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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ergy】过敏性疾病生物标志物的研究进展及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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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大量的研究致力于寻找过敏性疾病的新生物标志物。2型过敏性疾病的可能生物标志物，包括痰嗜酸性粒细胞、血清骨膜蛋白和呼出气一氧化氮（FeNO）。其他一些生物标志物，如促炎介质、miRNA、类二十烷酸分子、上皮屏障完整性和微生物群变化，可用于过敏性疾病的诊断和监测，并可在血清、体液和呼出气中定量。 本综述回顾了近年来在诊断和治疗哮喘、慢性荨麻疹、特应性皮炎（AD）、变应性鼻炎（AR）、慢性鼻窦炎（CRS）、变应原免疫治疗等方面的生物标志物研究。另外，还从生物标志物的角度讨论了COVID-19和过敏性疾病，并对COVID-19大流行期间过敏和哮喘患者的管理提出了建议。 哮喘的生物标志物 研究人员已确定了导致哮喘的两个免疫应答主要亚型，即2型高表型和2型低表型。Th2通路和2型先天淋巴细胞（ILC2）通路的激活是哮喘2型炎症的核心。 2型高表型哮喘的特征是痰和血嗜酸性粒细胞、血清sIgE、呼出气一氧化氮（FeNO）和骨膜素水平。此外，上皮细胞因子（TSLP、IL-25、IL-33）、2型细胞因子（IL-4、IL-5、IL-13）和晚期糖基化终产物受体（RAGE）也是重要的生物标志物。2型低表型哮喘一般基于中性粒细胞型或寡细胞型。高迁移率族蛋白（HMGB1）和钙卫蛋白水平也可以作为2型低表型哮喘的有用生物标志物。2型高表型哮喘包括一系列免疫细胞，如嗜酸性粒细胞、Th2、ILC2、B细胞和肥大细胞。相反，中性粒细胞、Th1和Th17细胞被认为是参与2型低表型哮喘的主要介质。 变应性鼻炎的生物标志物 研究表明，与变应性鼻炎（AR）相关的突出生物标志物包括胸腺基质淋巴细胞生成素（TSLP）或白细胞介素1受体样分子1（IL1RL1）的遗传多态性，Schlafen家族成员12（SLFN12）、黏蛋白4（MUC4）或叉头框蛋白P3（FOXP3）等的差异表观遗传DNA甲基化，miR-210或miR-125等的miRNA变化水平，IL1LR1+T记忆细胞和ILC2s等细胞类型的存在和比率的差异，以及相关蛋白（包括IL-17或IgE）浓度的改变。这些生物标志物可以为易感程度、严重程度或前瞻性治疗选择及应答提供指示。 变应原免疫治疗的生物标志物 众所周知，变应原免疫治疗（AIT）在体内诱导变应原特异性调节性T细胞（Treg）和调节性B细胞（Breg）应答并增加其数量。此外，一直有研究报道血清变应原特异性IgG4水平的升高，受累组织中肥大细胞和嗜酸性粒细胞数量的减少，以及嗜碱性粒细胞和肥大细胞的脱敏现象。同时，这些发现伴随着ILC2数量的减少和ILCreg数量的增加。 过敏个体中，AIT治疗会增加Treg、ILC1和中间型单核细胞的数量；减少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非典型单核细胞、Th2、Th2a、Th17、ILC2和ILC3的数量。此外，AIT还能降低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中稳定素1（STAB1）的mRNA水平。 伴有过敏性疾病的COVID-19患者的生物标志物 在COVID-19肺炎大流行期间，应继续对未感染患者进行生物治疗。患者一旦确认感染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SARS-CoV-2），应停止使用生物制剂，并确保适当的基础疾病控制。患者康复后应继续进行生物治疗，避免任何导致疾病恶化的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医生/医院就诊和SARS-CoV-2感染的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花粉过敏患者，COVID-19流行期间暴露于高剂量花粉时，也可能出现鼻部症状；而在大流行的前几个月，COVID-19肺炎患者中未观察到此情况。建议对SARS-CoV-2进行广泛筛查，以帮助区分COVID-19症状与不同来源的恶化。此外，对于既往无疫苗成分过敏史的患者，严重过敏不是接种COVID-19疫苗的禁忌症。总之，在没有潜在肺部疾病或其他免疫抑制或代谢共病的情况下，过敏性疾病和哮喘不会有加重COVID-19的风险。 文章链接：【Allergy】过敏性疾病生物标志物的研究进展及亮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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