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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中西医药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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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中西医药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 新中国成立之后，《宪法》上确立了中医药与现代医学的平等地位，党的三代领导人对中医药均给予了高度重视和支持，但是中医药的现状仍不容乐观。尤其面对中国13亿的众多人口、较差的医疗基础设施和投入、日益显现的老龄化趋势等问题，正确认识中西医药在我国的现状和问题，积极研究对策，已经变得非常必要。本文从近现代中医药发展史、中西医药疗效对比等角度出发，全面阐述了重新确立中医药战略地位的必要性。 一、 近百年中医药发展史对中医药事业的影响 100多年以来，由于西方医药传入东方，从教学、临床、药理、国家政策等方面都给中医药带来了许多影响，有些影响甚至几乎摧毁中医药事业。尤其是日本等国家，在对待汉方制剂方面的做法，值得我们深思，为了避免更糟糕的事件在中国发生，我们应该引以为戒。 （一）百年以来，汉方药在日本的遭遇 从公元5世纪以后，日本从学术、临床以及行政管理等方面对中医药学加以模仿形成了日本和汉医学体系。1868年，明治维新开启了日本学西方的全面社会变革运动，政府正式发布“西洋医术许可令”，开始迅速普及西方医学，创建了不少西医学校和西医院，并聘请西方医官进行西式教学。与此同时，明治政府开始采取压制、排挤和汉医的一系列措施，先后取缔了全国的各类汉医学校和医学馆所，到1883年日本取缔汉方医学校应有的法律地位。 此后近百年的时间，和汉医学在日本几近消失，但日本汉医界一直没有停止奋斗，1960年以后，日本政府被迫重新承认汉方制剂的价值。汉方制剂作为“一般用医药品”出现在市场。到1976年，日本政府终于批准汉方制剂进入国家医疗保险，共有147种。 由于日本汉医至今未能恢复合法地位，所以在汉方医学的发展道路上，存在汉医教育的缺乏，以及人才危机、汉方制剂临床和科研发展的危机。日本科研机构和企业都重视汉方制剂的二次开发，而不重视汉医基础理论的研究。日本主要采用西方医药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对汉方药进行研究，研究出来的汉方制剂，更大程度上接近西药。日本许多大学和制药公司，热衷于对中药（包括汉方药、中草药）有效成分的提取、分离和鉴定，目的是获得新的“天然药物”，并为此投入大量财力和人力。 到目前为止，日本没有一所正规的汉医学校，所有从事和汉医学研究和诊疗的学者，基本都是靠自学、师徒个别传授和民间讲座等方法学习和汉医学。60％以上的日本西医都给病人开汉方制剂，即中成药，他们常常以现代药理学研究结论作为选方依据，也就是说辨病而非辨证地使用中成药，这些都导致汉方制剂临床使用的混乱，不仅影响疗效，还导致1996年的小柴胡汤事件的恶果。80年代日本以西医的思路、手段、方法、设备重新研究小柴胡汤，最后认为小柴胡汤具有恢复受损肝细胞功能。日本厚生省于1994年对小柴胡汤的改善肝功能障碍的功效予以认可，此后该方作为肝病用药被正式收入国家药典，全日本出现上百万肝病患者同服这一处方的盛况。但是到了1996年3月，日本出现有88名慢性肝炎患者因小柴胡汤副作用导致间质性肝炎，10例死亡的情况。此事件后，小柴胡汤销售额下降了1/3，还遭遇被从医疗保险中开除的危险，严重影响了汉方制剂的发展。 总之，日本所走之路是“废医存药”，即废除中医，仅存中药，而实际上，中药亦不复存在，所剩的仅是按西医理论使用的特殊的西药而已。因而出现小柴胡汤事件就不足以为奇了。 （二）百年以来，中医药在中国的坎坷之路 “废医存药”的现象不仅存在于日本，而且百年以来，在中国也以不同形式不断出现，严重地威胁着中医药的生存和发展。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外强入侵，中医学也陷入了历史的沉沦。1929年，国民党政府第一次中央卫生委员会议通过了余云岫等提出的“废止旧医”案，并提出了消灭中医的6项办法，立即引起了全国中医界的极大愤怒和强烈反对，国民党反动政府不得不取消了这个提案，但一直并不重视中医。 新中国成立后，中医药工作的道路并不平坦。建国初期，卫生部门受余云岫思想的影响还比较深，余云岫本人仍受器重。卫生部领导王斌也说“中医只能在农民面前起到精神上有医生治疗的安慰作用”，称中医为“封建社会封建医”，同时制定了一系列限制、取消中医的措施。后为毛主席、党中央所觉察，撤了王斌、贺诚的副部长职务，并提出西医学习中医的口号，对王斌、贺诚的做法给予批判。但是卫生部的指导思想和具体做法仍是认为中医不科学，需要西医的帮助和改造。例如，当时认为若控制危害人民健康的传染病需要设备、化验室，并收集中外文献才能研究，而中医不具备这些条件，因此，中医为了担负防治传染病的新任务，就一定要解决中医进修问题。其实，数千年来中国的传染病爆发防治记录和去年的SARS等都证明中医治疗传染病不仅极其有效，而且在所谓“新”疫病方面，中医确有优势。 70年代“四人帮”更提出“中西医结合是我国医学发展的唯一道路”口号，这实际上否定了中医药学自身的特色。在这一口号下，中医机构受到裁并，老中医下放，中医临床技术的发掘整理、抢救老中医经验等工作也落空。结果导致中医学术与管理上的“中医西医化”，用西医生理、病理的观念与方法解释中医的藏象经络、病因病机，用西药药理、药物化学的观念与方法代替中药、方剂理论，几乎在中医药界占据了主导地位。有人估计，今天拿得出手的名老中医不过300人，能真正用中医思路看病的不过3000人。大多数中医已经严重西化，很难称为中医了。 80年代以后，随着世界回归天然药物的热潮，中医药事业受到各方重视，都想大力挖掘这座宝库。一种观点认为中药无毒无副作用，可以随便使用，或作为补品长期使用。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可以先争取开发2-3个疗效确切、使用安全、质量可控的中药品种进入国际医药主流市场。但2-3个中药品种若走入国际市场，只能由西方大夫使用，完全脱离中药的作用机理，更容易出现滥用，这也是“废医存药”思想的变种。这种做法将会导致类似“小柴胡汤事件”的再次发生，事实上，如中国的龙胆泻肝丸事件，都是由于违背中医理论，不在中医的指导下使用，长期乱用中药出现的副作用，结果给中药带来危机。由于偏离中医药基本理论，这种重视反而更会摧毁中医药事业。 二、 全面评价中医药的重要性 （一）从各国卫生费用看中医药的医疗保健作用 近年来，各国的卫生费用逐渐上升，卫生费用已经成为发达国家政府及居民难以承受的沉重的负担。2002年7个主要发达国家中，美国的卫生费用是GDP的13.0％，其中政府支出的卫生费用占联邦财政总支出的16.7％，德国卫生费用占到GDP的10.6％，法国占到9.5%，加拿大占到9.1％（见表1）。 表1 发达国家的卫生费用及预期寿命[1] 国别 美国 德国 法国 加拿大 意大利 日本 英国 人均GDP（intl $） 34637 25995 24702 27956 25308 25901 24462 卫生费用占GDP 13.0％ 10.6％ 9.5% 9.1％ 8.1% 7.8% 7.3% 人均卫生费用(intl $) 4499 2754 2335 2534 2040 2009 1774 预期寿命（男/女） 74.3/ 79.5 75.1/ 81.1 75.6/ 82.9 76.6/ 81.9 76.2/ 82.2 77.9/ 84.7 75.1/ 79.9 从表1中可以看出，日本的人均卫生费用和占GDP支出的比例都低于美国、德国、法国、加拿大和意大利等5国，但是男女预期寿命都位居发达国家之首，比排名第二的加拿大和意大利平均高出近2岁。日本是7个发达国家中唯一的东方国家，其他6个国家都是传统的西方国家，医疗体系中只有西医药。日本在西医药之外，仍然保留了汉方制剂。汉方制剂及汉医从中国流传到日本已经1000多年历史，虽然近百年日本废除了汉医，但是汉方制剂及中医药养生观念仍深入日本人民的日常生活。 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我国2000年人均卫生费用为205美元，而我国2001年卫生年鉴的数据为376元[2]，两组数据存在较大差异，主要因为世界卫生组织是根据人民币实际购买力（1美元＝1.8人民币）换算我国人均卫生费用和GDP。近年来，随着国家财政对卫生事业费投入比例不断降低，我国卫生费用中个人承担比例被迫上升。2001年，个人承担部分达到60％以上，国家只承担15％，占同年国家财政支出的1.7％。这里卫生事业费是指财政决算数，不含公费医疗经费部分、中医事业费和医学科研经费。 我国卫生费用不仅少，而且分布不均，城乡差异极大。约占总人口2/3的农村人口只占有着不到1/3的社会医疗资源。2001年城市人均卫生费用771元，而农村只有224元，农村医疗投入只占总投入的16%左右。 卫生费用低、分布不均匀，医疗体系不完善等都是我国在今后实现小康社会目标、建立比较完善的医疗卫生体系时，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通过比较世界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医疗状况[1]（见表2），努力寻求适合我国国情的医疗保障方法。 表2 发展中国家的卫生费用及预期寿命 国别 韩国 墨西哥 巴西 中国 印尼 印度 人均GDP(美元) 15218 9007 7548 3852 3121 1461 卫生费用占GDP 6.0% 5.4% 8.3% 5.3% 2.7% 4.9％ 人均卫生费用(美元) 909 483 631 205 84 71 预期寿命 （男/女） 71.2/78.7 71.6/76.6 65.5/72.0 69.8/72.7 64.4/67.4 60.0/61.7 从表2可以看出，我国卫生费用水平只有巴西的1/3，预期寿命却比巴西长，尤其是男子预期寿命高出约4岁。若不按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换算，而按国际外汇牌价换算，我国人均卫生费用只有45美元，只有印尼和印度的一半左右，但预期寿命却远高于它们。 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国的卫生及保健养生体系与其他国家的不同是其中之一。中医药在治病之外，还有一整套保健养生的中医理论，由于数千年的文化传统，我们中华民族的日常生活大多遵循这样的理论。常见的中医养生之道已经融入到我们日常生活。虽然作为生活中的常识，我们不用深究其中道理，但是这些常识都是中医药千百年累积的体现，为我们身心健康提供了一定保障。 与其他国家相比，由于中医药独特的疗效及保健养生理论，使我国人民能以较低的卫生费用，取得较好的医疗效果。 （二）从中西医药疗效谈中医药的重要地位 从西医药进入中国以来的100多年间，西医药的地位逐渐提升，不少人认为只有西医药才科学，只有西医药才能治病，逐渐忽略了中医药在疾病治疗中的作用。虽然，中医药在解释病理上与西医药学不同、诊疗思想不同、用药方法不同，但是不能因此而抹杀中医药的疗效。中医药学在传染病以及在一些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重大难治疾病和一些常见病、多发病的治疗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和特色，深受群众的欢迎。事实上，百十年来，谁也没敢否定中医的疗效，早年的先驱们总是认为中医说不清楚“愈病之理”，因而不科学而已。下面我们将通过比较中西医药对传染病及我国常见疾病的治疗效果来说明中医药的作用。 1．中西医药对传染病的治疗效果比较 数千年来瘟疫无数，中医药一直关注流行性疾病的治疗，而且效果明显，其中最著名《伤寒论》为治疗传染病提供了理论和一些方法，现在还非常有效。从明代至清代，温病学逐渐形成。所谓温病，是由外感温热病邪引起的传染性疾病。至清代，温病已发展至成熟阶段，对于治疗“时令病”（即流行病）有其独到的理、法、方、药等理论体系。 世人多不理解为何中医没有微生物学说，却能治疗传染病，对病毒性传染病的治疗效果甚至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因为西医从微生物等致病原因进行研究，只是认识疾病的一种方法，而从整体出发，调节人体抗病能力，则是认识疾病的另一种方法。中医虽无细菌学说，但细菌早已被概括于“戾气”之中。中医理论从另一角度认识发热性传染性及流行性疾病，提出独特的温病的病因理论。这一理论，今天看来科学性极高，足以破解中医虽无细菌学说，仍然能治疗急性传染病之道理所在。 在20世纪里，人类在传染病控制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人类仍远远不能说取得了胜利，传染病的流行现状使人不容乐观。肺结核开始卷土重来，而艾滋病毒发现已20多年，还未找到针对性治疗方法。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死亡多半归因于传染病和寄生虫病，这些疾病主要与社会经济状况密切相关，并且又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障碍。建国50多年以来，我国出现的几次重大流行病,中医药都通过辨证论治，起到很好疗效。 祖国医学典籍中虽然没有“乙型脑炎”的病名，而其发病季节和症状，与中医所记载的“温热病”中的“暑湿”病是相类似的。1955年在石家庄地区首次系统地运用温病学理论和方法治疗流行性脑炎，采用清热解毒的白虎汤疗效显着。1956年北京流行乙型脑炎，蒲辅周先生改为芳香化湿的方法，并开了一剂新的药方，疗效达90％[3,4]。1957年，中国唐山暴发流脑，各医院大都采用抗生素治疗，但是都无法控制病情的蔓延。当时河北省中医研究院的年轻中医高濯风采用中医中药及时有效地扼制了流脑。1958年广州流行乙型脑炎，与石家庄和北京不同，经辨证为暑热伏湿之证，采用与之相应的治疗，效果达90％。60年代，广东麻疹流行，番禺等地麻疹肺炎死婴不少，中医采用透疹清热之法，死亡病例被制止[5,6]。 流行性出血热是由鼠类携带和传播的一类急性传染病，到1986年发病高达11万多例。中医在治疗出血热时，效果显著，南京中医药大学主持国家“七五”攻关科研项目——中医药治疗流行性出血热的研究，在1998年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一等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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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春天广州及北京等地区先后出现非典型肺炎，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及广东省中医院最早开始对收治的非典型肺炎患者采用中医诊疗，经过临床观察和初步总结，认为该病属于中医春温病伏湿之证，并根据发病的阶段，制定了早期、中期、极期和恢复期的相应治疗方案，取得可喜效果。从临床效果来看，有中医介入治疗的非典型病例，无论是从治愈率、治疗时间，还是治疗费用上，都比单独使用西医治疗效果好。在广州，一般由西医治疗一个“非典”患者的费用约为5－10万元，而中医治疗费用一例最高5000元。 其实，早在1952年我国就曾有用针灸治疗非典型肺炎的案例，见《针灸医案集要》[7]。该书描述：非典型肺炎是由于尚未分离出的滤过性病毒感染所致。临床症状为发冷发热，头痛及全身不适，起初有干性阵咳、气促、以后渐有黏液性脓痰，或有血丝及铁锈色痰，胸骨后并感疼痛。一名2岁的患儿在使用青霉素治疗症状无改善，乃改用针灸治疗，次日烧退，7日后症状消失。虽然书中描述症状与现在的SARS 一样，但由于当时病原学不发达，不能够认定此例病例就是冠状病毒引起的SARS。当时医生在发现抗生素无效后，依据中医温病学的温邪上受，首先犯肺的理论，采用针灸治疗很快治愈，这点值得我们现在的中医反思。 2．中西医药对常见疾病治疗效果比较 在发达国家，死亡原因中的半数归因于心血管病，1/5是恶性肿瘤，1/10是意外事故。目前，发展中国家正处在疾病谱的转型期，随着人口的迅速老龄化以及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的改变，除长期存在的霍乱、疟疾和结核等传染病老问题外，癌症、心血管病、糖尿病及其他慢性非传染病的患病率日益上升。我国城市中恶性肿瘤、脑血管病和心脏病导致的死亡率中已经占到62.9％，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 目前，我国城市主要导致死亡的常见疾病及住院率最高的常见疾病见表3，其中最常见的住院疾病是消化系病、呼吸系病、外伤及中毒。 表3 我国城市主要导致死亡的常见疾病及住院率最高的疾病 死亡率最高的疾病 住院率最高的疾病 1 恶性肿瘤 消化系病 2 脑血管病 呼吸系病 3 心脏病 外伤及中毒 4 呼吸系病 传染病(肺结核除外) 5 损伤和中毒 妊娠病、分娩病及产后病 6 内分泌、营养和代谢及免疫疾病 泌尿系病 7 消化系病 心脏病 8 泌尿及生殖系病 脑血管病 9 精神病 恶性肿瘤 10 神经系病 良性肿瘤 综合死亡率及住院率来看，我国的主要疾病包括：恶性肿瘤、脑血管病、心脏病、呼吸系病、损伤和中毒、消化系病、传染病、泌尿及生殖系病、精神病、神经系病、内分泌代谢及免疫疾病、外伤及中毒、妊娠病、分娩及产后病。 无数中医药工作者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证明中医药在治疗这些常见疾病时，疗效良好，并不比西医药差，甚至优于西医药。表4选出我国城乡16种常见临床病，从遍及全国的中医临床治疗案例中选出有代表性的案例，说明中医药治疗的效果。 3．中西医药对保健养生效果比较 除传染病及慢性非传染病威胁着我国城乡人民的健康之外，城市化的发展导致伤残和精神病，例如酗酒和药物滥用等病例，正不断增加。生活方式和行为严重影响着人群的健康状况。 表4 常见临床病症的中医药治疗 中医治疗方法及药物 收治医院 1 病毒性肝炎 清热解毒、健脾补肾、调整免疫/ 五味子、山豆根、大黄等 佑安医院 2 脑血栓 清热化痰、活血开窍/安宫牛黄丸 3 急性心肌梗塞 益气活血、通腑化浊、养阴生津、回阳救逆/速效救心丸、生脉针剂 天津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4 慢性肾小球肾炎 古方五苓散、雷公藤、左归丸 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 安康市第二人民医院 贵州省贵阳人民医院 5 胃及十二指肠溃疡出血 小建中汤、十全大补汤及四君子汤 山东省立医院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河南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6 胃癌 理气、活血、化瘀等，配以化疗、手术效果更好 7 结肠癌 清肠解毒、补益脾肾 8 甲状腺腺瘤 活血化瘀、软坚散结，内服外贴/ 消瘿软坚汤 上海市中医医院 湛江市第一中医院 9 胆囊炎及胆石症 清胆利湿汤、小柴胡汤、四逆散 北京市中医研究所 徐州市第四人民医院 新会市中医院 10 前列腺增生 即“癃闭”活血化瘀，益气补肾/逍遥丸、金匮肾气丸、桂枝茯苓丸、补中益气丸、通癃汤 东直门医院 河南中医学院医院 山西中医学院中医大学 11 胫腓骨骨折 逐瘀血通经络、养荣和血、补肝脾肾益气血/筋骨并重、内外兼治 甘肃省中医院 辽宁中医学院附属医院 江苏省第二中医院 12 子宫肌瘤 活血化瘀，通络解结，消热解毒/桂苓消瘤丸 13 卵巢囊肿 活血祛瘀、健脾疏肝、调补冲任/消囊丸、桂枝茯苓丸、消瘤丸、消症汤、二刺汤 浙江师范大学医院 平湖市第一医院 珠海市鑫光医院 14 支气管肺炎 解表清热、清肺解毒/小青龙汤、急支糖浆、双黄连或推拿 安徽中医学院第一附院 临沂市中医院 徐州市中医院 15 婴儿腹泻 消食导滞、健脾益气、清热利湿/针灸、推拿、捏脊、散剂敷脐 安徽铜山县中医院 贺兰县中医院 安徽六安市中医医院 16 急性肾炎 宣肺利水、清热利湿/麻黄连翘赤小豆汤、自拟芳化清利汤 南京市中医院儿科 商洛地区中医医院 宣州市中医院 中医药所倡导的文化精粹强调要树立健康的生活方式，能够缓解由于过度拥挤和恶劣的工作环境导致焦虑、抑郁和慢性紧张状态，对解决人群的“亚健康”状况极有疗效。 中医认为，不同的情志变化可以影响不同脏器。七情分属于五脏、即“怒伤肝，喜伤心，忧伤肺，思伤脾，恐伤肾”。中医学把气象要素总结为风、寒、暑、湿、燥、火，叫做六气。一年四季中六气按一定的规律运行；春暖、夏热、秋凉、冬寒，自然界万物也均有其生长化收藏的规律，自然—生物—人，协调统一。尽管如此分属有局限性，但临床实践证明的精神因素对内脏功能的影响体现在每个系统的发病、治疗和康复过程中。精神因素对内分泌和免疫等功能的影响也被一次又一次的研究所证实。中医理论一直强调，要增强人体健康，就必须重视对精神情绪的调节，经常保持青春的活力和乐现的情绪，加强修养，避免郁闷、狭隘与暴躁、好斗两个极端性情，从而具备健康的思维、正常的心理、良好的性格和较强的社会适应能力。同时，中医理论还要求人们心情舒畅地顺应自然，做到春季舒展，夏季清静，秋季平和，冬季收藏。 在疾病预防上中医也有自己的理论，中医提倡“不治已病治未病”，强调未病先防，治病趁早。应用到老龄化疾病的治疗中，就是提倡人在未老之时即开始注意摄养，使机体生理功能保持正常。进入老年期更应积极摄养，建立良好的生活习惯，就可以延年防衰。中医主张防病于未然，平时提倡多看书读报、下棋、养花、书法绘画等，保持愉快的心情和大脑活动；并坚持适度的体育锻炼，以保持机体气血流畅、生命充满活力；同时应注意清淡饮食。 中医药在养生保健和延年益寿方面对饮食非常关注，《黄帝内经》要求我们饮食“谷肉果菜，杂合而食”。根据“药食同源”的理论，中医药一直研制开发具有延缓衰老、调节免疫、抗疲劳等多种功能食品。 几千年来的实践证明，中医药治疗传染病的理论明确，疗效显著，现代医学发展到分子水平的今天，中医药仍然值得推广和学习。新的疾病和病毒不断产生，若以现代医学的研究方法，则人类总是落后一步，而中医药在此方面却有独特之处。其诊疗思想、主张的生活态度、饮食结构、养生方法是防止和治疗疾病的有力方法，也是提高身体素质，防止精神疾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好方法。这与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21世纪人人健康”战略的总目标的第一条：“提高全体人民的期望寿命和生活质量”相一致。 （三）从城乡医疗差别谈中医药的重要性 农村卫生是我国卫生工作的重点，对提高全民族素质具有重大意义。从总体上看，农村卫生工作比较薄弱，资金投入不足，基础设施落后，农村合作医疗面临很多困难，一些地区传染病、地方病危害严重。2001年我国中等及高等医学院校总共只招37万名学生，而且毕业后，绝大多数学生都将分配在城市的医院工作，广大农村缺乏专业医生。 中医药在农村卫生服务中与西医药相比更有优势，更容易发挥作用。由于医疗设备和技术人才匮乏，农村许多医疗点连最基本的化验和最简单的手术也无法开展。中医药的诊断简便、适应症广、医疗成本低、易推广应用的突出优势，使其在农村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中药方剂的多种有效组分能适应人体多样性和病变复杂性，针灸和推拿等方法疗效显著，适用范围广泛，在历史上，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起到过很大作用。 |
2楼2006-04-09 18:3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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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12月，毛泽东同志对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办好合作医疗的经验做了批示。此后，在广大农村掀起合作医疗的热潮，大批农民充当起“赤脚医生”来，踊跃推广中医药，到1976年，90%的生产大队都办起了合作医疗点，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农民缺医少药的困难，一度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8,9]。 当时的农村医疗合作制度的特点是“三土”（土医、土药、土药房）、“四自”（自种、自采、自制、自用），村卫生室和村民小组土药房都开辟了药园，种植了大量的常用易植药物。有些赤脚医生有一点中医的背景，有些是对医药感兴趣；而更多的，仅仅是因为他们有初中或高中文化。大多数赤脚医生都能够以治病救人为己任，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实践，基本能够胜任简单的诊断和处置。当时村村都有的医务室里，没有像样的医疗器械，赤脚医生只有几支银针和一把草药。由于使用大量廉价中草药和自制成药，减少了合作医疗经费的开支，做到了“有病早治，无病早防”，体现了“出钱不多，治疗便利；小病不出组，大病不出村”的好处，深受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在一些条件稍好的地方，他们甚至能够开展一些小手术，象阑尾切除、为孕妇接生等等。 那时合作医疗水平不高，有些赤脚医生甚至根本就谈不上医术，但是他们真正优势并不在于他们有多高的医术，而在于他们紧紧地贴近群众。在当时还非常落后的农村，他们对于普及农村卫生事业，解决农民缺医少药的困境，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能够帮助处理一般的头疼脑热，或者帮助病人注射从城里大医院拿回来的针。 我国农村的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制度曾是在缺医少药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发展公共卫生事业的最为成功的经验，联合国卫生组织还把这一经验作为典范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大力推广。1991年，卫生部长陈敏章接受世界卫生组织颁发的“人人享有卫生保健”金质奖章，成为世界上获得这一殊荣的第一位卫生部长。可以说，正是由于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赤脚医生的存在，我国的农民才第一次享受到了医疗保健这个在今天看来都仍然是奢侈品的待遇。虽然水平不高，但是比没有强。以当前的非典防治为例，若赤脚医生仍广泛存在，他们可以作为农村的宣传队伍和防疫骨干，搞搞流行病学调查、量量体温、做好隔离工作。 三、中西医药在中国医疗体系中的现实状况及原因 2000年，我国大陆中药产值为493亿元，约占世界草药市场的1/4，至少是1/5。若论我国中药产值在世界中药（而非植物药）市场的份额，则应在50％以上。近年来，我国中药出口在5.7－6亿美元左右，其中中成药约占1亿多美元。所以，迄今为止，我国（且不论我国港澳台的中药产业）仍是世界最大的中药研发、生产、应用与出口大国，没有任何国家堪与匹敌。但是中西医药在中国的医疗体系中份额差别巨大，中医药发展形势不容乐观。 （一）中西医药在医疗保障体系份额差别巨大 中医从业人数在1949年为27.6万，在1975年，达到历史最低时期，只有22万多人，而到2001年仍不过33万人。而2000年，全国仅分科西医约为120万人，是分科中医师人数的5倍以上。同样，在2001年，全国县及县以上医院约1.5万个，其中中医院仅有2400个，仅占医院总数的1/6。2002年，全国高等医药院校有100所，在校学生数为65万多人，其中中医院校为27所，在校学生数仅为13万多人，仅占全部医药院校在校生人数的20%。近年来，我国中药工业的总产值约占医药工业总产值的20％。 总体看来，无论是中医院、中医院校还是中医师数都远远小于西医数量和规模，仅占到1/6左右。 （二）中医药教育存在的问题 不仅中医院校少，而且多数中医院校人才培养存在着几个问题，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中医教育的最大问题是政策导向错误 中医发展的政策导向就是强调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医，实际上是要把中医“提高到西医水平”。时至今日，还有同志认为，用现代科学诠释中医就是创新。由于考试制度关系，中医研究生还要花费大量的精力放在外文和计算机方面。博士作为最高层次的中医人才，按照教学要求，必须看分子生物学之类现代书；西化教育导致许多大学生很少看中医经典书籍。 2．注重实验，轻视临床 现在中医学院的学生几乎接触不到中医临床，论文的结论都是从动物实验中得来的。根据教学要求，中医研究生必须做动物实验，硕士生做到细胞水平，博士生做到分子水平，否则不容易通过论文答辩。这些动物实验对中医临床诊断和治疗几乎毫无用处。以牺牲中医临床疗效为代价，换取对中医药学发展毫无裨益的动物实验结果，如此培养的硕士、博士不能用中医思路看病，导致中医教育脱离临床经验，几乎把中医特色全丢了。因此，大部分中医毕业生不会用中医思想看病。 3．大量时间学西医知识 目前的中医教育体制是从西医学来的，其课程设置及编排也都参照西医。现有医疗体系要求执业中医师要用西医的方法书写病历，中医院校的学生因此必须学习相当数量的西医课程，许多中医院校，中医专业的西医课程占总学时约三成，中医课程只占总学时的四成，其余近三成为公共基础课程，外语的课时比古汉语还多。 中西医各有庞大的理论体系，本科短短的5年中，学好其中一种尚且很难，何况学习两种。结果导致中医本科生把中医特色丢了，对西医也是一知半解。 4．重西医概念，轻中医特色 在现在的中医高等教育中，用西医理论诠释中医概念的现象普遍存在。如，六版教材的中医基础居然把“血”解释为“在血管里流动的红色液体”，显然违背了中医理论对“血”的理解。又如，学习《内经》的课时从488学时，下降到90课时、30课时，以至成了选修课。 （三）中医药研究的现状和问题 近百年来，在不同思潮的影响下，中医药研究在基础理论、实验和临床等方面主要采用现代西方医学的方法来研究、解释中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提出了“中医药科学化”等方法，主要表现在： 1．忽略了传统，割裂历史研究中医 中医基础理论研究面临一个很突出的矛盾：中医学所观察的临床现象和规律，相当多的不在西医学的视野之内，于是，在一些人看来，但凡西医不懂或与西医不同的就是不科学的，要中医“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五运六气、子午流注等学说就这样被当作封建迷信抛弃了。 2．中药研究方法西药化 近年来，中药研究方法西药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缺乏对自身方法论的研究，过分追求高技术、新手段。一方面是将中药作为开发新型药物的宝库，对中药进行提取，青蒿素是一个典型的成功案例。但这种希望从中药中得到某些有效成分，片面强调中药的药效、质量控制、作用机制及量化指标等研究方法，忽略了中药的整体性。另一方面，则是用开发西药的方法，如用动物模型对中药进行药理学实验来评价中药的药效，再对中药进行临床验证，忽略中药整体观念和辨证施治特性。 3．被动模仿，自主创新研究不足 由于20世纪以来，西方医学一直处于强势地位，不被西方医学认可或研究的中医药基础理论一直也不被中国中医药研究界重视。而一旦中医药某些领域被西方医学研究或关注，国内就会跟风，像经络研究就是因为国外的有关研究成果发表后，在社会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国内就开展有关的验证性和模仿性研究工作，自主创新研究不足。 4．中医和中药研究人员在研究项目上的合作不够 既往的中医和中药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古人将这种关系概括为“医药不分家”。2002年全国中医药科研机构R&D经费仅为17.2亿元，如何有效地发挥作用很重要。随着现代中医药教育体制的变革，中医和中药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中医和中药研究人员在研究项目上合作不够，临床前与临床研究割裂开来，很少互连。这种现状极大地阻碍了中药现代研究的进展，使许多中药研究者沿着西药研究的路线走下去，而中医师又会对临床用药过程中出现的许多问题产生模糊的认识和错觉。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中医药的确有疗效，而且在诸多方面优于西医药。就SARS而言，西医迄今没有针对性治病方法，而中医则不存在什么“新病”，均可辨证论治。这一点已为解放后多次传染病流行时中医疗效优于西医而予以证明。 2．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卫生部负责人的西化思想和余云岫思想的影响，厚此薄彼，只发展西医，不发展中医，致使中医处于辅助医学地位。今天，中医面临“后继乏人，后继乏术”的危机中，必须大力抢救，否则中医有绝灭之虞。 3．由于这些年来卫生主管领导的认识错误，由于卫生部是西医一统天下，总认为中医不科学，总希望把中医改造、“提高”到西医水平，因而中医教育几乎全部西化，几乎没有中医基础了。今天之中医药高等教育，本应培养高级中医人才，实际上仅培养了一大批西化的“中医”，这些同志基本不能以中医思想看病，如此下去，不过10-15年时间，中医在中国就会绝种了。那里，想“中西医结合”也没有中医了，只有“中西医”与西医结合了。 4．尽管2003年5月8日吴仪副总理接见中医界代表时，强调中医药在防治SARS中的作用，然而，由于卫生部制定的传染病条例，严重限制了中医对SARS的治疗，也严重限制了对艾滋病等其他传染病的防治，更未将中医纳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测、预防和反应体系中。仍存在对中医的不重视与不信任。 5．中药应该现代化，但今天所走之有效成分提取、分离、纯化的道路是植物药之路，是植物化学之路，不是中药现代化之路。如此下去，小柴胡汤事件、龙胆泻肝丸事件将层出不穷，而且中国也将不存在中医辨证论治可用之中药，只存在辨病论治使用的西化的“中药”了。 （二）建议 针对上述结论，我们建议： 1．中医药与西医药分别管理，注入同等的资金，使中医药尽快发展起来。 2．修改、完善有关中医药的政策法规，为中医药松绑，使之能与西医药并驾齐驱地发展。 3．为若干个中医院校划出特区，允许其自由设置课程，允许其学生完全在纯中医理论指导下实习，以期培养一批纯正的中医，再与那些中西医结合院校的学习比一比，看谁能在临床上取胜。 4．鼓励中医院校为农村培养初级、中级赤脚医生，解决农民缺医少药的问题。应鼓励中医院校学生到农村工作，并制定相应的鼓励政策。 5．改变目前中医中药分家的问题，改进中医药研究体制，使之结合临床进行科研，而不要走西医药科研道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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