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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创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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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建国：如何评价创新成果 科学时报 嘉宾：巨建国 嘉宾简介：巨建国，生于1958年，西安交通大学信息控制工程系毕业，后获得MBA。曾获电子工业部优秀科技青年、陕西省新长征突击手、陕西省优秀青年经济理论工作者称号，西安交通大学客座教授。曾任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20研究所(3000职工)党委书记兼副所长，现任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企划部主任。参与国资委《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的起草工作，参与国防科工委《军工集团公司管理绩效综合评价暂行办法》的起草工作，在集团公司创建的“战略规划领跑的业绩考核体系”收编在《中外企业经营管理经典案例》一书中。承担国资委“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经营业绩考核体系”课题的执笔工作，承担国资委《中央企业经营业绩考核办法辅导讲座》四辑VCD光盘主讲人，担任科工委“军工院所评价与激励机制研究”课题组长，参加科工委军工“现代企业制度”研究课题组。代表性著作有《我看中国*》(红旗出版社出版，现在已第三次印刷)，《经济日报》2004年分七次连载署名文章《业绩考核五大创新助推央企改革》。联系方式：Julan69@sina.com；lujiang@neec.cn 主持人：张明伟 科学时报社记者 访谈时间：2006年4月20日 战略规划和绩效提升专家巨建国 主持人：在“创新型国家”战略提出后，整个社会普遍认为这是保持经济持续高速增长40年的巨大“引擎”，但是这个“引擎”需要国家每一个研究团队都必须建立一种动力机制来维持。这种动力机制需要建立一种可以“从基层到顶层”每一个环节都能使用的技术成果评价的“统一度量衡”，这是实现“创新型国家”战略最基础性的工作。听说您在“创新型院所”和“创新型重点实验室”评价指标体系设计方面采用了一些新工具，您能结合“创新型国家”战略的实施谈谈这些话题吗？ 嘉宾：可以。首先声明这是参与中国新时代控股集团公司国防科技研究中心实验室评价指标体系课题研究中取得的成果。“创新型国家”战略的提出，点燃了我对技术成果评价这个问题的再认识。我的认识基于“本身技术转化水平就低，技术成果管理和评价的水平更低”这一判断。这个判断使我坐卧不宁，唤起了我作为一个科技管理工作者的良知和责任。我开始考虑能否建立一个技术成果评价体系，将各个方面的技术成果通过一种类似“货币”这样的“度量衡”联系在一起。当我这个大胆的想法有所突破后，我除了利用经验进行推演外，还找了几个研究院所进行试验，很受专业研究室主任和研究所所长的欢迎。他们认为这是他们“一直困惑而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现在终于有了解决的途径，他们很希望能有高层推动! 主持人：您认为政府和科技界两个方面应该如何互动？ 嘉宾：政府和科技界两个方面互动是最基本的!我认为政府一方已经开始行动，基本能够满足科技界增加研发投入和要宽容失败的呼吁。比如：在“十一五”规划中，将研究和开发费用占GDP的比重从“十五”的1.5%提高到2%。2006年中央财政预算科技支出716亿元，比去年增加115亿元，增长了19.2%。但是缺乏科技界对政府的公开承诺，也就是说缺乏对于科技投入的效率和回报的承诺，具体地说就是缺乏对于科技成果转换为生产力的评价体系和方法。科技界需要经费，纳税人非常理解；科技界将经费变成论文的水平，纳税人已经领教；科技界将经费变成生产力指标的能力，一直让纳税人放心不下。再把话说得更严重一点，“创新型国家”战略目标这个“千里之堤”，弄不好就可能毁在“缺乏创新成果评价的基本度量衡”这个“蚁穴”上。 主持人：您认为科技界目前没有做好充分准备？ 嘉宾：我从三个方面来说明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第一，科技界按照传统的思维逻辑，只做好了承接课题拿到经费的准备。到目前并没有人按照创新的思维逻辑，提出自己承担的课题应该在“科技进步贡献率从当前的39%提高到60%”这个国家目标中如何来考量自己；第二，我们还仅仅停留在“论文、职称、专利”这种狭隘的基点上来理解“创新成果”数量，没有站在“投入经费产出生产力”这种科技、经济、社会责任的基点上来理解“创新型国家”战略；第三，我们还仅仅停留在“创新”这个“名词”上来理解我们已有的责任，并没有站在“创新型”这个“动词”上来理解这个词对科技人员提出的更“苛刻”的要求。我们决不能以“需要自由探索”为借口，掩盖科技成果转化中低劣的绩效水平和能力。我们应该向社会公开提出可以监督考核我们的过硬的指标体系和方法，这才像个在“转型时期”承担国家责任的科技人员。2004年是我国绩效评价的一个分水岭：国务院国资委出台了《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中组部出台了党政干部绿色评价指标体系，我国颁布了国家标准GB/T19580-2004《卓越绩效评价准则》，社会上种种做法表明，科技界仅仅坚持原来的论文和专利的评价准则，纳税人是不答应的!我们应该为“我国现在对外技术依存度如此之高”而负有责任，这难道与我们科技人员长期以来坚持“不好量化考核”的“最低”要求无关吗？整个社会所有的组织都在为自己设立“具有挑战性”的目标，难道科技界连给自己设立一套“可以量化考核的指标”都不敢？! 主持人：“论文和专利”是世界上通用的评价工具，我们使用时为什么带来很多弊端？ 嘉宾：任何工具都只能在一定的对象和范围中有效使用，更改对象和范围，工具不但失效，还可能会起反作用。论文和专利本是两个很好的工具，问题出在我们几乎将它当成“全能工具”使用。比如：科学家、教授、工程师本是三个不同的职业，其绩效素质评价和创新基因形成都具有不同的“机理”，但我们在职称晋升评定中却广泛使用论文来评价，导致工程技术人员都愿意叫“研究员级高工”或者“教授级高工”，而不愿意被称为“高级工程师”。从表面上来看，仅仅是职称叫法上的差异，其实背后深层蕴含的是整个社会价值观取向的极大混乱，更是实施“创新型国家”战略时必须从理论上公开回答的大是大非问题。“创新型国家”目前“极缺”的不是科学家，也不是教授，而是可以将技术成果转换成产品的“工程师”!但是我们的工程师都向往教授头衔，难道这不是一个大问题？在2003年的职业声望调查中，教师是第一位(58%)，科学家第二位(47%)，医生第三位(42%)，工程师第七位(15.4%)。这种排序说明实施“创新型国家”战略首先需要解决工程师的“地位”问题，同时需要解决工程师的绩效评价问题。千万不能用社会宏观评价代替单位微观评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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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olint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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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楼2006-04-25 13:04:25
violint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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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为什么说这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呢？ 嘉宾：比如说科学家是可以自由探索，但工程师就不能自由探索。因为两者的使命是不一样的，这在欧美发达国家分工是非常清楚的。我们不难知道，政府采购的项目都“不约而同”地存在严重的“拖降涨”(进度拖、指标降、成本涨)，其根本原因就是对工程师的基本定位出现“危机”。导致从事国家型号项目的工程师的“责任基因”在两条指挥线的客观环境中发生“变异”，其罪魁祸首就是我们没有足够的勇气按照工程师“质量、成本、周期”三要素来严格“塑造”工程师，进一步导致甲乙双方不敢在合同中明确规定每个WBS的技术就绪水平(TRL)和“质量、成本、周期”三要素，缺乏这样的描述就无法评估项目存在的风险。作为设计师的工程师的“责任基因”是“质量、成本、周期”三位一体，而现有的体制和机制硬是将它拆分开来，导致工程师对自己设计“模块”的口头禅是“成本进度我不管，技术指标有风险”。这显然与工程师三位一体的“责任基因”相矛盾，起码80%以上的“拖降涨”都由此产生。如果不给工程师持续施加“质量提升、成本降低、周期缩短”的压力，就不会有持续创新的动力，也就谈不上真正的创新。我国现在参与同类产品研制(特别是国家采购项目)的工程师人数比欧美等发达国家都多得多，这就是工程师“三要素拆分”的结果。在人机系统中，人是最不可靠的因素。当项目参研工程师人数以算术级数增加时，项目总师要协调的关系以几何级数递增，项目的可靠性也随之递减。欧美等国家“以人为本”是在对工程师的绩效标准非常严酷的条件下倡导的，我们不能离开严酷的绩效标准泛谈“以人为本”。本来“非理性的”绩效标准与“理性的”以人为本才能构成一对矛盾体。欧美几乎对于工程师设计的每一个模块事前都有“质量、成本、周期”的具体设计指标，而且事后评价激励。不管是企业还是工程师，都遵循一个基本假设：工程师设计的产品是有风险的，但是可控的。这个基本假设就意味着“一个合格的工程师不能对自己设计产品的分配指标说不”。现在有人说“要宽容失败”，冷静思考后我们会发现对于失败的“宽容”，世界上首数中国，中国首数国家采购项目。这种“太宽容”已经严重影响到工程师的创新基因、创新动力、将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和国家的核心竞争力。由于三要素的人为拆分，导致的问题最多。比如：产品的“质量、成本、进度”三要素在工程师“这个基本单元”就被严重割裂，其他人再努力“只会越忙越添乱”。最终形成“三驾马车三个号，接收'天线’最重要。各吹各的政策调，综合效果天知道”的现状。最典型的就是大家经常讲的“当质量和进度发生矛盾时，要确保质量”。类似这些“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话语体系，欧美人听不懂。难道还有不保证质量的进度？这都牵涉到科技界价值取向的重新选择!但我们大大小小的领导“乐此不疲”地讲这些话为工程师“降压”，其后果必然是有一大堆成果，出了无数批人才，市场还是被外国产品占领!不是我们没有提前想到“要攻克某种技术难关”，关键是我们在操作上“不严酷”就差“一口气”，所以只能“望洋兴叹”。 主持人：您说的动力、生产力、能力、竞争力都能衡量吗？ 嘉宾：都能衡量!您只要承认这些都是一种力，那么就必须符合牛顿力学原理中描述的力的“大小、方向、作用点”三要素。这是一个起码常识!特别是一个工程师的能力，永远是可以按照“三要素”测量的!我在院所制定业绩考核的规则时，有一个“很霸道”的“巨氏理论”：任何一个工程师，只要在年初的目标计划中描述不出来您当年的“大小、方向、作用点”，基本上可以判断“您只消耗组织资源，不为组织作贡献”。反之亦然!这种做法从表面上看有点“无理无情没良心”，但其实际作用却“迫使”工程师为自己提出明确具体而且具有挑战性的“年度目标计划”。 主持人：对于工程师的技术成果不能及时评价是造成创新能力低的主要原因吗？ 嘉宾：我认为是。“质量、成本、进度三拆分”的运行规则必然导致一个组织长期“不识好歹”，就是不能及时识别贡献大小，不能形成差异激励。这就造成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想走(高端人才留不住)，落后生产力的代表赶都赶不走(低端人手要常驻)，中间生产力的代表不想走也不好好干(中端人物靠不住)，形成一种“亚责任基因链”。这种“亚责任基因链”就是任何一个环节上都追求“差不多就行了”，那么，“差不多”链接起来就是“差得远”。由于缺乏差异激励，人们就缺乏激情，使有限的激励不能起到激励作用，反而形成发完奖金“不是生产效率提高，而是生产效率降低”的负向激励。尽管汽车已经驶向了掌握方向盘的人不想去的地方，但是大家还是坚持条块分割下“红头文件”的权威性，一般不敢越雷池一步。更可悲的是，每个人都知道这样下去的结果，但每个人都没有能力阻止其他人这样做。而且每个人的行为都是在加速事态的持续恶化，每一次激励都是以下一次更难管理作为代价。已经到了该下大力气改的时候了! 主持人：您认为将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水平不高的主要问题在哪里？ 嘉宾：我们迫切需要引导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将“科学”转化为“技术”的能力，但我们评价的指挥棒却是发表的论文；我们迫切需要引导企业的工程师将“技术”转化为“产品”的能力，但我们评价的指标却是专利的授权量。其实“论文和专利”仅仅是一种“标志”，生产力转化真正需要的是评价技术成果的“技术就绪水平”，也就是说您的这个成果“距离货架产品还有多远”。我的研究结论：“论文和专利”仅仅是“技术就绪水平”的外在表现，“技术就绪水平”才是“论文和专利”的本质内容。只有实验室“技术就绪水平”在级别上有重大突破，才会有“专利和论文”产生。但我们的评价一直没有抓住技术成果的本质。 主持人：您上面说的WBS是一个什么概念？ 嘉宾：WBS(Work Breakdown Structure工作分解结构)。这是一个国标GJB2116-94，但绝大多数人不知道这个标准。我认为：任何一个课题，都可以分解成为可以独立表达的一组WBS(当然一个课题也可以是一个WBS)，由不同的工程师承担。每个WBS都有“质量、成本、进度”三个要素可以描述。只要每个要素中的一个指标发生“改善”，都是一种技术创新成果。根据这个定义，我们就可以将对研究人员创新能力的评价和对WBS的三要素评价对应起来。 主持人：您上面说的TRL又是一个什么概念？ 嘉宾：TRL(Technology Readiness Levels技术就绪水平)。TRL是由美国航空航天局1995年提出，在美英科学技术界影响巨大。2001年6月，美国国防部正式使用，并于2002年4月正式颁布军事采办条例，将TRL法律化。我认为：任何一个专业组织(实验室、研究室、团队)所有的该专业方向上的技术成果(半成果)都可以在“技术就绪水平九级”上进行自定义。美国九级定义标准描述：第一级为“观察到基本原理并形成正式报告”，第二级为“形成了技术概念或应用方案”，第三级为“关键功能分析和实验结论经得起推敲”，第四级为“研究室环境中的部件仿真验证”，第五级为“相关环境中的部件仿真验证”，第六级为“相关环境中的系统/子系统样机演示”，第七级为“在实际环境中的系统样机试验”，第八级为“完成了实际系统并通过实验与验证”，第九级为“实际系统通过成功的任务运行的考验”。我认为这个“技术就绪水平”工具基本上可以描述任何一种专业技术从“思想火花”到“物质成品”的转化过程。 主持人：您能介绍一下这两个工具是如何使用的吗？ 嘉宾：美英军方几乎所有的招投标文件都使用这两个工具，而且在民用项目中更是广泛使用。比如：2005年10月25日，美军为了尽快解决在巴格达的士兵伤亡严重问题，在网上发布了招标公告：寻求一家公司合作，研制一种能探测土制炸弹和反坦克地雷的透地雷达。要求提供雷达投标方案的所有三级WBS的技术就绪水平(TRL)最低达到6级以上，其中70%WBS必须达到8级以上。且不管这个招标书是如何促进短期内将技术成果和技术储备转化为生产力的，仅仅就这种招投标文件的描述方法就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思考。这种“统一语言文字，统一度量衡”的描述语言，本身就是对技术成果既规范又实用而且又有力度的评价，同时更是对甲乙双方一种公开严厉的约束。可见美国人对于成果量化评价的描述“入木三分”。这种描述语言，最少告诉我们三个重要信息：一是该雷达由多少个WBS组成(基本上可以观察到产品的全貌，这是甲方签订合同前必须搞清楚的基本要素)，二是多少个WBS是货架或准货架产品(TRL达到八级以上的WBS基本上是货架产品，这是产品成熟度和成本周期能否控制住的基本要素)，三是多少个WBS需要新研制和研制的成果技术储备到底如何(TRL在七级以下的WBS基本上是需要新研制的模块，这是技术状态管理和风险控制的最基本的要素)。这种在招投标时刻的“严酷拷问”是非常必要的，是解决“拖降涨”的关键环节。 主持人：这对我们有什么借鉴意义？ 嘉宾：假如国家各部委能够在国家招投标项目中使用这种工具，科学技术成果评价中的许多“伪成果”问题就能减少一大半。在投标中，WBS的技术就绪水平(TRL)估计得太低，不会中标，因为有别人的方案更成熟；WBS的技术就绪水平(TRL)估计得太高，经费估算上不去。一旦签订，不能按时交付。这就迫使所有的人“客观估计”成果的技术就绪水平，更重要的是引导院所内部在专业管理中普遍使用“技术就绪水平”这个概念。这个概念一旦在研究单位内部使用，“创新型国家”的创新基因就从研究团队中建立起来。这正是我们现在最缺少的东西。甚至我们可以对于关键项目的关键WBS的技术就绪水平(TRL)由“院士级”的专家“署名估计”，并向社会公布，以此规避重大项目“拖降涨”的风险。 主持人：这样做有什么价值？ 嘉宾：我们应该进一步思考这种做法的社会价值。假如国家招投标项目都这样做，每一个希望得到项目的实体就不会仅仅沉醉于论文和专利，因为这些在投标中用不上。进而转入更实际的能力提高，而会将论文和专利真正看成为技术成果的自然结果，而不仅仅是标签。他们会对内部的每一个研究人员所承担的WBS的技术就绪水平(TRL)进行确认，而且会形成一套本专业领域技术就绪水平确认的规则。这种规则会对研究人员产生巨大的创新压力。作为一个研究人员，我的研究成果不能总是在一个级别上吧，我必须在九级上都有成果才行。 主持人：请您再谈一谈这两个工具的其他用途？ 嘉宾：1997年3月1日，美国国家安全工业协会(NSIA)与美国国防就绪协会(ADPA)合并，形成现在的国防工业协会(NDIA)。该组织旨在提高国防有关政府机构的效率和工业部门的效率。可以说美国“国防部、协会、企业”三者形成了“良性”的绩效评价关系，互相促进。国防部招投标必须使用技术就绪水平来描述产品的成熟程度，美国国防就绪协会(ADPA)专门推广技术就绪水平的标准、规范和技术，企业按照九级技术就绪水平定义项目的每一个模块。不管三方说什么事情，大家使用的定义和语言是一致的。可见这两个工具已经成为美国军方与工业部门的重要沟通工具，同时也是工业部门进行项目管理、合同管理、资源分配、经费预算、绩效管理、成果评价的一个基本度量衡。 主持人：这两个工具如何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使用呢？ 嘉宾：在对美军这两个工具跟踪研究、消化吸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可以操作的方案，基本上可以用附表来展示(简称巨氏图谱)。该表格可以在“工程师、团队、研究室、院所、集团、用户、部委”七个层面上使用。对照表格我们可以发现，美国技术就绪水平“九级”定义与我国高层提出的“探索一代、预研一代、型研一代、生产一代”的提法拟合程度非常高，虽说不能一一对应，但是可以参照理解。更重要的是这种分类方法都与中国民间流传的“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想着地里的、梦着种子缺”的持续发展思路不谋而合。我认为我的价值就是构建了一个“中西合璧、古今结合、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统一语言文字、统一基本度量衡”的普遍适用的评价体系；我认为我的使用价值就是能够指导每个层面上填写出这张表格! 主持人：您是如何在实践中使用这个表格的？ 嘉宾：目前几乎所有的专业研究室都面临一个困惑：类似专利、学术论文等现成的评价方法“用不上”，因为我们创新的基础较差；类似工作量、工作报告等常用的评价方法“用不成”，因为与创新成果评价距离较远。工程师难以接受组织每年强压的“科研成果”指标，组织也不能容忍个人多年拿不出“科研成果”。在这个两难选择面前，附表能够提供给我们一个解决问题的全新思路和操作工具。假如所有的专业研究室和领军人才能够按照“九级标准”来定位团队的技术成果，专业成果管理的水平就会提高，项目管理的水平才能提高。对于专业研究室所从事的任何一个研究课题，只要能够独立表达该课题创新性能及其特征的，都可以被定义和命名为一个WBS，每个WBS都可以在“原始创新、集成创新、消化吸收再创新”三种模式中选一来定位。同时WBS应在TRL的九级上“不间断分布”，每年动态变化分布格局，计算成果转化率。联合使用这两个工具主要是解决我国院所暂时不宜使用类似专利技术等比较成熟的指标来衡量，但又必须衡量的问题。每个研究室(骨干)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发展规划，申请1～9级(四代)成果布局，这本身就是专业发展规划(职业生涯规划)。研究室经过自定义九级(四代)的内容，经过确认后就会形成一个成果布局表。现状评价后，成果布局占位越少(横向可以比较)，说明未来努力空间越大(横向可以比较)。从此，将研究室的档次自然拉开。如果院所对于自己所拥有的各种技术成果(WBS)都有一个清晰的技术就绪水平(TRL)定位，那么在考察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寻找市场机会、提供低风险的实施方案、签订合同等方面，会比其他院所具有更快的响应能力。 主持人：我知道您对这个问题已经有30万字的研究成果，由于篇幅所限，请您简单做个小结。 嘉宾：现在科技的发展过度依赖“国家固定资产投资和政府采购的科研生产投入”的推动，在这种条件下，“创新型院所”是很难建立起来的。道理很简单，因为轻易能够要到的东西人们是不会下功夫去“创新”的。这个被动局面不是与生俱来的，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甲方不作为造成的!许多毛病都是用户给“惯”出来的!因此，甲方应该清醒地认识到，重大项目“拖降涨”不能以一个“埋怨体制”了之，而应该克服浮躁情绪，冷静思考花纳税人钱的效益和效果。眼睛向内找问题，莫将局利当国利。功劳难掩绩效低，苦练内功正当时。在此，我号召所有甲方应该根据“用户是上帝”这个市场角色定位，通过“合同管理”这个强有力的手段，对乙方施加“更大的压力”，加速实现向“创新型国家”的锐变。而且我相信甲方“有责任、有机会、有手段、有资源、有能力”使用这两个工具，这也是乙方完成“转型升级”战略目标的迫切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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