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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立法应以促进学术发展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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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研究院） 在《中医法》起草之前，应当广泛讨论中医学的学术特质，充分阐述中医独立的特色与优势，这对做好中医立法工作是很有必要的，也是十分紧迫的。笔者认为，正在起草的《中医法》应当立足于促进中医学术发展。 “科学主义”使中医已无谈病能力 中医做了几千年的“治病工”，然而，西方医学传入之后，“科学主义”把解剖实证的病理病灶作为疾病的惟一本质，把人的主观症状当作表面现象，从根本上断绝了中医谈论疾病的可能。因为中医的四诊很难发现“内在的病理病灶”，治疗只追求“辨证论治”，所以中医只能在西医的病名之下“辨证论治”，成了西医治疗的补充措施。 中医“辨证论治”所依据的“证”，是疾病本质的反应，还是疾病的表面现象？“证本质研究”如果是为了证明证的客观性、可靠性，那是无可争议的；如果认为“证”的背后才有本质，证是不可靠的、非本质的，要用实验数据代替传统的“证”，那就使中医的“辨证论治”的基本特色建立在了沙滩上，中医理论似乎成了摇摇欲坠的“楼阁”。 笔者认为，“证”反应的是复杂的分子机制，是微观领域复杂变化的动态反应。微观领域复杂分子变化，即可以产生病理病灶，也可以产生证候，两者可以同时出现，也可以分别出现。两者同时出现的时候，也就是既有病灶又有证候的时候，病灶是相对稳定不变的，因此才有诊断与鉴别诊断；证候是随时变化的，是整体上表现的状态，是状态的疾病本质，它不会按着固定不变的“证候规范”而存在；同一个病理病灶，在不同的人身上，或者在同一个人的不同时期，可以出现不同的证候，表现出病灶与证候的分离，这与微观领域的复杂变化有关，不是病灶决定证候，这也是中医辨证论治的客观依据。占人群75%的“亚健康”只有证候而没有病理病灶，也充分说明中医药“辨证论治”的优秀与独特。 “候之所始，道之所生”。中医研究证候已经研究了几千年，不但有深刻认识，而且有丰富的治疗措施，安全而有效。邓铁涛教授最近在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中说，美籍华人何大一教授发明了鸡尾酒疗法治疗艾滋病，这一世界水平的治疗法则很了不起，但这只相当于中国商汤时期的伊尹《汤液经法》的水平，因为它只是几种抗病毒药的合理搭配，还赶不上中医药的汤剂配伍。一剂汤药里，既可以有抗病毒的多种化学成分；也可以同时有许多提高免疫力的化学物质；还可以同时具备改善血液循环、改善肝功、促进消化、有利睡眠等等众多功能的化学物质。这许多的化学物质，在分析化学家的眼里是完全不好说明的，是十分混乱、毫无规律可言的，而在优秀的中医眼里则是法度森严，理法方药丝丝入扣的。 已故中医李阳波说：“西医要研究一味药，需要经过长期的试验和一系列严格的鉴定，耗费大量的资金，可是中国的医师们不同”。“我们加上一些中医的思维方法，加上一些中医的特点，那么，我们就是一个随时随地的药物制造公司”。此言深有见地，优秀的中医随手就是一个制药厂！他们随时随地制造的丰富药物，是许多高级药物化学家一生都难于分析清楚，更难于制造出来的。当然，隔行如隔山，化学家认为不可思议的事情，优秀的中医随时都在做。他们以优秀的中医理论，驾驭着不可思议的“植物化学集团”。笔者主张“不能用管理西药的方法管理中药”。 《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使中医不能姓“中” 《医疗事故处理办法》是完全以西医的诊断标准作为判定医疗事故的准则，已经完全不考虑中医药的特殊性。中医为了适应这一生存规则，必须先进行西医诊断，然后才考虑中医的治疗问题，在西医的病名下辨证，中医本身已经处于从属地位，没有独立的司法保障，穿着西医的“防护服”谈中医特色，中医学术能够在这种氛围下不断发展吗？ 《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另一个不可取的地方就是“倒举证”。西方很推崇人的自由，欧美法系在法律上主张无罪假定，也就是在没有证据证明嫌疑犯是罪犯的时候，他就是无罪的，“疑罪从无”，这的确是保障人们享有自由的好法律准则，我国的司法体系也采纳了这种先进的法制思想。对于中医药的医疗活动的判定也应如此，如果没有充分证据说明其诊疗措施是对人体有害的，就应当是合法的。而《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却违背这一司法思想，《医疗事故处理办法》规定在医疗纠纷之中，适用举证责任倒置，比照《消费者权益保障法》执行。诚然，患者对于医院来说属于弱者，应当同情，应当支持他们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但是医疗过程，也是一个医生、医学探索未知的过程，如果未来的道路上布满陷阱，随时都会把医生、医院陷进去，这就迫使他们在进行医疗活动的时候，首先考虑的不是要帮助患者减轻痛苦、减轻他们的负担，而是时刻要“保全证据”，保护医生、医院自身的不被起诉，起诉了不至于输官司，把每一个患者都当作潜在的“诉讼对象”，做许多不必要的“证据检查”，开大量的“高水平消费”的药物，进而加剧了医患之间的矛盾。 中医学历来倡导医生与病人是密切配合的标本关系，而且病人为本，医生为标，“标本不得，其气不服”，疾病就治不好。历代名医都主张医生要做“普救含灵之苦”的“苍生大医”，怎么就适用有罪假定的“倒举证”呢？笔者认为，《医疗事故处理办法》阻碍医学发展、不能真正从根本上保护患者的利益；用《医疗事故处理办法》来约束中医，根本不考虑中医药诊断与治疗的特殊性，这样下去将会窒息中医学的创新，会导致中医药事业的衰退！ 不规范的医疗市场淘汰中医特色 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商品的价格应当反应社会劳动的多少，也就是价值与价格应当具有相应的比例关系，尽管按照供需关系的不同可以有所波动。在市场的竞争之中，应当优胜劣汰。但是，现行的医疗市场是一个不规范的市场，医院对于药品的选择出现了十分罕见的怪现象。由于所有的药品都是按一定的“加成率”来决定价格，也就是不管你购进药物的价格是多少，一律在购进的药价上再加上固定的百分率作价出售，实行高进高出，低进低出。因此，相同的药物，相同的质量，药商定价越高的药物品牌越受医院欢迎，定价越低的同一药物就会无人问津，这真是一个怪圈，同一质量下，我们不是在淘汰高价药，而是在淘汰低价药，中医在医院里也是如此。 韩济生院士等反复证明，一根银针治疗患者，不同的刺激之下，可以促使人的大脑产生强啡肽、内啡肽、类啡肽等20多种镇痛的吗啡样物质，然而，因为针刺麻醉的收费价格太低，没有经济效益，在临床上几乎很少有人用。一根艾条灸几次，就可以让艾滋病患者的顽固性腹泻停止，解决了现代医学的一大难题，但因为挣不到钱，也已经被闲置了。“简便廉验”的中医特色，在不规范的医疗市场之中将被逐渐淘汰。 邓铁涛教授在《正确认识中医》一文中说：“什么叫现代化？就医学而言，不应只追求形式，不应以时间定位，应该用最少的支出，以最短的时间，达到最佳的效果，这才是世界人民对现代化医学的要求。病人住院从头到脚，做各种仪器检查，出院交费几十万，这就是现代化吗？继承与创新是一对矛盾，两者不能偏废，但具体情况不同，矛盾双方会有所侧重，不能一成不变地去看待问题，处理问题。以中医药学而言，继承与创新都重要，但如今显然继承不足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中央对中医工作的指示首先指出——‘中医不能丢’。因为中医几千年得来的宝贝丢失的太多了。努力发掘宝库，加以整理就是创新。但可惜的是，我们当前的医、教、研，都努力引进西医的东西用以说明中医之理论，或以西医的理论改造中医的精华，以为是在创新。这种错误的倾向，影响中医的发展已数十年了，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省。” 在《中医法》起草的关键时刻，我们应当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医药的传统特色，为中医药赢得独立的学术地位，用我们自己的标准去诊断患者、治疗患者，用几千年行之有效的方法评价治疗的结果。现代医学的方法可以参考、可以吸纳，不可以尾随，更不能一味盲从，不能失去独立的学术特质。 [ Last edited by cgh on 2006-1-31 at 00:0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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