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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天价医药费调查结果：违规收费2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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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北京三月六日电(记者曾利明) 被作为中国内地“看病贵”的典型——“哈尔滨天价医费事件”的调查结果，今天由哈医大二院麻醉科主任李文志披露给媒体。 据今天出版的《健康报》报道：李文志说，国家卫生部调查组一共去了三次，前后二十八人。其实事情已经处理完了，但是结果迟迟没有公布，因为调查结果和当初报道的差距太大。 医院目前的处理结果是：纪检委书记撤职，院长停职检查，血库主任撤职，心外科重症监护室主任撤职。 李文志说，初步调查结果是：患者住院六十八天，花了一百三十二万元人民币，调查组查出违规收费二十万元，医院存在的问题是管理混乱、涂改病历、分解收费。当初媒体热炒的“一天注射一百多瓶盐水，输九十四次血”，是用来血液滤过和透析的，是合理的。其他费用都是患者个人自己买药和请专家的。患者从高干病房转到心外科I重症监护室以后，北京的专家、护士长来会诊了一百多人次。 今年二月十日，国家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表示，哈尔滨天价医费事件调查不可能不了了之，由于这个事件比较复杂，不便于做更多的评论。这个事件虽没有拿到结果，但是卫生部一定会检查，一旦有了结果，会及时通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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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yongle
金虫 (小有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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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 冠状动脉性心脏病
转载-llhb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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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和医疗器材的价格管理只考虑到了一层又一层的流通环节的赢利，偏偏忽视了患者的利益。可悲的是，是医院在直接收病人口袋里的钱，而这价格中的包含着这层层环节的利润（其实是变相的回扣），医院成了为所有环节部门的替罪羊。 今年，在人民大会堂旁听政府工作报告的中国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就直言不讳地提到药价不合理首先是因为政府定价太高。是定价机制不合理，流通环节过多等问题导致药价虚高。某些药品“出厂价只要4元，在卫生系统招标中能涨到25元，卖到病人手里却一路狂涨到76元”。高强说道：“尽管涨了几十倍，但你去查查，肯定没有超过国家的最高限价，也就是说，再贵也是合法的！”高强说：“这说明药价不合理首先是因为政府定价太高。政府定价包括了留给药厂的利润，留给流通环节的利润，甚至还要给医院一定的利润空间。从药厂到医院，所有环节的利润都考虑到了，就是忽视了患者的利益。” 第二：政府卫生支出比例大幅下降，单在医院这方面，国家补贴投入很少，而医院职工福利、长远发展都需要资金。中国政府为了配合实现“2000年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全球战略目标，制定了“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最低标准，规定卫生事业费占财政支出比例不应低于8％。可是，1990年中国卫生事业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仅为2．79％，1995年下降为2．59％，到1997年再次下降为2．45％，2001年为1.66%，远低于“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最低限度标准。虽然国家每年卫生事业费的绝对数都有较大幅度增加，但卫生事业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却在逐年下降。 而目前，国家每年给医院的财政投入，对于大多数医院来说还不够一个月工资的，更别谈科研、教学以及职工的福利了。指望目前的几元钱的挂号费、护理费、床位费等，医院的运转就要陷入破产的境地。中国医生和护士救死扶伤的诊疗与护理的价格太低，技术价值得不到充分体现，医院医药费占总收入40%以上自然是现实了。否则，医院的就医环境改善、诊疗设备升级的钱从何而来。笔者所在的医院，门诊是80年代设计的可以容纳几十万人门诊量，但如今却达到一百多万的门诊量，“三长一短”看病难现象非常突出，而国家却投入却微乎其微，医院为了解决看病难、优化服务流程、服务好病人必须出资建设医院，否则医患之间的矛盾就会有升级的可能，病源肯定会大幅地流失，那钱从哪里来？其实，药品的收入如果降下来，挂号费、床位费及护理服务费等势必要大幅上升，否则医院肯定无法运转。在发达国家，各种医护服务的费用很高，就使得高医药费在总的医疗收入中占的比重较小，只到8%左右（美国）。而各种医护服务的费用很高在现阶段的中国肯定不能被老百姓所接受。国家提出卫生事业应该是具有一定福利性的社会公益性事业，要求医院不能赚钱，政府又不增加对卫生的财政支出，同时又要求医疗事业不断发展，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这可能吗？？我可爱的祖国，你是不是太强人所难了呢？？？？ 第三：国家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中国用世界1%左右的卫生总费用，去解决了世界22%人口的基本医疗卫生需求，人口健康状况在发展中国家处于领先水平。但中国社区医疗（社会医学指出城市社区医院和乡镇卫生院都属于社区医疗的范畴）薄弱，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没有有效地建立起来，造成城市卫生资源浪费。笔者上天接待一县医院院长，他自豪地说要建设一个23层的住院大楼。我感到很可悲。据新华社报道，约占全国总人口20%的城市居民享受着80%的医疗卫生资源服务，而约占80%的农村人口却仅能享受不到20%的医疗卫生资源。不少农民因缺医少药，小病拖大，大病拖难，最终直接长途跋涉来到城市大医院、设置还可能被送到更高端的医院，一般价格低廉的药品已经不能有效挽救生命，医疗费用高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中国现在应该加强社区医疗，小病到社区花小钱，大病在大医院经过处理后立刻转回社区再花小钱，同时，社区医疗应该发挥健康教育、预防保健等功能。社区医疗如社区卫生所和乡镇卫生院可以为所辖范围内的人们从出生开始就建立起一套从“摇篮到坟墓”的健康档案，及时监控人群的健康，预防疾病，同时作好健康保健的宣教工作。这种做法，肯定能抑制医药费用的上升，而且对引导人们的健康生活方式，提高全民素质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遗憾的是，据2003年卫生部的一份资料表明，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城市综合医院相比，人员只占医院的2.2%，且技术力量薄弱，缺乏合格的全科医生，房屋占1.4%，收入占1.6%，非常弱小，而且只有5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19%的社区卫生服务网络被纳入医疗保险，绝大多数社区机构要自负盈亏，掏钱买房购置设备。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定位不准，而且经常以虚假广告等方式自毁声誉。老百姓饶开社区医疗，直接进入了综合医院。在乡村卫生院，笔者在扶贫期间，看到乡镇卫生院购买很多诊疗仪器却因为无人会操作而锈迹斑斑；看到医生开处方，却让患者到对门的私人药店购买；看到一些乡镇卫生院管理者根本不了解卫生院还有预防保健这一层的定位……。卫生院不是医院，这是有区别的，定位也是不同的，可惜包括一些决策者都不了解。原卫生部长张文康在2001年说过：“乡镇卫生院按照行政隶属关系下放给乡镇政府管理，这跟教育一样，从县下放到乡来管理，而乡镇一级的财政普遍负债，大多数乡镇卫生院所获的补助是越来越少，生存面临危机，现在是全国大概是这么一个数，1/3的乡镇卫生院基本瘫痪，濒临倒闭，1/3勉强维恃，1/3确实很好，特别是东部地区，你看了东部地区，我看了东部地区的乡镇卫生院比老挝的国家院还好。” 在医疗资源配置这一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私人资本进入民营、私人医院困难。同时该类医院因定位定性困难、税收压力大、人才流动困难、缺乏公平市场环境和自身无品牌、诊疗规范性差、虚假广告等影响了其发展壮大。至今仍然无法与国内公立医院抗衡。而国外，基本医疗服务由公立医院提供，而高治疗的医疗服务往往由私立医院提供。专家往往聚集在私立医院。公立医院为弱势群体提供的基本医疗服务的同时，还承担着教学这一使命，赢利不是他们的使命！但这并不影响解决老百姓的看病难问题。而中国与国外恰恰相反，为什么我们不允许私人资本大肆进入医疗市场呢？ 笔者以为，医院走向市场化的趋势没有错，而卫生事业的福利性却不能改变，其公益性和福利性不应该体现在看病不要钱上，而是将逐步体现在完善的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和医疗保险这两个方面。健康权是人类最基本的人权，我们必须保证每个人都享有最基本的健康保障，实现这一目标，国家如果一味地指责医院，固执地着眼于降低医院的医疗费用入手，就肯定会失败。 第四：中国缺乏一套完善的且符合中国特色的医疗保障政策，特别是拥有9亿农民的农村的医疗保障那块几乎是一片空白。即使在城市，弱势群体如下岗工人、失业人员、孤寡残疾、低收入职工、农民工的医疗保障也存在问题。中国的医疗保障制度越来越成了为特权阶层和富有阶层服务的工具，却把弱势群体抛在一边，看病不难才怪！！国外不少国家的医疗保障制度已经很成熟，而在中国还是在探索中。2003年11月26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专题报告会，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政协委员巴德年在题为《中国公共卫生系统面临的挑战》的报告中发出警告。说：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提供的官方数据显示，到目前为止，中国享有医疗卫生保障的人只占百分之十五，百分之八十五的人没有医疗卫生保障。据卫生部的资料显示，87％的农民完全是自费医疗。回头看，有关部门对医疗保障基金的管理监督漏洞百出，使得部分领导和工作人员滥用职权，贪污受贿，或被政府挪用，使本来有限的医疗保障基金更加不能发挥其效用，尽管是一些在职职工和退休人员，能享受到基本的医疗保险，但一旦发生大额的医疗费用，个人自负比例较高时，其中低收入人群也难以承受。现在的事实是：农村人没钱没医保，城市人有钱有医保。富人看病不花钱，穷人看病要破产。这是一种让人无法接受的现实！试问，欧美国家经济够发达的吧，没有医疗保险看病比中国还难，你信不信？ 我们看看古巴这个饱受制裁之苦的国家，它是应该有更响亮的理由实行不顾人民死活的医疗制度。但实际上，自1959年起卡斯特罗就在创建全民免费医疗制了。现在它的家庭医生保健体系覆盖全国98%的人口。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布伦特兰2001年6月访古，还盛称赞古巴的医疗制度。在联合国宣布为世界最不发达国家，如苏丹、瓦努阿图、缅甸、布隆迪，都在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制。苏丹2001年的人均GDP为442美元；瓦努阿图1995年人均GDP1395美元；缅甸2001年人均GDP为267美元；布隆迪更穷，2003年人均GDP是100美元。底子很薄的布隆迪实行的是不同程度的免费医疗制度，采用医疗互助金和医疗证办法，军人全免，平民实行部分免费医疗，公职人员每月向互助基金交纳工资的10%（个人6%，政府财政补贴4%）。医疗证可全家使用，凭医疗证就医者交纳医药费的20%。 其实，在中国看病，扣除价格因素，看病费用还是最便宜的。中国看病问题应该不存在绝对的看病贵问题，而应该是存在绝对的看病难问题。看病难和看病贵是两码事。个人认为：把看病难问题全部推给医院其实是国家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1995年到2000年，中国跟泰国的平均年龄是接近的，泰国也是71岁，中国人均的医疗卫生费用是33块美金每年，泰国是112块，是中国的三倍多。再看俄罗斯，俄罗斯90年代的平均期望寿命是67岁，低于我们，但是他的人均的医疗卫生费用是130块美金，是中国的4倍，美国的期望寿命比中国高77岁，他比中国高6岁，他平均的卫生费用是多少呢？4080块美金，我们不如他一个零头，是中国的123倍。从这些数据里，难道你还说看病贵吗？要说贵，大概也就是在一些著名的三甲医院医疗费高一些了，但超出基本医疗而享受优质服务，不贵就合理吗？难道作一次16层螺旋CT和作一次单层CT的价格就应该一样低吗？ 第五：百姓维权意识和法律意识增强，医疗事故定义模糊，举证倒置的出现，医疗纠纷增多，也诱导了医疗资源的浪费。由于医疗技术的复杂性、医疗过程与生命打交道的高风险性、医疗道德的苛刻性和医疗对象的非选择性，如果医生一味地从病人省钱的角度去考虑，而不是从无价的生命去考虑，稍有不测，就会在法庭上成为被告。由于医患医疗知识的不对称、举证倒置的出现、医疗事故定义的模糊，面对可能出现的医疗纠纷面前，医生为了保护自己，一些“放卫性医疗”就成了可能，其结果势必造成医疗资源的大量浪费或者回避高风险使危重病人丧失治疗机会。就拿一家普通三甲医院的主治医师接诊一名以“咳嗽咳痰20余天”为主诉，拟以“肺炎”入院的病人来说，除做三大常规（血常规、尿常规、大便常规），还要TB—Ab、痰涂片找致病菌、痰培养+药敏实验、胸片等也必不可少。同时，治疗用药还有个用药依据，缺少药敏实验结果，患者可以告你滥用抗生素。虽然病人一般情况精神方面还不错，但你必须拿出诊断与起码的鉴别诊断的实验依据来，没有白纸黑字的依据，就凭经验诊断病种，不但病人不服，法律也不予采信。如此以来，病人入院头一、两天就花去好几百元，他能不喊看病难吗？ 第六：医疗费用的过快增长，超过了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水平。目前，我国城市居民平均住院费用为7600元，城市居民的年平均收入是6500元。农村居民平均住院费用2400元，与农村人口年均收入相当。因经济困难未进行治疗的居民比例，城市1998年为32%，2003年为36%，增长4%；农村1998年为32%，2003年为39%，增长7%。我国中西部农民看不起病、病死于家中的比例高达60%以上。同时，物价水平升高了，人们的收入增长了，而同时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健康的需求层次也提高了。比如小病也要去大医院才能放心，使整体的医药费用上涨。改革开放初期的10元钱与现在的10元钱的购买力肯定是不同的。物价上涨了多少倍呢！而老百姓依然把看病的费用的观念停留在80年代的消费水平上，甚至停留在医改前看病不花钱，甚至可以劝医院给全家其他亲属开一大堆药品的美梦里。回想80年代的公费医疗，人们浪费医疗资源，主动要求大处方，那时候却没人喊大处方问题了（只是感到人性的好笑而已）。同时，人们追求更高层次的健康需求和生活质量，特别是慢性病方面，在人们拥有一定的消费能力的基础上，很乐意持续到医院住院就诊和咨询，甚至很多富裕的人常年住在病房里。 第七：医疗技术的创新、医疗设备的高精尖化及医药科学的发展，医疗诊断和治疗的成本肯定会有所升高。一些大医院几千万、几百万的诊疗设备近年来急剧多。在医疗机构与国家相关部门共同协商下，诊疗方面的价格定的就会有所升高。作为普通患者如果希望获得优质的医疗服务，自然也就必须花高价格去购买。价格高，但并不意味着不合理，这完全价值规律的要求。健康也是一种商品，但带有一定福利性色彩健康就成了一种特殊的商品。卫生部副部长马晓伟上次在桂林的大型医院院长会上说“中国医院一直在走高端化，脱离群众生活太甚”。笔者以为：做一个16层CT与一个单层CT，虽然价格不同，但诊断的速度与准确度却完全不一样。人的生命最宝贵，也是无价的。在危急疑难病症面前，我们还是选择16层CT的片子看，而不能因为贵，而让一些省份的龙头医院回到县级水平吧？ 第八：作为高学历医生从事着高风险的职业，其收入与其他行业同样学历层次的人员收入比较是较低的。如果说医生公开的收入客观，每个省也就那么几个大医院工作奖金不错，其他医院大都收入较低。医生，不少站在手术台上站到凌晨两三点，很少有很规律的时间在家里享受天伦之乐。医生和病人本来都是为了战胜病魔并肩战斗的战友，然而，由于医疗技术的复杂、医患之间对医学知识占有的不对称性以及病人对医生先入为主的不信任感，在病人希望“吃药就立刻见效”的心理作用下，很容易发生医疗纠纷，二者走向对立面。社会的一些媒体为了捕捉群众的眼球，很容易把感情朝患者一边倾倒，同情患者，断章取义，不负责任地大肆地痛斥医院。比如上次，卫生部部长高强同志作全国卫生形势报告，本来分析的客观公正，有理有据，洋洋洒洒几万字，但记者偏偏只抓住了那段痛斥某些医疗机构无限追逐经济利益的几十个字，放到各大网站，激发群众对医院的不满。社会对医生的长期会把医生逼向群众的对立面。医生是人，也需要理解，长期以偏概全地打击整个医疗界绝对是一种错误的行为。 医生不容易，这是个高风险的职业，也许大家单纯理解为医疗纠纷，其实，是生命的问题。做生意出了问题大不了损失几个钱，不满情绪肯定不如患者家属眼看着自己亲人离去时对医生的怀疑与仇恨。医生与生命打交道，而不是与钱，钱算什么东西。试想，如果医生罢工一天、一周、一个月是什么后果？医生厌倦那种以急诊拒绝收治病人的极少数个案来抹黑整个医疗界的报道；医生厌倦与那些只看到表面、看不到深层次原因却被党政舆论机器愚弄的百姓辩论；医生厌倦了那些对所谓的“医疗事故”拿到法院去审判的流言飞语。医生是狼吗？社会真的要把所有的医生看成黑心狼吗？难道我们的媒体就不能正面宣扬医疗战线的医生们吗？哪怕是客观地报道，比如一个三甲医院每年病人逃费几百万元、无偿在急诊绿色通道这块付出几百万元、医院为了合理用药规范收费每个月甚至每周都在办学习班……。这些客观的东西，记者是不去报道的，因为老百姓不喜欢看！无限制地谴责医院是否可以暂停一下呢？ 社会各行业都有回扣现象，但大家都盯住了医生，这为什么呢？你可以想一想，我联系电视台签广告合同，从单位支付100万给他们，他们电视台就私下会给我20万的回扣。这回扣数量虽大，但老百姓感觉不到。而与百姓紧密的医疗回扣就不同了。其实，医生不到一定的资历也拿不了多少回扣。还要提的是，即使不开大处方，依然有回扣。除非你不开处方、不开检查，最后不当医生就没有医疗回扣了。回扣问题是存在的，但如何去监督、去查处、去彻底解决呢？我看还没有哪个政府部门拿出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案出来。为什么拿不出来，因为利益吧，或许这是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吧。 笔者写到这里，为那些战斗在临床一线的医生们、特别是那些基层医生感到有些心酸。医院是救死扶伤的地方，医疗质量医院管理层从上到下天天讲。医院医生从没有拿病人的生命开玩笑。比如多年来，我们医院派专人每个月都收集信息整理数据，出三个简报《医德医风信息简报》、《质量管理简报》、《护理信息简报》，刊登各个科室的病人满意度和病人提意见的原话。在合理用药（抗菌素合理应用等）、规范窗口（发药、收费、门急诊窗口）等服务方面加大培训力度。各个科室都在搞富有特色的便民服务，护理提倡人性化等等做了大量的事情，甚至作出全国的品牌。院管理方一直把大量时间用在狠抓医疗服务质量上，但遗憾的是老百姓不知道？老百姓只认为医院黑心，而不信任医生，这是可悲的。医生悬壶济世、救死扶伤的理念难道真的象社会所观察的那样一夜间消失了吗？难道真的要否定那么多默默与死神战斗的医生吗？ 我们不需要赞扬与讴歌，但我们呼吁媒体和社会客观公正地看待中国卫生事业。中国的医生每天都面对着患者疾病痛苦与期待康复的表情、面对着那么多看病难的弱势群体、面对着下班了门诊外还有十几个等待诊疗的病人、面对着社会一面倒地谴责医生是黑心狼，他们很委屈。他们却无处发泄自己的抱怨，因为已经没有人再信任他们的辩解。于是，就有那么几个医生告诉我：“反正别人认为我是黑心狼，我再真诚、再合理用药，患者还是怀疑我、嫉恨我、社会依然都再歧视我，我不如就随波逐流了！”这只是一句气话，大多数医生还是有良知的，整体医德高尚的事实是无法抹杀的！医生引导医疗过度消费不是普遍现象。可悲的是医生想开一些便宜药却找不到。有些问题真的不是一两句能讲的清楚的！拯救生命这一崇高的使命变味了？是谁让它变味的？是谁呢？我们能否认真思考一下。我们的和谐的医患关系哪里去了？是谁让这一切不和谐的。 笔者再一次重申：我承认自己站在医院的立场说话，但决不是站在患者对立面说话的。 如果你信任我这篇文章，是我最大的幸福，别忘了让你身边的人也接受这些观点。医生需要理解，需要信任。只有医患并肩齐心努力，才能有效地战胜病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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