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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地苑赤子——杨遵仪院士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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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苑赤子——杨遵仪院士传略 “一生勤奋，学问渊博名传海内外；甘为人梯，呕心沥血无私育新人”，这是中国地质大学师生对杨遵仪教授的赞誉，也是对他学者生涯的概括和总结。 一、艰苦的求学道路 杨遵仪教授于1908年10月7日出生在广东省揭阳县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大家庭中，全家生计靠父亲行医维持。他在潮安、澄海和汕头等地的几个教会学校念完小学，又在英国人办的教会中学华英中学上了3年初中。后因该校停办，又无钱就读别的学校，只好辍学在家。为了挣钱糊口，经人介绍到《大新潮》报社当校对员，并在报社负责人办的大中中学就读。他晚上工作，白天学习，由于读书认真勤奋，他的成绩在班上一直处于前列。高中毕业后，他留校当了英文教师兼图书管理员。在此期间，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学校的藏书，广泛地吸取各方面的养料。在一位语文老师的介绍下，他看了《帝国主义侵略下的中国》和《共产主义ABC》等书籍，接受了书中的思想。时逢英帝国主义者制造上海“五卅惨案”，他对这种侵略行径义愤填膺，把中国这种任人宰割的现实归因于国家的经济落后，由此萌生了学经济的愿望。他节衣缩食，积攒了一百多块大洋以继续求学。1929年夏天，在同时考取了南京第四中山大学(现南京大学)和上海暨南大学后，他选择了暨南大学政治经济系。学了1年，他感到该校非念书之地，第2年又慕名考上了清华大学，继续学习经济学。当时国家腐败的政治经济状况，使他觉得学习经济学前途渺茫。恰巧，他的同屋程裕淇同学学的是地学系，经常提到他们系在翁文灏教授主持下办得如何的不错，而毕业后将要参加调查矿产、研究各种地质问题，十分有意思等等；受程裕淇的影响，第2年就转到地学系学习，由此决定他的地学专业方向。 清寒的杨遵仪为了支持学业，不得不找个校图书馆助理管理员的工作，服务费每小时2角，每月得10—12元，解决了膳费和杂费。这个工作给他提供了各主科的重要参考书，关于地质学科方面，包括英、美、德、法的书籍他尤其熟识，经常浏览、查阅各种参考书的有关章节，坚持作摘记、写卡片，发现问题，深入思考。为此他先后选修法语，又旁听德语，借以扩张阅读文献能力，同时熟练地掌握了英文打字技术。“不依赖别人，自己勤动手”，这是他的生活信条。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用英文完成的毕业论文《中国地质文献目录》被当时的北平研究院评为1933年度地质矿产研究获奖论文，由此他得了一笔奖金。论文正式出版时，王宠佑博士在序言里称作者为中国地质学界的“尼克斯”(北美地质文献的编者)，认为这本文献目录比较全面系统地编辑了当时的各类书刊论文，会受到国内外地质界的欢迎。 毕业后，杨遵仪留校当了两年助教，1935年他考取了美国庚子赔款公费留美生。出国前他旁听了北京大学葛利普(A.W.Grabau)教授的四射珊瑚课，在杨钟健教授指导下总结了中国腕足类化石的研究情况，为出国深造进行了充分的业务准备。1936年9月，他赴美进入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研究院，在著名地质学家C.O.Dunbar教授指导下学习古生物学及地层学，埋头苦干了3年，以出色的成绩取得了哲学博士学位。 学业终于告一段落，杨遵仪又面临前途的选择。当时，祖国的美丽山河正遭受日本军国主义者铁蹄的蹂躏，国难当头，为了对国家民族做点有益的事情，尽自己一份心、一份力，他终于在1939年秋回到了祖国。经孙云铸教授介绍，受聘为中山大学教授，兼该校地质系系主任和两广地质调查所所长。 1946年10月，杨遵仪回到北平清华大学地学系继续任教，在这里他接触了不少进步的师生，在他们的影响下，他同情和支持爱国的学生运动，殷切希望停止内战。在国民党军警搜查学生宿舍时，他为学生保存了一箱被当局查禁的书刊。解放前夕，他还为系里看护了显微镜等教学设备。 北平和平解放后，杨遵仪在清华园听了陈毅司令员的报告，对报告所说的共产党重视知识分子、加强爱国统一战线的政策感到十分高兴。1950年12月，他参加了九三学社，担任支社委员，配合校党委做了不少工作。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成立北京地质学院，他是建院的负责人之一，先后担任过副总务长，专修科主任，水文系、石油系、普查系和地质系的系主任，为国家的地质教育事业努力工作。1956年，他与郝诒纯、陈国达合著了《古生物学教程》，这是我国自己编著的第1本高等学校古生物教材。1960年他和同事们创办了我国第1个“地层古生物专业”，1962年，在国内首次开设了“生物地层学”课程。在几十年的教学活动中，他讲授过古生物学、地史学、地层学、生物地层学和古生物学专题讲座等多门课程，培养了大批大学生、研究生和进修生，许多学生现在成了各单位的学术带头人或技术骨干。有的已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国内外著名的学者，可谓“名师出高徒”。 二、卓越的学术贡献 杨遵仪教授对无脊椎古生物的许多门类都有深入的研究，对国内外各时代地层的系统发育和划分对比有深入的了解；他十分重视地层学原理及方法的研究，尤其擅长腕足动物、软体动物、棘皮动物和晚古生代及中生代三叠纪地层的研究，发表了数十篇这方面的专题论文，造诣颇深。他组织领导了对古生代与中生代之间生物绝灭事件的成因、二叠系与三叠系界线及其上下矿产形成规律的研究，并选择中国南方3个二叠系—三叠系界线剖面作为国际候选层型，从而推动了这一研究的深入开展。这些研究成果及研究方法反映了国内的先进水平，指导了这些学科的研究方向，特别是对祁连山、贵州中部和西藏地区古生物的研究成果，奠定了这些地区开展古生物地层研究工作的基础。杨遵仪教授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1.在古生物学研究中多有发现与建树 对古生物学，杨遵仪研究较多的是腕足类，其次是软体类、棘皮类和节肢类。在其研究中且多有新发现和创新。 (1)对腕足类的研究 1948年他整理袁复礼教授西北科考材料，对新疆乌鲁木齐东北石钱滩剖面中的腕足类化石进行研究，鉴定了13个属，16个种和变种，发现了2个新种和2个新变种，并根据该类化石将石钱滩组地层划归上石炭—下二叠世。 祁连山是我国很重要的一条造山带，矿产资源远景很广阔。为了搞清楚那里的地质构造，以便于找矿及经济建设。50年代后半期，杨遵仪参加祁连山地质科考队，带领小组研究了该区的二叠—三叠纪腕足类，进行了地层划分和对比，为其后区域地质调查、找矿打下了基础。 从1964年起，杨遵仪就和徐桂荣研究贵州省安顺县青岩狮子山三叠纪腕足类，应用切片研究其内部构造，并根据种群壳体的内外特征变化，按重演律鉴定种及亚种。他们所定的种属已经被各方面专家所引用。 在研究中，杨遵仪主要按种群和重演律定种。所谓种群，即在同一地点，同一层位所产的同种化石，尽管形象稍有差异，但内部构造相同应属同一种群代表，而鉴定不同种群，或者定新属种、亚种等，应根据生物系统(谱系)演化。由此避免仅仅根据形象少许差异来定新种或亚种，从而使古生物属种鉴定更加合理可靠。 杨遵仪、史晓颖对藏北中侏罗统沟孔贝(Holcothyris)内部构造进行了研究，并修订了Buckman的研究；对藏北青南的11种逾110块标本进行了观察，并对16块标本、逾400个切片中沟孔贝的内部构造和腕环进行了定性和定量研究，对它的地理和地层分布进行了讨论，对它们的分类进行了修订和整理。这是对腕足类一个属极为深入研究的一例。 杨遵仪教授在参与和指导我校西藏科考队研究西藏阿里地区石炭—二叠纪腕足类化石过程中，特别注意对其生长环境，即古地理、古温度的研究，并以此为根据将腕足类化石按组合特征进一步划分为：南方型(喜马拉雅型)和北方型(多玛型)。探讨各型的地质时代、古温度与地理纬度，为古地理演变，特别是构造地块的运动提供了科学依据。 发现藏北中侏罗世腕足类对古地理研究颇有新意。藏北中侏罗世腕足类，特别是沟孔贝的发现，证明其分布不仅限于特提斯东段的中缅地区，在藏北地区也有很好的发育，并且都生活在海洋环境，从而证明藏北在中侏罗世时期处在一片汪洋之中。 (2)对腹足类的研究 腹足类为软体动物门最大的一个纲，生长演化的时间很长，最早出现于寒武纪，一直延续至现代，杨遵仪教授对获得的国内资料进行了精深的研究。 50年代中期，他与许杰、尹赞勋编著的《中国标准化石无脊椎动物第三分册，腹足纲》总结归纳了中国50年代前所发现的腹足纲重要属种标准化石，描述了它们的特征，并讨论了产出层位，不失为一本腹足类标准手册。 对西藏阿里地区的腹足类作了系统研究、鉴定，划归为14科、26属(包括1个新属)、31种(包括12个新种、3个相似种、8个未定种)，并逐一确定了它们的地层时代、层位、地理分布；还与其他地区作了对比。连同其他化石门类，为阿里这一新地区地层划分对比奠定了基础。 为确定祁连山中奥陶统作出了贡献。50年代末期，杨遵仪教授研究采自甘肃酒泉北祁连山白杨河地区的软体动物群，并与其他地区进行了对比，认为：这些软体类应该是中奥陶统的产物，随着中奥陶世海侵的广布，软体类散布于生态条件特别适宜的地方，如白杨河地区，它们大量繁殖，以至形成该区中奥陶统壳相堆积的主要化石群。 (3)对双壳纲的研究 杨遵仪教授等对西藏阿里地区白垩纪固着蛤类进行研究。固着蛤类是软体动物双壳纲的一种特殊化石类型，也是侏罗—白垩纪海相地层中的重要化石类别之一，主要分布在特提斯海域。西藏白垩系甲岗群中含有丰富的固着蛤类，经研究，确定有4属4种及2个未定种，其中包括1个新属3个新种，均产于早白垩世晚期—晚白垩世早期的碳酸岩中；还进一步讨论了其生态特征和古地理环境。从其分布、对比，确认被雅鲁藏布江大断裂和班公湖—怒江大断裂所分割的岗巴、喀喇昆仑地区，仍属同一生物地理区。 关于美国D2 Traverse群与广西D2双壳类的对比研究，说明该期双壳类具有一定的国际对比意义。 (4)对头足纲的研究 头足纲是软体动物门中最高级的一纲，全系海生，开始出现于晚寒武世，一直延续到现在，分布极广，是很重要的一类标准化石，引起广泛研究。杨遵仪关于西藏南部侏罗—白垩纪若干箭石的研究，填补了国内空白。 (5)对棘皮动物门的研究 棘皮动物是一门高级的无脊椎动物，该类化石在我国十分丰富，古生代和中、新生代海相地层中均有发现，但其中蛇尾纲却为少见，杨遵仪于1960年对贵州三叠纪蛇尾纲化石的鉴定，1982年关于西藏阿里地区侏罗纪蛇尾纲化石的描述(与聂泽同合作)，填补了我国对这一纲研究的空白；1979年关于陕西渭北石千峰群海百合个体的研究及1982年对西藏定日苏日山上三叠纪海星类的鉴定，都属于稀少珍贵化石的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 (6)对蠕虫动物门的研究 蠕虫是动物界的一大门类，其中虫颚在我国极少报道。1982年，杨遵仪与陈燕合作研究桂、滇、川泥盆纪虫颚，作了系统的分类和种属描述，填补了我国对这门动物研究的空白。 (7)对节肢动物门的研究 1980年，杨遵仪和洪友崇对河北围场发现的淡水鲎虫化石进行研究。淡水鲎属于节肢动物门甲壳纲，已知始于石炭纪，繁盛于中生代，延续至今，种类有限，分化明显，个体极多。该研究对其科、亚科和属的分类作了探讨及描述，并强调分类应以组合特征为依据；记述了15个新亚科、2个新属、3个新种，其成果不但提示了这一发现，填补了我国古生物学的空白门类，而且在地层对比、确定地层时代上也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8)对遗迹化石的研究 杨遵仪是最早研究我国四川峨嵋、甘洛晚震旦世—早寒武世遗迹化石的学者之一，他论述了这些遗迹化石的地层分布、分类、层位和种属特征。为地层的划分、对比和沉积相分析提供了依据，也为了解该时期后生动物发展和演化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2.在生物地层学、界线层型剖面和事件地层学研究方面居国际先进水平 (1)在生物地层学研究方面多有贡献 杨遵仪在进行古生物研究中，始终紧密结合地层学，根据地层中所含化石进行生物地层带的划分和对比，以研究生物与环境、化石带与岩相的关系等。所以，在生物地层学方面，犹如他对古生物学的研究，广泛而多贡献，他尤其注重中国二叠—三叠纪地层的研究。 1962年他关于青海天峻县德令哈巴音河二叠—三叠纪地层的研究，为这一新地区的生物地层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1983年他与其研究小组关于南祁连山三叠系的研究，非常广泛而深入，为这一地区生物地层学研究起了立典作用，其成果获地质矿产部科技成果二等奖。 杨遵仪教授对中国三叠系研究更有贡献。他与研究小组共同发表的《中国三叠系》，是对我国三叠系研究极全面、极系统的总结，对中国三叠系的区划、分布和发育规律，年代地层分类及海相与陆相地层层序特征和划分，上下界线的厘定，古地理特征等都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这一成果，作为《中国地层概论》的一章，获地质矿产部科技成果一等奖。 (2)界线层型剖面研究多有建树 80年代以来，杨遵仪着力于国际上比较关注的二叠—三叠系界线的研究，他积极参加并组织领导有关国际合作研究项目，对我国二叠—三叠纪之交的地层界线、过渡层、生物群的分带与对比，古生代与中生代之交海洋生物界的更替，沉积相特点及分布，二叠—三叠系的接触关系，古地理特征，地球化学特征及有关地质事件等，进行了综合研究。华南具有迄今已知世界上最广布的二叠—三叠系海相连续地层和最完整的化石带，从而为寻找和确定二叠—三叠系界线层型剖面和点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这一研究无疑是80年代这方面工作的最主要成就之一。研究成果中包括从测制的超过30条剖面中选出广元长江沟、长兴煤山、邻水华蓥三条剖面作为界线层型候选剖面，安徽巢县、福建龙岩等4条剖面作为参考剖面，24条作为辅助剖面，他为把国际二叠—三叠纪界线层型剖面和点确立在我国作出了重要贡献。其重要研究成果——《华南二叠—三叠系界线地层及动物群》被国内外广泛引用，并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 (3)事件地层学研究获重大进展 地质历史时期发生了许多事件，二叠—三叠纪之交地质事件更引人注目，如大面积海退、生物集群绝灭及广泛的火山活动等，我国是研究这一时期事件的有利地区。为此，杨遵仪和他的同事经过努力，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地科联、我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支持下，开展IGCP203项目《东特提斯二叠—三叠纪地质事件及其洲际对比》和《东特提斯二叠—三叠纪过渡期地质事件》的研究，取得的成果有：①对华南二叠—三叠系界线附近的海水进退规程、沉积环境特征的新认识，为界线划分及层型剖面选择提供了新的资料；②对华南晚二叠世火山活动的范围、物质成分及其对生物绝灭和粘土岩成因有了进一步认识；③从地球化学特征所反映的灾变环境提供了一定数量的测试数据和事件证据；④揭示了二叠—三叠纪之间生物更替十分突出，一些生物衰亡、绝灭的原因；⑤从粘土岩层中取得了大量微球粒，测试了它们的成分，区分出它们的类别，现已证实其成因有生物的，也有火山的，还可能有外来力量撞击的产物，所提供的各类数据是地质界可以长期使用的科学记录。其重要研究成果：《华南二叠—三叠纪过渡期地质事件》获地质矿产部科技成果二等奖；《东特提斯二叠—三叠纪事件与西特提斯地层划分及对比》及《环太平洋晚古生代、早中生代事件及其全球对比》等国际合作成果，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上述成果均反映了当前事件地层学研究的最高水平。他和程裕淇、王鸿祯三位院士合作编著的《The Geology of China》1986年由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影响深远。他还著有《贵州中部中、上三叠统腕足类》、《桃李满天下》等9部专著和逾60篇论文。 三、广泛的学术交流 杨遵仪教授在国际古生物界有着广泛的联系和影响。自1980年以来，他长期担任国际地科联地层委员会冈瓦纳地层分会，二叠系、三叠系分会，二叠—三叠系界线工作组等组织的委员，曾是第一个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地科联共同领导的地质对比计划(IGCP)项目中担任负责人的中国学者，曾任203项目组长，1988年又担任IGCP272项目副组长，为推动国际合作交流作出了贡献。他多次率代表团参加国际学术会议。1979年6月下旬赴荷兰和英国考察IGCP“时间准确性”项目的研究实况，交流了经验；1980年2月率代表团赴新西兰惠灵顿(Wellington)参加第5届冈瓦纳地质讨论会，作了《华南海相二叠—三叠系界线》报告；1984年7月随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了第27届国际地质大会，作了《华南二叠—三叠系界线及生物地层分带》、《西藏及邻区的下冈瓦纳岩系及古地理古构造意义》的报告，同时主持召开了IGCP203项目工作组会；1985年3月至5月，应美中学术交流协会邀请进行了为期两个多月的讲学、访问活动，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耶鲁大学、美国地质调查所、华盛顿古生物学会、纽约自然博物馆等单位系统讲授了中国地质构造特征、地层界线问题和中国的油气地质。参观了许多大学、研究机构和博物馆，与许多知名地质学家及有关学者讨论交流了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应邀出席了美国国家科学院第122次年会。他多次接受了美国记者的采访，回答了他们提出的各式各样的问题，美国几家报纸详细登载了他的谈话和活动。一位记者写道：“他的信仰坚定，认为经过半个世纪的考验和教训，中国现在有了一个稳定的、注重实际的政府，他充满信心地表示，10亿中国人民正在团结一致向既定目标前进。”记者评论说：“从最近的采访看出，杨教授不仅是一位优秀的学者，同样是一位代表他的祖国的令人信服的大使，他毫无拘束地谈到了所有方面的问题，包括家庭生活、政治生活和道德品质。”同年8月中旬，他又率代表团赴美出席了第6届冈瓦纳地质讨论会，在会上作了《西藏阿里地区中生代生物群特征与西藏地壳构造演化的关系》的报告，同时主持召开了IGCP203项目工作组会；1986年6月底至7月中，他又率代表团赴意大利参加有关西特提斯二叠—三叠系界线的地质考察和讨论会，作了《中国二叠—三叠纪事件研究的进展》的报告，并担任大会执行主席。会议期间主持召开了IGCP203项目工作组会。1990年初他赴澳大利亚参加IGCP203项目工作会议，后又到新西兰出席第2届国际腕足类会议，报告了与史晓颖合写的论文《青藏高原侏罗纪腕足动物序列》；同年9月下旬又赴阿根廷参加国际石炭—二叠纪地层会议，报告了与梁定益、聂泽同合作研究的成果《冈瓦纳北缘及扬子陆块西缘二叠纪两个水下拉伸—沉积事件》；1992年8月20日至9月15日出席了在日本京都召开的第29届国际地质大会，报告了与殷鸿福、吴顺宝等人合作的论文《华南二叠—三叠纪事件》。1992年他被美洲地质学会选为终身荣誉会员。1992年以后，已是80高龄的杨遵仪教授又多次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和进行学术交流。一位外国记者描写说：“他脸上的皱纹表示了他的年龄，但他的精神却像年轻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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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高尚的道德情操 在“十年动乱”中，杨遵仪教授被批判为“反动学术权威”，关进了“牛棚”，但他自觉无大过，心里很坦然，始终保持乐观的态度。学生们都知道他很有学问，非常欢迎他一同到安徽贵池地质队参加对口劳动，又到湖北江陵和江西909地质队参加教学实践。这时他虽然还在接受批判，但一有空他就学习英、德、法3种文字的毛泽东著作，他坚信语言工具今后还会有用处。事实也正是如此，1971—1972年，就有人找到江陵去请他审查中国学者赴尼泊尔、苏丹等地考察石油的报告译稿；1973年，师生返回北京组织起来搞科研，他顶着“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跑遍北京几个大图书馆，查阅了多年不见的各种外文期刊，分别向地质学院的教师和地质科学院的研究人员系统地介绍了这些年国外地层古生物研究的最新成果和动向。还充当外语教员，给本院的中青年教师开办了英语班和法语班，为动乱结束后的研究工作迅速缩小因动乱而同国外拉开的差距创造了条件。 北京地质学院迁校期间，教学科研工作长期难以正常进行，杨先生便主动去中国地质科学院帮助工作。自1972年8月至1978年秋整整6个年头，年逾花甲的杨遵仪每周3天挤公共汽车到地质科学院上班，协助著名地层古生物学家许杰主持编辑《地层古生物论文集》，指导中青年工作。每天，只要他一到，来问问题的、请求帮助修改文稿的、请求帮助审阅译稿的人就接踵而至。不管工作多忙，他总是有求必应，从未表示过厌烦。一时解答不了的，便带回学校翻资料、看实物，然后及时将答案告诉求教之人。他记不清曾经帮助过多少同行修改过文稿、解答过问题，他只想着要赶紧把自己的知识传给年轻的同行们，让大批新人迅速成长起来。 地质科学院古生物室的一些中青年人因外语暂时不过关，不能及时掌握国际上的学科前沿动态，杨遵仪看到这种情况，就主动提出为他们办个英语班。那正是全国上下在大批“洋奴哲学”的时候，干这样的事是要冒极大风险的。但是，为了国家的地质事业，教的人和学的人都愿意冒这个险。他选了一些地层古生物方面的英文文章，给几十个人讲授了1个月。后来，又应一些人的要求讲授了法文。现在，这些听课的人都在学术上取得了成就，其中许多人在国际学术交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就是对杨遵仪教授讲学的最好报答。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1978年国家进一步拨乱反正，将重点由“阶级斗争”转向现代化经济建设，科学技术由此受到高度的重视。在这种新形势下杨遵仪心情十分舒畅，他不仅在教学科研中更加埋头苦干，而且还关心一些大事情。他看到教育事业在文化大浩劫中遭到严重摧残，原北京地质学院因外迁迟迟不能恢复办学能力，学校多年不招生，地质技术干部青黄不接、后继乏人，对此状况他十分着急。1978年5月9日，他和原北京地质学院副院长袁见齐等8位老教授，再次给邓小平副总理写信，建议“在新校址建成前，利用原北京地质学院的房屋(大部保留)、设备(大部在京)等条件和经常必须在京工作的师资力量创办研究生部，培养研究生”。仅过几天，即5月15日，邓小平同志批示为“好意见”，要教育部商同国家地质总局处理。教育部副部长李琦接见了学校代表袁见齐、杨遵仪等人，传达了邓小平的批示和教育部的支持意见，杨遵仪听了心情很激动。1978年9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武汉地质学院北京研究生部，杨遵仪担任了学术委员会委员、地层古生物研究室主任。从此以后，他的工作更加繁忙了。 除了给武汉地质学院北京研究生部的研究生讲授《生物地层学》和古生物专题课外，杨遵仪还承担了国内一些地质单位的咨询任务，经常外出活动。1978年秋，他应宜昌地质矿产所邀请，赴海南岛石碌矿区考察，解决了有争议的地层问题，与汪啸风、曾令初合作完成了《关于石碌矿区地层划分与对比》的论文。 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后，许多地质学科的专业委员会相继在国际学术组织中恢复了合法地位，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日益频繁，许多地质方面的学术代表团出国所带论文的英文稿或摘要，不少都经过杨遵仪修改或定稿，一部分还请他全文译出。仅参加第25届和第26届两次国际地质大会的论文，就有近50篇是他翻译或经他修改过。他的工作大大提高了译文质量，使我国地质科学的新成就能够如实地介绍到国际地学界，为祖国争得了应有的荣誉。一天深夜，当杨遵仪匆匆登上4层楼，将一份赶着修改出来的译稿亲自交给作者时，那位中年教师感动得热泪盈眶，连声道谢。杨遵仪对她说：“多年来，国际地质大会的讲坛上听不到我国学者宣读的论文，我心里十分不安，今年有那么多论文提交大会，我感到十分高兴！”修改译文是一件既辛苦又默默无闻的工作，杨遵仪总是有求必应，严肃认真地完成。他认为：“只要在地质事业这部大机器中起到了螺丝钉的作用，我心里就感到很愉快。”送来请他评审或修改的论文、译稿、教材和各种手册经常堆满了他的书桌，不论对同辈专家还是年轻同志，本单位的师生还是外单位的同行，他都一视同仁，真诚帮助。有一位外单位的中年教师，因患病影响了学术研究，对自己写的一篇古生物论文能否发表把握不大，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来找他，当时杨教授的任务安排得很紧，而这篇论文需要加工修改的工作量又比较大，但为了帮助这位教师，他还是留下了化石标本和原始资料，花了大量的时间进行检查和修改。他还不顾7旬高龄，两次骑自行车到北京大学那位有病的教师家中讨论问题，助人可谓尽心尽力。 杨遵仪乐于助人并不是只对找上门来求助的人而言的，他还主动关心他人的工作。当他看到一份对外发行的地质杂志英文摘要错误较多，就主动向编辑人员提了出来。后来，杂志编辑部每期都将外文摘要送来请杨遵仪修改，周围的同事说他自找麻烦，他笑道：“我这人就是爱多管闲事。错误太多的稿子发出去，有损国家的声誉嘛。” 杨遵仪热心提携后生，也很乐意为同辈老专家排忧解难。他同地质界几位因年迈或有病而精力不如他的老专家共事时，总是把较重的任务担起来，还风趣地说：“我当他们的老助手！” 对中青年人，杨遵仪不仅在具体业务上热忱地帮助他们，更可贵的是他还十分注意在思想作风上进行传帮带。请他审查稿件，有不妥之处他必定亲自动手仔细修改，而对有的稿件他还要核对原始资料和翻阅有关文献，给后学者树立了好的典范。有一天深夜，他上门去叫醒一位入睡了的中年老师，告诉他有一个英文字母写错了，让他立即改过来，因为第二天一早稿子就要送走。治学如此严谨、认真、细致，令人感动。因此，有关编辑人员说：“杨老师审过的稿子，我们最放心。” 一位位来访者，一份份送审稿，占用了杨遵仪不少科研和休息时间，而时间对一位老科学家来说又是那么的重要，为了抢时间，他经常工作到深夜，就是排队买菜，在医院候诊或乘坐汽车他都常常手不释卷。组织上安排他到风景区疗养，他也谢绝了。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工作如此紧张，老伴为他着急，他的同事们也很担心，研究生部曾为此写了张“安民告示”贴在他家门上，请来访者关心杨老的健康，有事先到办公室联系安排。有一位远道来求教的人曾因此而没敢麻烦他，杨老师得知后心里十分不安。他说：“人家遇到困难需要帮助，只能拉他一把，不能把人家推走。”报上登了华罗庚教授关于“甘当人梯”的讲话，杨老师很赞赏，表示要向华罗庚学习，为祖国地质事业甘当人梯。 杨遵仪教授之所以如此热心助人，因为他认为：“地质事业的发展，靠少数几个老专家是不行的，要靠集体、要靠新生力量，要让大家共同进步。”“多为人民做好事、为集体做好事，心情就愉快；帮助别人做出了成绩，取得了进步，也就是自己多为国家做了一点事。” 科学界需要杨遵仪这样的热心肠，我们的社会也需要这样的热心肠。 杨遵仪曾担任中国古生物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地质学会常务理事和北京地质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科学》、《科学通报》、《地球科学》、《现代地质》等多种刊物及《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委，曾长期担任《古生物学报》(前10卷)主编，《地质学报》和《地层古生物论文集》的副主编，为促进我国的地质科学发展付出了巨大的劳动。1991年他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由于杨遵仪教授对地层古生物学的卓越贡献，1997年先后获得了在国内外有重要影响的香港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地球科学)奖和李四光地质科学荣誉奖。他还获得过美国耶鲁大学的克罗斯奖，被录入中国科学院主编的《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杨光荣撰写 摘自：《地苑赤子——中国地质大学院士传略》） |
2楼2009-09-25 09:19:53
tourma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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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楼2009-09-25 18:5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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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楼2009-09-25 20: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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