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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东方周刊：科学界检讨院士制度,各大学基本上都有专门申请院士的公关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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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大学基本上都有专门申请院士的公关费，产生一个院士所带来的好处也远远超过了这笔费用 11月17日，91岁的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裘法祖在《参考消息》上看到了一则让他激动的新闻。 他马上把这则报道复印了好多份，给朋友们看。报道说，以周光召、汪品先为首的一批科学家，批评了过度炒作院士权威现象，提出需要改革。 11月15日，在13名两院院士、100多名企业家与科技人士参加的“院士圆桌会议”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海洋地质系教授汪品先，在发言中提出，中国现行的院士制度不利于科技创新。 汪原定宣读一篇学术论文，但是后来他转而谈论科技创新问题。"这与大会主题一致，而且我的学术论文在这样的场合也过于专业。"汪品先解释道。 “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捣乱，现在社会把院士捧得如此之高是站不住的，总要掉下去。院士是人选出来的，少一票落选就回家抱孙子去，多一票就什么都有了，什么评审会都少不了，都要发言，人家都洗耳恭听。有这样的人吗?你什么都会?” 汪品先认为，现行的院士制度不可持续，必须进行改革。其后，会议议程正常进行。院士们从各自的专业领域出发对大会主题展开讨论。 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院士在总结发言中，支持了汪品先的看法。周批评了当前过分炒作院士权威的现象，以及科学界中的官本位现象。 周对与会的13名院士建议，如果大家都同意，可以在适当时候共同提一个议案。 几天后，当汪品先从外地出差回到上海时，他惊讶地发现，关于建议院士制度改革的消息，已经在业内传开了。 裘法祖在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汪品先表示支持。"我对周光召和汪品先的发言深有共鸣，对中国现行院士制度改革的建议坚决支持。" “我相信，中国有良知有正义感的科学家都会支持这件事情。”裘法祖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 《瞭望东方周刊》采访的八名两院院士都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出发，对现行院士制度提出了不同层面的批评，并对院士制度改革的说法表示支持。 所有信息显示，在中国“最有学问”的科学家群体中，潜规则也很盛行，而一场深刻的反思也在进行。 “我现在关心改革什么时候能提上议程，具体的议案如何讨论。”中国科学院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院士表示。 推荐院士的潜规则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王研究员两次被推荐参加院士评选，每次都是进入第一轮后被刷下去。现在老王的年龄过了，单位不能再继续推荐他，而如果自己申请，需要找同学科的六名院士推荐，老王不想去找人，只好算了。 他说，他认识很多在本学科水平很高的前辈都是因为年龄过线，又不想找人推荐，而与院士无缘。“旧知识分子比较清高，实在拉不下脸去活动托人。” “院士应该是种荣誉，是别人授予的。而不是到处活动去要的。”汪品先说。 一位刚刚参加完院士增选投票的北京大学医学部的院士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评审过程中，他很看不惯到处送材料，送东西的风气，“院士们也很怕人找”。 “我对在评审中上门活动的人说，你来了肯定就减分了。”汪品先说。不过也有挡不住的时候，有好几次，不请自来的活动者已经在家门口了。 复杂的评审制度与增选前四处出击的公关活动，已经成了中国院士增选的一大特色。 根据现行的院士增选制度，候选人除了由院士推荐外，还可由单位推荐，国务院各部委、直属机构、办事机构、直属事业单位、部委管理的国家局，中国人民解放军四总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国科协均有权推荐。被推荐人年龄不得超过65周岁。 “部门越多，层级越复杂，活动的余地就越大。”汪品先说，“比如你所在的大学推荐之后，还要上报到教育部。这其中就有很多关节要疏通。而且有的环节未必能够对候选人的科学研究深入了解。” “不知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可能是我们把院士制度复杂化了。”中科院地质所朱日祥院士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 “我所理解的院士制度，是对过去工作的认可，是别人给予的荣誉。而不是跟学科以外的东西联系起来，跟经济利益挂钩。中国的院士制度走到今天变形了。” 朱日祥说。 裘法祖还是香港外科医师学院的院士，“这里完全没有复杂的东西，学院内部选好之后通知我，事先都不知情。” 院士含金量 关于院士的含金量，是个冗长而复杂的话题。“院士这么热门，同他背后所联系的利益与整个社会评价体系有关。”汪品先说。 在汪品先当选院士的1991年，院士福利还比较少，国家每月提供200多元的补贴。 “后来花样就渐渐多了起来，而且与行政级别挂上了钩。”现在很多学校通行的做法是一名院士，一年给10万元的津贴，有些地方还分房子，配车，配私人医生。而与此同时，汪品先工资单上的收入却一直是2000多元。 “这当然不能反映我的收入水平。但有的地方，你评上了院士就什么都有了，评不上可能就只有这点死工资。”汪品先说。 对于老王而言，他申请院士的一部分原因也是家庭比较困难。基础研究没什么油水，去年刚刚买了房子，已经花光了所有的积蓄。他儿子在外地工作，到了结婚年龄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他觉得自己没有给儿子提供更好的条件。 “如果能够当选院士的话，不仅可以分房子，在某些城市，比如上海、广州，每个月还有一万元的津贴，这可以给生活带来很大的改善。” 当然，这些利益还远远不是全部。如今，院士人数成为大学排名的标准之一，而学校排名又与招生质量直接相连。一些学校为了提高名次，到处挖院士。湖南某大学开出的条件是，一次性支付100万元人才使用费，100万元科研启动费，安排200平方米左右的住房，并安排配偶工作。而院士可以只担任荣誉头衔，甚至都不需要到当地工作。 在另一方面，作为中国科技界的最高头衔，名目繁多的项目评审需要院士参与。“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对什么都懂，但好像没有院士，就不能提升会议规格。而且规格越低的会议，出场费越高，像一些地方性的会议，红包很多。”汪品先说。有些人当上了院士之后，就到处开会，成了专职的“会议院士”。 在重大课题与博士点评审方面，也少不了院士的身影。某大学在博士点评审之前找汪品先说情，如果不能通过此次的评审他们就会失去很多项目经费，影响很多的人饭碗。“这样的事情，让我很为难。”汪品先说。 正因为这样重大的利益关联，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院士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各大学基本上都有专门申请院士的公关费，每当评审要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早早四处活动。 当然产生一个院士所带来的好处也远远超过了当初的这笔公关费用。 “院士制度和部门利益牵扯到了一起，某个部门、某个省市、某个学校就用尽各种办法增加本单位的院士人数，一旦本单位多了一个院士，申请项目有院士牵头就比较有分量，容易过。”两院院士、美国国家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81岁高龄的中科院力学所的郑哲敏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 “因为科研经费可以提成，这让很多人想方设法申请大项目，到最后搞不出什么成果也不用负责任。而国家给的钱是搞科研的，不是拿来分的。”郑老说起这些现象痛心疾首，“灰色的东西太多，把风气都弄坏了。” 西部某省在省会举行隆重的给院士配车仪式，给12位在该省工作的两院院士配备了国产的别克专用小汽车，配车仪式锣鼓喧天，鼓号齐鸣，少先队献花，记者云集。在更多的地方，为院士塑像，造院士馆也成了时髦行为。 汪品先的母校曾经对他发出邀请，提议为他塑像。“我吓了一跳，赶忙写信给母校。院士也不过是做科学研究工作，把院士抬这么高是要不得的。我说，要是有一天我出问题了，你们把我的塑像怎么办呢，他们说，这个塑像是可以活动的。”汪品先说到这里，忍不住笑了。 “院士评的是过去，不是未来。不能因为是院士就可以占有更多资源。”中科院地质所朱日祥院士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 权力左右科研 “现在有种奇怪的现象，当了官还要当院士，而评了院士能当更大的官。官员与院士有什么必然联系吗?”裘法祖反问。 裘法祖的一位好友是国内非常著名的医学专家，但他没有参加院士评选。“他觉得现在中国的院士头衔并不光荣，甚至引人误会，有些丢脸。”他说，“这种局面必须改，不然再过几年中国的科学界真要坏掉了。” 中国科技协会主席周光召在今年八月与新疆老科技工作者座谈时，批评了科学界存在的官本位现象。一些老科技工作者提出：“一线科技工作者实际待遇无法落实，往往是担任了行政职务后才能真正享受到相关待遇。”因此，“大量科研工作者千方百计要混个官当当”，一些单位和部门的领导也乐于给那些有成就的科技人员委以大大小小的官衔，似乎只有封官才能体现对科技工作者成绩和学识的肯定。 周光召说：“目前有许多人既做官又搞科研，严重影响了科研事业发展。” 在11月15日的“院士圆桌会议”上，周光召认为，现在把所有东西都分成等级，学术界也是如此。如院长、所长，以“长”来决定权威，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官本位的复制，是阻碍学术创新的因素。 “我非常赞同这一说法。科学界是个最要不得权威的领域。现在把院士抬这么高，塑造成权威，对研究不利，对年轻人不利。”裘法祖说。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院士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在国内的科研项目评审过程中，有很多潜规则，大家常常要去揣测领导的意图，而不是完全根据科研规律来办事。“越小的项目就有越多的民主，而大的项目则常常不透明。评上了院士当然对申报课题有好处，因为你也进入这样一个评审的圈子。” “中国社会曾长期处在封建等级制度的禁锢之下，'官本位’及排座次的思想仍然在各领域存在，包括学术领域。”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管理系教授顾海兵这样对《瞭望东方周刊》评述。 他在2003年至2004年曾带领课题组对中国的院士制度做了专题研究，在对比研究了美、英、俄、法、日的院士制度之后，顾的结论是中国现行院士制度必须改革。 北京大学医学部的一位院士这样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我们看一个院士怎么看，要看他选上院士之后是在第一线兢兢业业地工作，还是当官了，出名了，下海了。” 改革还是废除 2001年，中国科学院学部道德建设委员会公布了《中国科学院院士科学道德自律准则》。此项准则被外界称为中国科学院“十诫”，准则要求院士抵制科技界的腐败和违规行为。 “自律准则有些作用，但总是治标不治本。”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院士说。 事实上，在历年的两院院士增选中，关于院士制度改革的呼声一直不断。“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还在沿用上世纪50年代的学部委员推选制度，而外界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汪品先说。 据介绍，在汪所在的地学部，每次开会，大家都对现行的制度问题有所讨论。“有些都已达成了共识，方案也做了好几套了，但不知为什么，最后总是不了了之。” 汪品先觉得，首先需要改革的是院士推荐办法，减少推荐层级，增加透明度，使院士与候选人之间有面对面的交流机会。 他的这一看法与郑哲敏不谋而合。郑曾是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学生，他回忆道，有时别人问钱老，你们在美国怎么选教授，他说：“就是大家坐下来，比一比大家都做了什么就行了。不像我们比那么多轮，看起来很公平，其实问题很多。” 另一个在采访中几乎被所有人提及的话题，就是把院士头衔与物质利益脱钩，让它成为一种纯粹的荣誉，而从工资的层面，厘清科技工作者的待遇。 相对而言，顾海兵在他的报告里所提出的结论比较极端，顾认为最优对策是从现在开始，不再增选院士，使院士逐步减少直至消失；将现有院士全部改称为“中国科学学会会员”、“中国工程学会会员”、“中国医学学会员”；学会及其会员独立于中国科学院；学会除了内部的交流与活动之外，一是为政府与社会提供咨询，二是资助青年研究人员、主持科研颁奖仪式。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老王觉得，院士制度的问题不是孤立的，与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规则不甚明确，名重于实，人们的心态比较浮躁有关。另一方面，中国人固有的文化陋习，如拉帮结派，官本位等在这一制度里也有体现。所以，他对改革的前景不甚乐观。 “随着社会逐渐成熟，到我们下一代也许会好一点，他们比我们聪明，会想出好办法来，毕竟不真实的东西总不会长久。” 郑哲敏说。 中国院士制度由来 中国的院士制度最早可追溯至1928年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开始时其成员称为“评议员”。1946年，中央研究院决定建立院士制度。当时规定入选院士的资格有两条：一是在专业上有特殊著作、发现或贡献，二是主持学术机关在五年以上而且成绩卓著者。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在原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部分研究所的基础上建立，是国家设立的科学技术方面最高学术机构和全国自然科学与高新技术综合研究发展中心。 1953年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回国后即酝酿学习苏联经验，建立学部制以加强学术领导和管理，并拟待条件成熟时选举院士(当时称为学部委员)。 1954年中科院开始筹备建立物理学数学化学、生物学地学、技术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四个学部，向全国自然科学家发信，请他们推荐学部委员人选。1955年6月，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在京召开，正式宣布成立学部，参会的学部委员有199人。 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中科院学部委员制度，把有能力的人选为院士，并给他们良好的待遇。学者们对中国各行各业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学部委员在1956年选举后中止了增选。1980年，中国科学院恢复了学部委员选举。1993年10月，国务院第十一次常务会议决定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改称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时决定成立中国工程院。 1994年6月中科院第七次院士大会选举产生了首批96名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正式成立，它是我国工程技术界的最高荣誉性、咨询性学术机构。 增选院士每两年进行一次，每次增选名额，由院士大会的常设领导机构确定。中国科学院现有院士657人，中国工程院现有院士654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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