增加，cGMP系统反应性升高，而βAR减少，cAMP系统反应性降低。附桂合剂及仙灵脾可使减少的βAR升高，cGMP系统反应性增强，使增高的MchoR减少，cGMP系统反应性降低，两者趋向正常；生地、知母或生龟合剂则使两者更恶化。说明滋阴药与温阳药对βAR-cAMP系统和MchoR-cGMP系统具有截然相反的双向调节作用［15，16］。 北京医科大学选用寒凉药及温热药复方喂饲大鼠，造成寒证和热证动物模型。寒证组于用药后表现中枢抑制作用增强，痛阈、惊厥阈值升高；基础体温偏低，心率减慢，氧消耗量降低；尿17-OHCS排出减少；血孕酮含量降低，动情周期延长等。注射巴比妥钠后中枢抑制加深且持久，注射致热源引起的发热反应以及注射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促性腺激素释放因子(LRH)后肾上腺皮质和卵巢的反应延缓。热证组则表现中枢兴奋过程占优势，痛阈、惊厥阈降低；基础体温偏高，心率加快，耗氧量、饮水量增多；尿17-OHCS排出增多；动情周期有调整或缩短的趋势等。注射巴比妥钠后中枢抑制浅而短暂；注射致热源引起的发热反应迅速［7，17］。进一步研究其作用机制发现，寒凉药可使多巴胺-β-羟化酶(DβH)活性降低，抑制NE合成，中枢和内脏5-羟色胺(5-HT)含量升高，尿内5-HT排出增多、CAs排出量减少；温热药则使DβH活性增强，NE合成增多，中枢及内脏中CAs含量增高、5-HT降低或变化不大，尿CAs排出量增多［18，19］。并证明一些寒凉药使大鼠中枢形成某种物质抑制垂体ACTH，TSH，LH的释放，并降低DβH活性［20，21］。 5 定性定量方面 90年代，中药四气的定性定量问题受到重视。1991年王儒飞等撰文提出中药四气定性分析法［22］，根据“药原”体内四时阴阳之盛衰以及五味、五色、质地、轻重等项综合分析中药的寒热偏盛。认为冬季生长采集之品“性多偏热”，立春之后“药原”之体“温而偏热”，仲春之后“温而近平”，春末夏初“平而偏凉”，仲夏之品“阴盛偏寒”，夏末秋初“凉而偏寒”，仲秋之品“凉而近平”，秋末冬初“平而近温”；喜生阳域者其性寒凉，喜生阴域者性多温热；酸(涩)、苦、咸者属阴，辛、甘(淡)者属阳；色深而暗者属阴，色浅明亮者属阳；质地坚实柔韧者属阴，空虚硬脆者属阳；质轻升浮者属阳，质重沉降着属阴。非生物药如金石矿物类等，其“药原”属性固定为阴；其余诸项同上。综合分析各项阴阳偏盛而定四性。 武汉的管竟环等对120种植物类中药进行无机元素含量检测、分析，测得42种无机元素含量的均值，建立了元素区间尺表，并以此比较出不同药物中每种元素含量的高低。根据药物元素含量与均值线的偏移程度(F值)定性，而判别每味中药的药性［23］。F＞0时，中药中多数无机元素含量高于“均值线”，提示为温热药；F＜0时，中药中多数无机元素含量低于“均值线”，提示为寒凉药。与《中药大辞典》中记载的传统药性比较，符合率在62.5%左右。1995年再次提出，药性的阴阳消长、转化与稀土元素相关，通过检测105味植物类中药的42种微量元素含量，发现所有中药均含有极微量的15种稀土元素。经挑选典型温热药和典型寒凉药，并运用判别分析建立了药性阴阳判别函数方程，结果发现，约Y＞2.900时多为温热药，Y＜2.900时多为寒凉药，当Y＞11.000时，药性又由温转寒；而Y＜-0.400时，药性又由寒转温。符合中医阴阳学说中的“重阳必阴，重阴必阳”的理论［24］。 综上所述，寒凉药与温热药分属两类不同性质的药物，其对机体产生的影响在诸多方面截然不同甚至相反。寒与凉之间、温与热之间只有量的不同，没有质的区别。对中药四性的研究，从其药理作用到产生作用的物质基础都已取得了很多成果，但定性定量研究尚未尽人意。定性方法目前还主要停留在运用古代阴阳理论和根据自然界气候、地理等因素对中药性味可能产生影响的逻辑推理上以及与其所含部分化学成分的相关性上，定量研究仍然是较粗略、较模糊的，还缺乏与现代科学更紧密结合、更精确、更具说服力和更直观的测定方法。笔者认为，根据药物对机体产生的影响及影响程度的不同，应该可以做到对其属性进行更符合现代与传统、更精确和更具说服力的定性定量分析。 程彬彬（江苏省南京市中医院 210001） 参考文献： ［1］ 严永清，吴建新.药物的辛味与归经、作用及化学成分的关系［J］.中药通报，1987，12(1)∶53. ［2］ 严永清，吴建新.药物的甘味与归经、作用及化学成分的关系［J］.中药通报，1988，13(5)∶53. ［3］ 骆和生，魏炜佳.五味与四气、归经、毒性关系再探讨［J］.中国医药学报，1990，5(4)∶270. ［4］ 李仪奎.四气实质的本质属性问题探讨［J］.时珍国药研究，1993，4(3)∶4. ［5］ 严永清.药物的苦味与归经、作用及化学成分的关系［J］.现代应用医学，1987，(5)∶12. ［6］ 曾治权.微量元素与中医药，第1版［M］.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3∶134. ［7］ 梁月华.寒热本质研究的进展［J］.中医杂志，1988，29(2)∶143. ［8］ 梁月华，谢竹藩.中药寒热本质的初步研究［J］.中华医学杂志，1979，59(12)∶705. ［9］ 陈锐群，查良伦，顾天爵.祖国医学“肾”的研究中有关滋阴泻火药作用的探讨Ⅱ.生地、知母、甘草对地塞米松反馈抑制作用的影响［J］.上海第一医学院学报，1979，6(6)∶393. ［10］ 陈锐群，余竹元，张夏英，等.知母皂甙元是Na＋-K＋-ATP酶的抑制剂［J］.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报，1982，14(2)∶159. ［11］ 陈锐群，张夏英，郑镜娟，等.阴虚内热证初探［J］.中西医结合杂志，1983，3(4)∶235. ［12］ 丁安荣，李淑莉，王志奇.大黄、栀子对小鼠红细胞膜Na＋-K＋-ATP酶活性的影响［J］.中国中药杂志，1990，15(1)∶52. ［13］ 夏宗勤，胡镇球，易宁育，等.四种“虚证”模型的建立及其与环核苷酸系统的关系［J］.中西医结合杂志，1984，4(9)∶543. ［14］ 易宁育，冯国平，夏宗勤，等.一些补益药对细胞水平调节机制的影响［J］.中国药理与临床，1986，2(1)∶20. ［15］ 易宁育，夏宗勤，胡雅儿，等.滋阴、助阳药对β肾上腺素受体及M胆碱受体的双向调节作用［J］.中医杂志，1989，30(10)∶620. ［16］ 赵胜利，林育忠，杨 晴.一些滋阴和助阳药对氢考模型βAR-cAMP系统的影响［J］.中药药理与临床，1990，6(1)∶12. ［17］ 梁月华，王 晶.寒热本质动态研究［J］.中西医结合杂志，1988，8(6)∶349. ［18］ 梁月华，王传社，章云津.寒凉和温热药复方及知母对交感神经系统的作用与机理探讨［J］.中药通报，1988，13(11)∶48. ［19］ 梁月华，李薪萍，任 红.寒证热证时中枢、内脏、尿内儿茶酚胺及5-羟色胺的变化［J］.中医杂志，1991，32(12)∶742. ［20］ 梁月华，王传社.形成虚寒证的中枢抑制物研究［J］.中医杂志，1989，30(5)∶303. ［21］ 金 星，梁月华，任 红.三黄汤的一般药理作用及对大鼠脑中枢提取物影响的研究［J］.中国中药杂志，1995，20(10)∶626. ［22］ 王儒飞，陈 涌.中药“四气”定性分析法初探［J］.中医杂志，1991，32(5)∶265. ［23］ 管竟环，李恩宽，薛 沙，等.植物类中药四性与无机元素关系的初步研究［J］.中国医药学报，1990，5(5)∶360. ［24］ 管竟环，李恩宽，汤学军，等.药性阴阳消长、转化与稀土元素的关系［J］.中草药，1995，26(6)∶3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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