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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的心得，发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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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致重 西学东渐的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化圈里既有中医，又有了西医。这对中国人来说，无疑是大好事，也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所不可企及的。但是，中医和西医两个医学体系的关系，却一直是中国文化圈里争论不休的问题。二十多年来本人从科学学、软科学角度对这些问题做过一些研究，并发表过有数篇论文。去年在香港防治“SARS”的实践，才使我深深体会到，还是“中西医配合”这个提法好。 一、关于“中西医结合” “中西医结合”这个提法在中国出现近50年了。它与“团结中西医”一样，也是由毛泽东的号召性语言中演变而来的。两者最早的含义几乎一样，即中西医工作者相互团结，两种医学相互取长补短，共同为人民大众的健康服务。1958年以后，“中西医结合”的含义越来越多了起来。粗略一算，不下9种。 在中国文字里，一字多义甚为普遍，一词多义却很少有。如果课堂上遇到一个有9种解释的词，不独学生无所适从，也要难煞老师的。“中西医结合”这么多解释，不能不令人质疑：具体工作和学术活动如何做起？大家遵循的共同标准又在哪里？所以从1982年起，我决定研究思考这一问题。 因为这个提法出自权威者之口，又盛传于中国，波及于周边国家、地区，而且当时已经有了“新医药学”、“中西医结合学”的说法。所以，我不仅要把“中西医结合”作为一个词，去研究其定义，更要把它作为一门“学科”，从历史、文化、科学、医学等不同角度，做广泛的比较研究。我自知愚才无能，因此在整个研究思考中，始终小心谨慎，如履薄冰。“‘中西医结合’定义的研究”一文写写停停、修修改改，前后十易其稿，到1995年公开发表，历时14年之久。 其实，与其说“中西医结合”的定义，倒不如说对这一提法的解释。当时的出发点仅仅是坚守严格的逻辑原则，在说明“中西医结合”本质属性和特点的同时，增加其内涵，紧缩其外延，使“中西医结合”的含义更清楚、更准确，最大限度地减少其歧义。 “定义”是揭示概念内涵的逻辑方法。故本人对“中西医结合”的定义为：“中西医作者相互合作，中西医学术相互配合，以提高临床疗效为目的的实践过程，谓之中西医结合”。 其内涵有四。第一，人是科学知识的载体和研究者，首先要以中西医工作者的相互合作为前提。第二，学术是核心，在中西医两种医学还没有在科学的总体高度上融为一体的现实情况下，相互配合，取长补短，是“中西医结合”的真正主体。第三，配合的目的是发挥两者各自的优势，提高临床疗效，这无疑是合理利用两种医学科学资源的最佳选择和最高标准。第四，讲“实践过程”，一方面因为从临床做起是中西医工作者团结合作，两种医学有机配合的基石。另一方面因为由实践到理论是认识论的基本原理；科学的进步，不能像神话故事里的呼风唤雨；从实践做起，在实践中积累，发展和成熟就自然而然地孕育于过程之中了。 今天回过头来看，当初给“中西医结合”下定义时，其内涵就是“中西医配合”。而且我一直觉得，用“结合”这个词解释中西医的关系并不贴切。一方面因为50年代的政治习惯，结合一词的使用几乎到了泛政治化的程度，这在解释中西医关系时，便难免指意模糊。另一方面，结合一词的重心强调了合一，中西医两种医学体系更需强调相互的不同。而配合一词则比较中性，对于解释和营造中西医两种医学体系“和而不同”的相互关系，则显得更为恰当。顺便说明一点，以往讨论中西医关系的论文中，由于考虑到人们的习惯，所以只得沿用“中西医结合”的提法。 二、“学”字千钧重 当代世风浮躁，人所共知。连刮痧术、修脚术、占卜术等，也常常删去“术”字不用，易以“学”字而故作高深。所以“学”字虽然千钧重，当代却是满天飞。然而医学却不同。医学乃济世活人之学，临床上一方有误，可能误人一命，医学上一说有谬，将会误世害人无穷。所以，若用“学”字，更须慎之又慎。 创造“中西医结合学”的愿望，同仁中为数不少。但是，愿望和现实是两回事，而且分别在天壤。医学知识，浩如烟海，其中有经验、有技术、有科学。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第一位使用“科学”二字的严复曾经说：“学者考自然之理，定必然之例；术者据已知之理，求可成之功。学主知，术主行”。可见科学指的是基础理论所揭示的该学科的基本规律、原理的部分，经验与技术不可与科学相互混淆。 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翻译为中文的台湾学者苗力田先生在为该书写的前言中，沿用亚里士多德之意特别讲道：“科学是目的不是手段”。就是说，科学是研究者以追求真理为目的而获得的知识，其目的决非功利。技术源于科学，是满足人们现实应用的功利性手段。此说除了指出科学高于技术、经验外，更强调了科学的真理性、严肃性、圣洁性。所以，“中西医结合学”是否已经形成，应以此标准来考量；为其下定义，也应以真理性的“自然之理、必然之例”为依据。 本人写“‘中西医结合’亟待定义”一文，有这样一个思绪，即先对“中西医结合”做出定义或解释，然后再讨论“中西医结合学”如何定义的问题。为此，围绕关于定义的逻辑规则、逻辑结构形式、学科定义的原则这三项基本要求，在文中做了若干说明。 以后在报刊上，曾见到一些对于“中西医结合学”的定义。比如，“中西医结合就是综合统一中、西医药学知识，创造新医药学”。 从定义的逻辑规则来说，定义项中不能直接或间接地包括被定义项，否则就是循环定义或者同语反复的错误。所以对于这个定义，逻辑学家肯定不会认同的。因为“综合统一中、西医药学知识，创造新医药学”，只是对“中西医结合”这一语词在文字表述上的改变而已。作为学科定义，明显是“间接地包括被定义项”的“同语反复”。故为循环定义，等于什么也没有说。 在这里，我们再引用中学和大学一年级阶段时，人人熟知的10门基础学科的定义如下，希望为“中西医结合学”做定义时，作为参考。 数学是研究现实世界中事物的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的科学。 化学是在分子、原子或离子等层次上研究物质的组成、结构、性质、变化以及变化过程中的能量关系的科学。 自然地理是研究地球表面环境特征、分布情况及其发展变化规律的科学。 历史学是研究和阐述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 生物学是研究生物的结构、功能、发生和发展规律的科学， 人体解剖学是研究人体形态结构及其发生、发展规律的科学。 人体生理学是研究人体各种正常功能活动和变化规律的科学。 组织学亦即显微解剖学，是运用显微镜和切片、染色技术，研究生物体各种器官和组织的细胞形态及其联系的科学。 分子生物学是在分子水平上研究生物大分子（蛋白和核酸）的结构和功能，从而揭示生命现象规律的科学。 生物化学是研究细胞和有机体中存在的各种各样化学分子以及它们所参与的化学反应的一门科学。 以上10门学科定义，除了组织学、生物化学是以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复合定义之外，其余八门学科皆是以研究对象的本质属性和特征来定义的。需要指出的是：“中西医结合学”以中医和西医两门成熟的医学为研究对象，而愿望中的“新医药学”至今尚在“创造”之中，况且远远不到形成自身一整套概念、范畴体系的成熟期。在科学研究和学科定义中，从来没有见到过如此的先例。这也许正是不得不为“中西医结合” 做出上述“循环定义”的原因。 三、当代是西医告别近代科学主义的时候 所谓近代科学主义，即用近代物理学、化学的观念和方法，作为衡量一切科学之是非的至上信条和唯一标准的做法。当然，人们依据近代物理学、化学的观念和方法，在非生物领域里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现代物质文明；人们也用同样的观念和方法在人体生理学方面解释了器官、组织、细胞、分子水平上许多的生命现象。但是，人们至今却不能用同样的方法，在生物学领域用几个基因片断连接成一个病毒。这就是说，如此最简单的生命，人们今天还没有能力制造出来。可见，用近代物理学、化学的观念和方法，并不能解释人的生命现象的一切。所以，它也不应该是医学科学的至上信条和唯一标准。 尽管欧洲的笛卡儿、梅里特曾经出版了《动物是机器》、《人是机器》那样的著作，其实不过是近代科学主义思潮下的一种学说而已。20世纪70年代美国科学家恩格尔提出的生物—心理—社会综合性医学模式的观点，很快被世界卫生组织所接受。虽然人们对此在不同层面上有过不同的解释，但是就医学科学而言，至少说明人类已经在医学领域里，认识到近代科学主义有局限性了。仅就这一认识来说，就是人类划时代的一大进步。 对于近代科学的局限性，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旅欧学者罗志希先生在他的《科学与玄学》一书中，已经做了明确的论述。他说：“近代科学界对于科学观念的一大进步，就是认定科学的性质是描写性的。”所谓“描写的”，即是运用近代的科学技术，把过去人们不曾见到的现象、事实及其关系记录、描写下来。而“描写的”三个字，意在强调这些记录下来的另一些层次、水平上的所见，仍然是现象。也就是说，今天见到了过去不曾见到的事实、现象，并不等于说这些事实、现象背后的真正因果关系，也认识和揭示出来了。 其实在罗志希之前，即19世纪末叶，有哲学批评精神的科学家，如柯克霍夫（Kirchhohff）、马赫（Mach）、彭加勒（Poincare）、皮尔逊（Pearson）等人，就曾对“科学的原则，是自然界的立法，是绝对不移的……为之明定因果，自然界就会服从”的说法，批评为一种“武断的迷信”。哲学家休谟对“近代科学主义”的批评更彻底，他说：“我们的知识都是从感觉的印象而来的；感觉的印象成为观念。我们所谓的知识，只是从我们的观念相契或不相契而定。我们的知识范围尽止于此；至于宇宙的本体是什么，本体的因果是什么，我们一概不能知道”。（《科学与玄学》） 这些大师们的说法，与前面提到的亚里士多德的科学、技术、经验的观点一致。“运用近代的科学技术，把过去人们不曾见到的现象、事实及其关系”描写下来，其中多数是技术发明，而并非科学发现。所以，爱因斯坦也曾大声疾呼：“因果律非存在不可”。因为他最懂得现象、事实是果，只有揭示其出背后的真正原理，亦即本质原因，才称得上科学。 2003年春季SARS肆疟期间，电视上播放过对北京市朝阳医院副院长王晨先生的一次采访。他是留学西医回国的学者，谈话中他也重复了近代科学是“描写的”观点，并说：现代医学其实还不算真正意义上的科学，主要是现代技术和经验。他是SARS肆疟的数月里，我所看到的讲这一见解的唯一的人。为此令我倍感兴奋！ 据我的理解：当着现代西医借助物理学和化学的手段，对人的生命现象从组织、细胞水平进入分子水平以后，与此同时又出现了一个新的事实：即分子水平上人的生命现象与一般动物、甚至植物在这些层次上的相似性越来越多。于是接连产生了一系列不容忽视的新问题。其一，西医与人类医学本来的研究对象和目的，距离越来越远了。因为这时候西医所看到的细胞、分子水平的生命现象，已经偏离了整体状态的人的生命现象，偏离了与天地（社会、自然）一体的，处于生、长、壮、老、已全部生命过程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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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楼2006-03-05 09:45:00
| 其二，西医对疾病的深层诊断令世人倾倒，但治疗上却陷于空前的困境，特异性有效药物越来越难求。其三，针对于细胞、分子、细菌、病毒而使用的药物，使“真正的人”承受着越来越恐惧而又难以避免的毒、副作用。这些状况，正是现代西医面临的、自身无法克服的问题。我把这一问题，称之为现代西医学悖论。 关于现代西医学悖论，其实托玛斯与亚里士多得在“原形与原质”的讨论中，早就把产生这一悖论的原理，给后人讲透了。“所有的人……都从原质与原形合成”。 所以就人而言，整体水平上的人是原形，组成人体各种各样的细胞或分子是原质。原质是“潜能”，原形是“现实”。原质具有合成原形的潜能，但原形却限制着原质。如果原质脱离原形，它将无法独立存在。 按照这些原理，西医着重研究原质的人，中医着重研究原形的人。西医不研究原质的人则不是西医，中医不研究原形的人也不是中医。所以人类的防病治病任务，必须由中医和西医联合担负。只要原形与原质的原理不可推翻，中西医并存的格局将不可能改变。明智地讲，西医必须告别近代科学主义，也不要排斥和企图改造中医。因为西医不可能包揽整个医学科学，就像原质不能取代原形一样。 四、当代是重新认识中医的时候 “从鸦片战争失败以来，中国不但丧失了主权，也患上了严重的文化自卑感。整个近、现代史，我们都在不断否定自身的文化传统。不仅没有文化优越感，甚至连认识自身文化的能力和意愿都似乎丧失了。”所以中国人怀疑和否定中医的科学性，就是从鸦片战争以后开始的。这里以阴阳五行学说为例，做一些简单的回顾。 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医告别经验医学，迈入理论思维阶段，逐步发展为成熟的医学科学的方法论基础。应该说，没有阴阳五行学说，就不会有中医学。 阴阳五行学说原本不是中医的专利。《周易》是现存的最早讨论阴阳的代表经典之作。战国时期的邹衍创立了五行学说，并有《邹子》、《邹子终始》两本专着，可惜现在己经亡佚了。不过《黄帝内经》成书于邹衍以后，阴阳五行学说在《黄帝内经》中的完整地体现，应当视为邹衍思想在中医学中的具体发挥。两千多年来，《黄帝内经》始终是历代信守的中医重要经典，未曾有过动摇。 从19世纪后，先是一些接触过西方文化的中国文化名人大肆非议阴阳五行学说。如梁启超、康有为、俞樾、章太炎、鲁迅等。接着便是余云岫为代表的一些西医。非议阴阳五行，不外封建、落后、迷信之类。然而，“封建”是政治性概念，“落后”是时间性含义，原本与医学科学风马牛不相及。至于“迷信”，人常说“不知而信谓之迷信”。 而一些不懂中医的人凭着感觉而来的偏见，对中医的阴阳五行“不知而又不信”，则是更武断、更无知的迷信。这其实正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的文化自卑感在作怪。 自唯物辩证法传入国门，并于20世纪40年代末成为国家至上的意识形态准则以后，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时而被说成是主观唯心主义的，时而被说成是客观唯心主义的。20世纪30年代，浙江中医学校的杨则民写了一本《黄帝内经的哲学检讨》小书，以他所理解的唯物辩证法对《黄帝内经》做了一番诠释。虽然由于杨氏的作用，为阴阳五行学说保住了“朴素唯物论”、“自发辩证法思想”两顶“桂冠”，但是又同时使阴阳五行陷入到新的教条之中。因为杨氏的诠释，后来成为全国高等中医院校《黄帝内经讲义》与《中医学基础》的模板，这就使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唯物辩证法的解释，而难以体现其“一般系统理论”的真正含义。 20世纪60年代以后，伴随着国内政治运动的此起彼伏，中医界至少出现过三次关于摒弃阴阴五行的讨论。1974年，身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要职的岳美中老中医大义凛然，顶风而上，发表了“评论五行学说先要懂它”一文，才算平息了这场摒弃浪潮。 钱学森是中国著名的科学家，也是世界上公认的控制论的创始人之一。20世80年代他了解中医之后，多次呼吁“中医理论包含了许多系统论思想，而这是西医的严重缺点”。并直接指出，中医是典型的“开放的复杂的巨系统”。 1998年，台湾学者邝芝人出版了他的《阴阳五行及其体系》一书。他把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与20世纪70年代轰动世界的美国科学家贝塔朗菲创立的一般系统理论，相齐并论。在这里，由衷地感谢邝芝人先生！感谢他为邹衍、为阴阳五行学说平了反，感谢他把《黄帝内经》和一般系统论的之间切断了的线，重新连接了起来。 众所周知，方法论是各个学科发展的动力。在长达一百年的近代，中医学方法论一直面临着被废除、被贬抑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医如何进步、如何发展？应该说，中医到今天虽然明显萎缩，但尚未消亡，这就是万幸了。我们在感激中医学强大生命力的同时，不能不感激为中医学求生存而奔走呼号、奋力拚博的几代中医老前辈。 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中国人用不着为邹衍，为《黄帝内经》争什么系统论的发明权或知识产权。只要我们能认真地反思一下一百年来因为无知而剿灭民族优秀文化瑰宝的罪过，今后能够痛心悔改也就行了。而对于一百年来在生命线上挣扎的中医来说，现在正是中国人重新认识中医的时候，现在正是中医走向复兴的时候。 五、当代是中西配合、共同繁荣的时候 从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原形与原质的原理，到现在两千三百多年了。中医从研究原形人入手，以整体层次上的证候为研究对象，用综合（系统）性方法去探索，按照综合—演绎的逻辑规律，总结形成了中医学科学理论。西医从研究原质人入手，以器官、组织、细胞、分子层次上的结构与功能为研究对象，用分析（还原）性方法去探索，按照分析—归纳的逻辑规律，总结形成了西医生物医学科学理论。原形与原质，综合方法与分析方法，演绎与归纳什么时候可以结合为一，是否还要再经过一个两千三百多年，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类问题的融合为一，是国内外至今没有人提出过的问题，是超越当代人类理性能力的、甚至连想象也须小心的问题。更何况中医和西医各自眼前还有许许多多难题，正等待着各自去解决。 1991年，曾读过《现代中医生理学基础》一书。该书中谈到中医的脾胃时说：“脾胃的功能，大体就是现代生理学（注：这里的“现代生理学”作者指的即西医生理学。）中消化道的生理功能”。而1994年，《脾虚证研究思路方法的探讨》一文的作者，同样是用西医方法研究中医脾胃的，其文中总结说：国内开展的动物模型实验中，应用过的观察指针不下60个，大家公认的“相对特异的客观指针只有两个”。这两种说法，几乎完全相反。如果以后者的总结为依据，把前者的“大体就是”换成“大体就不是”才算恰当。 在科学上，我信守“是就说是，非就说非”，不能似是而非，模棱两可。尤其对于“中医生理”如此严肃的基础科学问题，不可望文生义，更不可替换概念。从此对“中西医结合学”，令我不敢轻易苟同。 人们当年凭感觉的印象把中医定位为“经验医学”，与休谟所批评的“感觉的印象成为观念”几乎完全一样。“中西医结合”以此为起点，当然是一个莫大的误会。 仅就基础理论而言，中医和西医各自的篇目体系就大相径庭。中医学的经络、藏象、病因、病机、诊法、治则、方剂、药物等，各自都是一个个独立的部分。西医学的生理、解剖、组织 胚胎、病理、药理、流行病以及生物化学、生物物理、细胞生物、分子生物、微生物等，各自也是一个个独立学科。即使其中的细胞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相互配合是自然的，不言而喻的。但是，假若要想“创造”出个“细胞、分子生物结合学”来，不仅没有必要，而且更没有可能。 本人从事医学工作40余年。早年与西医杨万成先生情同手足，临床上中西医配合12年余。治疗过包括乙型脑炎、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病毒性肺炎、化脓性烂尾炎、胆道蛔虫症、肺脓疡以及非手术治疗宫外孕等许多疑难重症。中西药在什么阶段配合，如何配合，至今历历在目。后来在北京，又与西医刘铁林先生同室工作16年余，至今仍常在中西医理论问题上切蹉琢磨，疑义相析。并与他合作写下了“中医科学必须彻底告别余云岫现象”一文。有一次，彼此一起讨论起这些年的体会，记得当时概括出这样几句话：尊重历史、正视现实，两个体系、一个目的，学术上独立发展、临床上中西配合。 自从20年前读叶天士临终时告诉儿子的一段话之后，我才感觉到此生本不该从医。叶氏曰：“医可为而不可为。必天资敏悟，读万卷书，而后可借术以济世。不然，鲜有不杀人者，是以药饵为刀刃也。吾死，子孙慎勿轻言医”。我不敏、又学浅，常常担心救人有失，反成刀刃。故每每进入诊室之前，便默念一遍这段话。在写下“‘中西医配合’清议”这篇文字的时候，自然也铭记着叶氏的名训。 谈到这里，还需要补充说明一点。自古以来，清议是中国读书人讨论问题的一种习惯——只代表自己，不强加于人，有用无用，说说而已。以上所及，就算是本人对“中西医配合”的一点清议吧。 |
2楼2006-03-03 17:12:20
tanduan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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