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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xuqing木虫之王 (文学泰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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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天行有常，逆之不祥——转基因问题首先不是科学问题 已有3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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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1007/165212.html 天行有常，逆之不祥——转基因问题首先不是科学问题 田 松 二〇〇九年底，农业部下属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颁发了两种转基因水稻、一种转基因玉米的安全证书。很快引发了一场关于转基因问题的争论。 今年三月十日，一些学者发布了《关于暂缓推广转基因主粮的呼吁书》，我是第一批签名人之一。呼吁书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支持的很多，反对的也不少。最常见的指责是：这些人都是文史哲领域的学者，没有一个转基因专家，因此，他们的建议没有价值。的确，在发起者中，只有蒋高明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研究员，不过他的专业是生态学。和上次燃油税问题一样，我觉得有必要解释一下，作为人文学者，为什么我认为自己有能力对转基因问题作出判断！ 转基因的支持者宣称，转基因是一个科学问题，言下之意，只有专家才有发言权。按照这种逻辑，只要把专业范围无限缩小——从事生态学的不懂转基因，没有发言权；从事转基因动物的不懂转基因粮食，没有发言权；从事转基因西红柿的不懂转基因水稻，没有发言权——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只有他们自己拥有发言权。于是又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 然而，转基因问题到底有多大成分是科学问题？如果我们需要征求专家的意见，都有谁是专家？ 我们的呼吁书提出了四点理由：一、中国并不拥有转基因主粮的核心专利，根据他国教训，我们将会受制于人；二、转基因作物并不能提高产量；三、转基因作物对人体健康有潜在危害，对生态环境有潜在危害；四、主粮问题涉及国计民生，子孙后代，公众有知情权。 四点理由涉及不同的专业领域。第一点关乎专利之有无及其后果，这可以是个经济学问题、社会学问题，或者国际战略问题，但不是转基因技术问题。第三点涉及两个方面。一个关乎人，转基因食物会对人体产生什么后果，这是个医学问题。另一个关乎生态，转基因作物进入大田，会对环境产生什么影响，这是个生态学问题。都不是转基因技术问题。第四点是公民权利问题，完全不是科学问题。 回过头来说第二点，转基因作物能否提高产量？初看起来，是个转基因技术问题。然而，转基因种子专家或许知道转基因作物的产量，但是为此付出的环境代价，则未必能给出专业而诚恳的判断。蒋高明指出，提高产量的因素很复杂，种子仅是其中之一。另外，所谓提高，是个相对量。比如关于生态农业的产量和效益，蒋高明更有发言权。而关于哈尼族的梯田水稻，哈尼人更有发言权。所以，就产量的提高而言，转基因种子家也不是唯一的专家。 主粮作物的转基因研究及种植涉及政治、经济、国家战略，涉及科学、技术和社会关系等诸多问题；如果我们强调专家的观点和判断，那么，从事转基因作物研究的科学家，并不是唯一的专家，也不是最重要的专家。 目前，转基因作物支持者的主要理由如下：一、能够使粮食增产；二、能够减少农药的使用；三、与杂交作物只有量的差异；四、与传统作物“实质等同”，所以对人不应该有害；五、对生态的影响目前尚不能证明；六、转基因是科学，科学无禁区——“转基因好不好，转了才知道”。对于这类问题，人们本能的反应是寻找“科学依据”，在科学具有强势话语地位的今天，这已经成了我们的思维惯性。而作为不懂科学的普通人，作为山那边的外行人，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正反双方的科学家用数据和论文过招，给我们一个结果。对于这个结果，我们只有接受的义务，不被认为有质疑的能力和权利。然而，人们所期待的，专业内部的正反双方公平辩论追求真理的场景，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会出现。因为赞同转基因，是转基因研究者的前提——如果转基因不好，怎么会去研究它！即使偶有反对者，只要对投票的专家进行选择，总会达成高度一致的“科学共识”。这在科学活动的具体操作中，尤其是大项目大工程的运作中，屡见不鲜。刘华杰教授的“学妖理论”对此有精彩的分析。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方法，能够超越具体的专业的科学论证，让更多的人，对于对转基因问题以及类似的科学问题，获得判断的能力。 我的判断基于两点理由。一是历史的，一是哲学的。我必须强调，在这两方面，我是专业人士。 历史可以提供一种方法，让不懂科学的普通人做出自主的判断。比如说中西医问题，从历史依据的角度看，两千多年的中医就有了巨大的合理性；而立基于解剖学、生理学等准数理科学的西医，只有一百年的历史依据。再比如垃圾问题，一旦采用历史依据，就会有简明直接而与庸常之见相反的结论：当下的技术水平比二十年前要高得多，而垃圾问题比二十年前严重得多；同样，二十年后的技术水平也会比今天高出很多，我怎么能够相信，二十年后的垃圾问题会比今天弱呢？所以，垃圾问题不可能单纯地通过技术进步得到解决！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印度从洛克菲勒基金会设在墨西哥和菲律宾的研究机构引进了美国农学家培育出来的“高产”小麦和水稻，以及与之配套的化肥、农药、机械化灌溉等新的农业形态，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不仅迅速实现了粮食自足，甚至成为粮食出口国。这就是所谓的“绿色革命”。 绿色革命同时也在东南亚、南美等发展中国家发生。初看起来，增产的粮食完全是凭空而来的，是技术进步的赐予。科学家获得了普遍的赞誉，在墨西哥培育了高产小麦的美国植物学家诺曼·布劳格（Norman Borlaug, 1914-2008）还获得了一九七〇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工业化农业被赋予了先进、现代化等意识形态话语，在全世界迅速蔓延。 然而，三十年后，严重的后果出现了。土地板结，河流污染，地下水水位下降，农作物物种日趋单一，农田周边的生物多样性退化，传统农作物与本地环境构成的生态系统（昆虫、鸟、蚯蚓以及微生物等）遭到致命的破坏。化肥和农药的用量在增长，产量却在下降。 印度学者范达娜·席瓦指出，所谓的增产是从别处偷来的。“一旦考虑到耕种作物的总产量，产量的增加就不复存在。⋯⋯小麦或玉米的收成增加其实就是借助窃夺农畜和土壤生物的食物得来的。由于农畜和蚯蚓是粮食生产的搭档，窃夺了它们的粮食，就不可能长期维持粮食的产量，也就意味着暂时的收成增加并非是可持续的。”（席瓦，《失窃的收成：跨国公司的全球农业掠夺》，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六年版，第十二页） 中国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大规模引进工业化农业。虽然晚了十几年，也已经表现出同样的后果。 在中国传统农学中，农田与周边环境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工业化农业则割裂了农作物与周边环境的关联，使之成为本地生态的异类。农作物所依靠的化肥、农药，以及灌溉抽取的地下水，都来自本地生态之外。粮食，作为工业化农业的产品，也注定和其它工业产品一样，会消耗资源、污染环境，破坏生态。 三百年来的工业文明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严重对立，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已经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转基因作物是工业化农业的延续和发展，是工业化农业的更精致的形态。按照历史的逻辑，更高的技术要求更精致的人工系统，则必然会造成与本地生态更严重的对立。这样，基于工业文明的历史，基于工业化农业的历史，我已经能够对转基因作物可能导致的生态问题加以判断。 “绿色革命”的始作俑者布劳格先生不愿承认绿色革命是一场失败，然而，他又认为，人类需要更多的粮食，所以要发动第二次绿色革命——全面推广转基因种子！事情的诡异之处就在这里。科学家常常许诺，他们将会发明某种技术来解决我们当下面临的某个问题，然而，我们当下的这个问题，恰恰是他们以前发明的、为了解决前一个问题的技术所导致的。基于历史，我怎么能够信任，这个新技术不会产生更严重的问题？新技术的支持者常常说，不能因噎废食，即使出了问题，还会有更高的技术来解决。于是，人工的技术系统就像叠罗汉一样，越来越高，也越来越危险。这正是贝克所说的“风险社会”。技术绑架了社会！ 工业化农业必然导致严重的后果，从我的专业——科学哲学的视角，也可以做出解释。这里从两个角度入手：一个是还原论，一个是大自然的实验室化。 我们现在对于自然的基本理解来自于机械论、还原论、决定论的牛顿范式的经典物理学。在这种观念下，自然如同一架精致的钟表，是一堆物质的集合，而不是生命（机械论）；这个钟表可以拆卸，可以重新组装，可以替换其中的某个零件而对整体不产生影响（还原论）；进而人们相信，只要掌握了每一个齿轮的大小，掌握了齿轮之间的链接关系，就可以彻底把握钟表的运行（决定论）。所以人们相信，科学能够对物质世界进行越来越精确的计算和预言。 然而，自然并非是可以任人拆分的机器，事物之间有着复杂的相互关联。数理科学必然对自然要进行高度的简化：要忽略空气阻力、忽略摩擦力、忽略滑轮的质量⋯⋯才能得到简明可解的方程。经典物理相信，小量只能产生小的结果，所以是可以忽略的。但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兴起的混沌理论指出，小的原因在经过长期累积也会产生巨大的后果，这就是“蝴蝶效应”，其形象表述是：一个蝴蝶在天安门广场煽动翅膀，会导致纽约下个月发生一场大风暴。对于自然系统的长期预测是不可能的。科学自身对还原论的经典科学范式进行了否定。关于混沌理论，科幻现实主义大师迈克尔·克莱顿在其小说《侏罗纪公园》中有精彩的阐释，在斯皮尔伯格改编的同名电影中，也有一定程度的表现。 转基因技术也是这种还原论科学的产物。按照基因理论，生物的一切遗传特征都被染色体上的基因忠实地记录着。基因专家把染色体上分成一个个片断，把这些片断命名为基因，并相信，他们能够知道每一个基因所执行的功能，并且，只具有这个功能。如同汽车，每个零件有其特定的功能，且只有这个功能。所谓转基因就是把生物乙的染色体片断（基因）切下来，插入到生物甲的染色体之中，使得生物甲具有生物乙的那种基因的功能。比如这次被农业部批准的转基因水稻“华恢1号”和“BT汕优63”，就是把“苏云金芽孢杆菌”（Bt为其英文Bacillust huringiensis的缩写）中的一段基因（Bt融合型杀虫蛋白基因）移植到水稻之中。因为Bt菌中含有一种Bt蛋白，鳞翅目昆虫（水稻的天敌螟虫属于此类）一旦吃到，就会死掉。转了Bt基因的水稻也能够产生Bt蛋白，就能够防治螟虫。相当于水稻自己能够分泌农药，从而减少了农药用量。 接受了还原论自然观的人们会相信，这无非是让水稻增加了一种功能，不会引起其它变化。就像汽车里装上了空调，只是使汽车多了一项致冷的功能，不会影响其它功能。但是生命并不是机器。中国人相信相生相克，不同器官之间存在着相互关联。即使汽车，在引入空调之后，也会发生整体上的改变，比如汽车的自重、用电功率会有变化；原来驱动车轮的力量有一部分用在空调上，会使车速控制有所变化；还要重新设计车体，留出空调的位置⋯⋯而越是精密设计的装置，越不容易引入新的部件。生物体是大自然在数百万年的时间里演化而成的，比人类设计的任何机器要精巧得多。人类试图对生物进行改造，注定的短视的。转基因生物跨越了物种之间的生殖间隔，是大自然自身无法产生的。这种陌生的生物会对人体、对生态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完全是其设计者所不能掌控，无法想象的。 人类与其食物是相互适应，共同演化的。人类与水稻、麦子、玉米，都经过了漫长的适应过程，相互选择，相互改造。人是环境的一部分，所以传统社会，一个人到达异乡，会感到水土不服——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食物都会不适，更何况是前所未有的人造生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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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蒋高明：转基因棉花退化说明了什么 生意社12月16日讯 最近，记者在江苏省“棉花之乡”盐城大丰市调查发现：该省转基因棉推广进入第5个年头后，曾因转基因“优势”而产生的“增量”随时间延长被消耗殆尽；转基因棉退化于今年集中爆发；除了产量下降外，其质量也出现了严重下降，表现尚不如普通棉(21世纪经济报道，9月30日)。 1997年，中国从美国孟山都公司引进第一代“转基因抗虫棉”。在刚引进的几个年头，转基因棉花因以下“三条”优势受到了棉农广泛欢迎：一是农药使用量下降；二是种植成本下降；三是亩产总量上升。这“三条”造就了转基因作物神话，媒体和农学家盛赞转基因好处时，至今还作为“经典”在引用。 然而，好景不长。不争气的是，转基因棉表现是“一代不如一代，一年不如一年”。目前发现的新问题也有“三条”：一是转基因棉质量越来越差，对纺织机器产生了影响，纤维质量不如常规棉;二是转基因棉衣分率(籽棉向皮棉的转化率)下降到34%左右，低于常规棉;三是棉铃虫被基本控制后，盲蝽蟓、烟粉虱、红蜘蛛、蚜虫等刺吸式“小害虫”集中大爆发，“小虫成大灾”，用药量反而猛增。 那么，转基因棉为什么会发生退化呢？让我们从转基因原理来回答这个问题。转基因生物技术，也叫基因工程，或称DNA重组技术，是在人工条件下,把目标基因分离、克隆，打破生殖隔离，转移到目标生物中。自然过程中的基因重组,只发生在同一物种内，异种之间是很难发生基因交流的。然而，通过生物技术，打破了自然界基因流限制，达到人类期望的目的，如抗虫、抗旱、抗盐碱、耐重金属等。就转基因棉而言，当时主要针对棉铃虫危害，希望在棉花叶片里转入苏云杆菌基因，让棉铃虫采食苏云杆菌基因编码产生的毒蛋白后“中毒身亡”。然而，从生态进化来看，物种的基本权利就是生存，希望“饿死”或“毒死”一个物种，那是严重违背自然规律的。为了保命，目前棉铃虫被迫转吃别的作物，而那些次要昆虫转而为害，农民需要加大农药用量来对付。这显然是打乱生态平衡造成的苦果。 在生态学上，包括生物因子在内，存在着影响生物正常生长发育的生态因子。这些因子有的起主导作用，是主导因子；有些起次要作用，是次要因子。但是，主导因子和次要因子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可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换。转基因棉当时要控制的棉铃虫是主导因子，而今它们转变为次要因子。如果我们不尊重生态学规律，再去发明抗盲蝽蟓，或抗烟粉虱、抗红蜘蛛、抗蚜虫的转基因作物，那只能是“按了葫芦起了瓢”，人类在小小的物种面前穷于应付而已。无论是借助转基因，还是借助剧毒农药控制“害虫”，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措施。 由于人为引发了自然界不曾发生过的基因交流，目标物种对转入基因可能来不及适应，在生长发育过程中，就会表现出适应性变化。这个变化非常复杂，可能用人类已有的知识难以解释。产量下降，或衣棉率下降等，表现出转基因棉对转入基因的适应反应，或转入基因干扰棉花正常生长发育造成的结果。另外，因为基因是在很短的时间内转移进目标作物的，基因逃逸的概率也远大于正常基因交流的作物，转基因作物稳定性有待时间的检验。 目前人类对待不希望的物种，如昆虫和草本植物，统统冠以“害”或“杂”，发明了剧毒的农药或除草剂灭杀而后快，不仅灭杀了有害的生物，也造成“害虫”或“杂草”天敌生物灭绝，造成农田生物多样性急剧下降。其不良后果是，农药越用越多，害虫也越来月猖獗。现在农民都承认，药物比原来用的多多了，但害虫不减反增。而今，我们用转基因的办法试图毒死或饿死害虫，其结果与大量使用农药一样，持续造成生态系统紊乱。 人类对待其不希望的物种总是以“斩草除根而后快，如果我们改灭杀为和谐，会得到什么结果呢？我们在山东平邑县开展了这样一个试验,在20亩试验田里，停止农药使用，改用诱虫灯让害虫“自愿上钩”，捕获的“害虫”养鸡。结果令人兴奋：农田里严重危害花生、玉米等金龟甲等“害虫”得到控制，就连靠近试验地的庄稼也很少虫害。在对照农田里，农民每亩施加两遍剧毒农药—绿英，一次是在种植时拌种，另一次是在花生章程后灌根。不计劳动力和健康成本，每亩花了80元，但害虫照样危害，收获时，每穴里照样有3-5个金龟甲幼虫。他们不得不提前收获花生，以便从虫口里抢粮。 用生态平衡的办法，害虫是越来越少的，生态环境是越来越改善的。但农药贩子、转基因的鼓吹者不喜欢这样的结果，他们要兜售其产品，他们是希望“害虫”越多越好。害虫越多，从农民那里挣的钱就越多。正如医院希望你的病越多越好一样，几元钱能治好的药，一般是不卖给你的，而想办法让你花几百元为止。转基因打乱生态平衡后，再通过大量农药使用，继续打乱生态平衡，转基因和农药成了棉花现代农业的新“二害”。 在农业生产上，必须尊重物种生存权利，恢复生态平衡。对于“害”虫控制，不能将目光仅盯着化学防治上，或转基因技术上，还要考虑物理、生物甚至人类传统知识的贡献。不能像现在这样，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将简单问题复杂化，继续干那种违背自然规律的傻事了。 http://info.texnet.com.cn/content/2009-12-16/273469.html |
4楼2010-07-13 12:04:23
3楼2010-07-12 10:4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