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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医生的怒吼[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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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通民众，社会媒体，政府官员的多方作用下，红包与回扣又一次让医生成为了众矢之的，道德谴责与法律制裁之箭一触即发。社会流行的搏弈论和不对称理论终于在事实面前失灵了，因为貌似强大的医生又一次群体性失声，因为作为这一职业的中国从业者，他们似乎天生就应理所当然的以羸弱之背负起道德责任的高山，似乎天生就应生活在远离物质浩繁的海洋的贫瘠孤岛。尽管医生三缄其口，尽管这不过是又一次毫无公正可言的缺席审判，尽管这注定是一桩有口难辩的冤案，但历史这一最正直的法官终将宣判医生无罪，还这群沉默者清白与公道。而我，一个纯属热心和路见不平的律师，愿在这个历史的法庭上，为沉默者作发自心底的无罪辩护，所能做的仅仅说明真相。 就在不到一年前，医生还受宠若惊的有史第一次被簇拥在鲜花与掌声之中。带给他们这一切的却是一场人类悲剧性的灾难。因为职业的缘故，他们毫无畏惧得挺身而出，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其实，他们不过是忠于职守而已，却被带上了救世者的光环。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类在特别时刻的脆弱，此时对英雄的崇拜和依赖，和医生这个职业的伟大和光荣。生命，疾病，不过是他们平时工作中所要面临的种种风险之一；休息时间，节假日的团聚，不过是他们平时生活中所要作出的种种牺牲之一。非典期间的报章杂志电视广播网络不吝版面的争先恐后的倾其所能包装了这一切。提高医生收入和待遇的声音让许多早已干涸的心又得到了久违的雨露的滋润，尽管这不过是一片精神的安慰剂。医生们决不是高强之类巧舌如簧，出尔反尔的政客小人的对手，他们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从非典结束到现在不足一年的时间里，自己就饱尝从座上宾沦为阶下囚的滋味，就如同官场人走茶凉的惯例，无权无势之后变成了落水狗或是惊弓之鸟。无奈与苍凉之中只有老实地向这样的惊人事实低头认罪伏法，非典时期关于医生医术，医德，关于医生这一职业高技术，高风险，高奉献，高体力特性的如山铁证在普通民众，社会媒体，政府官员习惯性的健忘和偏见面前，竟不过是一篇辞藻华丽内容空洞苍白无力的雄辩，无数因为职业而牺牲的无辜生命不过成了这篇精彩辩词的一个小小的感叹号，惊心动魄的抢救不过成了一出无关紧要的插曲。对于非典前后医生所遭遇的截然不同的脸谱，我却不敢指出这是自己的左手打自己的右脸这样显而易见的事实。还有残酷的事实未曾指出，有谁能保证那些被称为烈士至今被奉为英雄的医务工作者，他们就天生出淤泥而不染，从未收过红包和回扣。但这样的怀疑丝毫无法动摇这些道德的高山。 向医生开刀来解决错综复杂的医疗问题无异于向学生开刀来解决北大创办世界一流大学的问题一样，四个字：无济于事，再四个字：转移视线。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医生决不能再三成为医疗制度的替罪羊，消灭红包回扣也无法弥补医疗制度本身的漏洞和缺陷，永远做表面文章只会让我们永远生活在制度缺陷的巨大阴影之中。 医生在世界的大多数人眼中被视为人类的精英，因为这个职业是生命的守护神，保卫着人类的底线，因为这个职业凝结了知识与智慧，因为这个职业能以自己的方式给绝望的人民带去福音与希望。几乎所有把尊重生命奉为圣经的国家都用经济规律的杠杆体现智力精英的价值。中国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古语不正也说明了医生的价值，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不正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社会对知识创造财富的认同吗。但在中国的现实中，谴责对象，打骂对象，这就是医生的地位，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依然是难以改变的中国的分配格局的诸多尴尬之一。也许红包回扣造成的医生高收入的普遍印象正是父母希望子女从医，学生希望报考医科院校的主要原因，但有趣而有讽刺意味的是医科院校毕业生在踏入社会第一年的热情往往会被美好的憧憬与残酷现实的强烈反差而击得粉碎，在大多数地区，有多少人踏入医界，就有多少人被扭曲的现实改造，放弃高收入的幻想。其实这一切只因他们同许多至今仍对医生灰色收入咬牙切齿的人一样，奇怪的漠视了中国薪资排行榜：人均2-3万的年薪。这才是医生真正的污点，这同样是市场经济与价值规律的污点。一份与市场完全背离的收入，并不能抹杀行业高风险，高技术、的事实。这群可怜的人一苦读五年大学（中国本科教育唯一最长）的付出，以忍受病人难闻的恶臭，肮脏的液体，以吃饭时间抢救病人忍受饥饿的痛苦，以忍受病人的质问和纠缠甚至威胁为代价获得了这样一份回报。有哪个行业需要如此全面深入的付出，又有哪个行业这样的付出后得到是这样的微薄。这份收入于这个职业而言，无异于隔靴搔痒，杯水车薪。但在我们大多数人眼中，医生与律师同样收入稳定超群。这很大程度是美国人收入以医生律师为最在中国理论上的生硬移植，而中国根本就没有合适的土壤对此提供充足的水分和养料。中国许多人一国力不济为由拒绝医生的高收入，但现实中总有那么多人为高昂的律师费买单。中国医生从未奢望获得与美国甚至印度医生相提并论的高收入，但他们至少还有资格憧憬作为名副其实高收入者的未来。 也许有高尚的人会说，既然红包回扣无法给医生带来理想的收入，与此同时有造成了患者对医疗费用与服务的抱怨，败坏了白衣天使的形象，为什么一定要引鸩止渴而得不偿失呢？精彩的道德教化者的发问，义利之间的取舍，道德良知对人性的拷问，是人类永恒的话题。但这一切，不过只是人类精神的伊甸园，现实的乌托邦。趋利是大多数正常人无法克制的本性。当医保改革前公众不顾国家财产流失争相到医院搭药品末班车的时候，当媒体一面充当第四权对医院指手画脚，一面又充斥着虚假的医疗广告误导广大患者，扰乱正常的医疗市场秩序危害患者健康权，生命权，知情权，消费权的的时候，当焦点访谈一面不断小打小闹行使监督权对医院进行明察暗访，作为中国最负盛名的监督节目又未能在非典第一时间恪尽职守有效问责政府（南方周末在2002年11月就有相关报道），表现出媒体所应具有的职业敏感性，当政府官员在非典明显的事实面前依然玩弄数字游戏的时候，他们都没有资格将自己包装成道德的楷模，相反，因为功利和实用的目的医生在非典期间正是被他们加装了道德神话的外衣。这样的事实充分说明患者，媒体，官员虽然有权利，但竟没有资格将道德作为谴责医疗腐败的利剑，因为在挥向医生的同时，也必将指向他们自己。因此，不断的道德拷问其实毫无道德可言，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保持一颗凡人的心，不要总把自己当作真理和良知的双料上帝。于是，有人把所谓医疗腐败归结为社会道德滑坡在医疗行业的体现，英明地指出高薪养廉的虚幻。但没有人能够理解，当医生收取红包回扣的时候，他们有多少人愿意沦为物质与精神的双料乞丐，谁又心甘情愿成为众矢之的，那不过是因为付出与回报的比例就像资本主义国家的贫富悬殊一样夸张。而以高薪著称的发达国家有时也存在的回扣事件或出现魔鬼医生从侧面说明了并非中国医生才是道德的沦丧者。 红包回扣是患者对医疗收费服务不满的体现。红包主要针对的是大医院的外科大夫，红包的有无多少能给患者带来手术或住院上的便利，其实，能收取红包的多少知明医院的外科大夫，部分的外科医生，几乎从不做手术的内科医生却与之共同背负了红包的黑锅。不规范的红包收取的前规则毫无疑问增加了患者的负担，使患者形成了医生见利忘义，见钱眼开的印象。但这并不是事实的全部。至今仍在试点的点名手术制度被称为非法红包的合法化，是医院变相提高收费，甚至被成为医院垄断性霸权的体现。实际上，这些貌似公正的声音，是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患者选择权的漠视，对能者多劳多得的基本分配原则的漠视。患者完全可以选择低级别的医院，同样也可选择高级别医院的低级别医生，但他们无法得到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处于对自己生命健康的重视，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患者主动选择了高级别医院的高级别医生。尊重患者的选择权就是对患者生命健康权的尊重。而尊重患者选择权的同时有能提高医生的收入和拉大收入差别，打破平均主义的僵局，这是何乐而不为的双赢局面。有人指出，由于疾病的特性，患者选择权非常有限，当患者的选择权成为必须的义务时，选择权背离了原来的初衷，就只存在强制消费了。这又是表面的正确。其一，疫病有择期和非择期两种，而红包主要针对的是择期手术，因此这类患者完全有充分的时间作出与自己经济承受能力，疾病性质，程度等相适应的选择；其二，当医疗被赋予了消费的含义的时候，就意味着患者面临的是商品的选择，高级医生将带来的是更少的治疗时间，更少的治疗痛苦，更好的治疗效果。正常的有理性的消费者都不会幻想奥托价格买大奔这类天上掉馅饼的事情；其三，医疗市场本身不存在严重的行政垄断问题。无论非营利还是营利性医院，都是在一定市场范围内激烈竞争的独立实体，医保并非造就大医院市场垄断地位的魔鬼，因为医保的范围一大大扩大了，而改革前后，大医院的病源并未明显流失。患者之所以选择收费高，自费率高的大医院，很大程度是因为大医院高素质的人才队伍。普遍存在的药品回扣只是药品利润链中的一个环节，但以偏概全几乎成了整个社会的通病，医生是罪魁祸首几乎是全社会的共识。以药养医并非医疗收费高的根源，药品利润下降后必将由技术收费的提高作为补偿，因此，改革前后医疗收费也不会有明显的下降。实际上，消除药品回扣主要是为了净化社会的道德空气，防止医生成为惟利是图的药贩子，威胁患者的健康和生命。而对药品回扣，社会还存在一种误读加重了对医生的积怨，即出现了国产抗生素和进口抗生素药效相当这类药理常识的错误。 医疗体制改革的滞后导致了诸多问题和矛盾。医疗价格高于公众的心理预期和心理承受能力根本在于医疗保障制度的不健全。但总有人喜欢抛出医生收入过高和医院乱收费这样毫无根据的奇谈怪论有意无意的混淆视听。患者需要的是高质量的服务低价格的收费，因此，政府，医院，患者都处在是否要产业化的旋涡之中。医疗行业的特性决定了产业化和市场化的结果是高质量的服务和高价格的收费。所谓竞争能降低价格之说纯属无稽之谈，否则政府很早就可以放开市场价格了。目前的收费与市场定价相比，明显偏低，这正是政府定价的结果。患者之所以抱怨是因为要自??几分钟的时间问诊，自己的隐私被暴露，自己的知情权毫无保障，医生的态度过于冷淡而缺乏热情，他们总把这一切与美国的人性化服务相比，似乎这一切都是医生天经地义应该作的，但他们不断忽略一点，享受优质服务的代价是巨额的帐单，100美圆的门诊收费，1-2万美圆的胆囊手术费，这是没有医保的普通人根本就不敢问津的天文数字。公众在医疗收费的问题上总是抱有奥托钱买大奔的奇怪心理，总希望市场经济的服务和计划经济的价格共生存。他们为医生设置了太多理论上的应该，这却成了他们自己的枷锁和桎梏以及深不可测的陷阱。网上许多诸如医疗产业化黑幕之类拙劣但确实反映出普遍的社会取向的文章。之所以说这类文章拙劣，是因为他们根本就无法自圆其说，举左手反对医疗产业化带来的高昂收费，举右手又反对计划经济的服务，大脑却忘了医保才能让二者兼而有之。关于患者是否是消费者之争不过是看中了消费者的种种权利，他们却有意忽略了真正的消费对象是由市场决定价格的。 国有大医院在运行中就像国企一样笨拙臃肿。庞大的后勤和行政又是官僚作风在医院的具体表现形式。所谓稳定，团结成了大锅饭和平均主义的护身符。在瞬息万变的医疗市场中，庞大的管理集团以按部就班的姿态故步自封，同时又在各个方面制肘处在第一线的医生护士，同时本身就是市场竞争中的包袱和医疗价格虚高的成本因素。医生的住房要经房管部门，临床科室在人事上缺乏自主性，中层干部的任免几乎全凭院长眼中的一张关系网图谱，对于好大喜功或是利益所驱的基建院长或主管基建的职能处室的修楼盖房计划毫无发言权，他们只有任凭自己的血汗钱流进建筑老板或掌权者的腰包，或成为领导升迁的理由，哪怕有些项目丝毫不切实际。国有医院就像一座计划经济的堡垒，不知何时，那些豪华的建筑将成为一座计划经济的博物馆，纪念碑，但几乎所有的人都诅咒那成为一座埋葬计划经济的坟墓，只有那时，医生才能在市场中自由驰骋，远离一切的道德指控。遥远的未来终将还医生以清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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