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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艾滋病五年调查报告（转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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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艾滋病五年调查报告（转贴）3 单采血 调查显示，单采血的高峰期是在1992-1993年，1993年以后，主要是单采浆站。与单采浆相比，单采血危险性相对较小。从前面的资料可以看出，在1994年前后，一些单采血站已经被关闭，剩下的大多数是单采浆站。而这时候后单采血，主要是满足医疗机构地临时用血，也就是说医院需要的临时输血。所以，这里分析的主要是医疗机构的输血造成的感染。 据献血员和卫生人员回忆，河南各地都没有中心血站，当时各医疗机构的输血都来自临时采集。上至大型综合医院，下至乡镇卫生院，都是临时采集血液而应用于临床所需求。各个医院都自己有一个献血队长，医院一旦需要什么类型的血，就立即通知献血队长，队长立即寻找合适的人员去采血。据献血员和卫生工作人员回忆，各个乡镇医院不管是否需要，包括服毒自杀抢救、怀孕生产（包括剖腹产）、外伤、手术等，患者一律会被要求输血。乡镇医院若不具备采血条件,他们便去县级医疗机构拿血。因为使用血制品或输血是能增加医务人员的收入，这样就极大地促使了临床血液无节制的使用。 单采血由于没有血球回输，与单采浆相比，危险性相对较小。如河南省南阳市某村全部为单采血人员，共有 550参与献血（现存活），现总共查出HIV阳性的感染者43位，另外已经死亡13位，HIV感染率=（43+13）/(550+13)=10.1%。与1997年来自卫生部艾滋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郑锡文等在河南某村调查结果为单采血HIV感染率为11.1%基本一致（原载〈〈中华流行病 学〉〉，2000年第四期）。这个感染率与单采浆相比，约为单采浆HIV感染率的1/3。 一般来讲，在河南，单采浆人员比较集中，在目前连片感染的艾滋病村，大多数都来自单采浆感染。但不能忽视医疗机构单采血和输血感染的人数，感染数目可能比单采浆感染人员相当或更多。虽然集中连片感染村庄的多属于但采浆形成的，然而大量散在分布在河南各个村庄和城市中的经受血感染的艾滋病病人和有偿单采血感染HIV的人员，不但人数众多，而且普查很难发现。一位防疫站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说，这部分人员目前是最难查清楚的，由于人员分散，大多数不愿意暴露，普查很难涉及这部分人员。一位防疫站人员告诉我说，仅他们一个县，就有经输血感染的患者1000人左右，数量也非常庞大。但这部份人员目前都不愿意暴露。作者在佑安医院工作期间，接待了大量的来自河南在医疗机构经输血感染的人员，上至高级公务员，下至普通百姓，均不能幸免。 单采血和单采浆不一样。单采浆献血员HIV感染率高，但据权威机构证明，血浆由于特殊处理，本身并不带病毒，所以使用血浆的人并不感染HIV（除第八因子除外）。而单采血就不一样，献血员感染HIV，受血人也将同样感染HIV。造成的影响是双方面的。那么有多少人会因为单采血和受血感染HIV呢？ 2002年资料显示，河南省辖17个地级市，21个县级市，89个县，48个辖区，总人口9603万。 如果我们只算县级所属乡镇医院，一般一个县有约平均10-20个左右的医院，如果有100个县（这里暂不计算地级以上城市医疗机构），就有超过1000-2000家医院。加上个地级市和市辖区医疗机构，河南应该有约3000家医疗机构。 低限估计：1000家医疗机构，以每个医院每天只用1个血（或采两次，或两个人用, 一般大型医院较多,乡镇医院较少）。仍按艾滋病传播期两年为600天计算。那么在两年内就有600,000人次参与献血和同样人次受血。献血员一般多次献血，但单卖血人员与单采浆不一样，不是天天都去。需要时候再去，大约平均10次左右(94-96年，职业献血员除外)，其中部分人员既单采浆，也同时单采血， 我们这里仍按10%的HIV感染率计算。 故在医疗机构有献血员感染:600,000X10%/10=6,000 受血人员感染: 600,000X10%=60,000 总人数:6000+60,000=66,000 高限估计: 3000家医疗机构，以每个医院每天只用1个血（或采一次，或一个人用, 一般大型医院较多,乡镇医院较少）。仍按艾滋病高发期两年600天计算。那么在两年内就有1,800,000人次参与献血和同样人次受血。 故有献血员感染:1,800,000X10%/10=18,000 受血人员感染:1,800,000X10%=1800,000 总感染人数:18000+180,000=198,000 平均(66,000+198,000)/2=13,2000 总计高限估计：20+27=47万 总计低限估计：7+7=14万 因此，因有偿献血河南HIV感染总人数应该是高限估计为47万左右，低限估计为14万左右，再加上这个时候仍存在的单采血站和大量数不清的地下血站，估计平均HIV感染总人数最低应该在30万左右。因此，作者认为，河南在1994年至1996年期间，因有偿献血造成的HIV感染总人数应该在30万人左右。 ＊经受血感染HIV人员高限估计说明：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受血感染者的人数由于地区的HIV流行状况不一样，可能存在差别。因此，受血人员高限估计有可能偏高。因为既可能存在HIV高流行地区，也有中流行地区和低流行地区。在高流行地区，单采血人员感染率为10%左右，但对于中低流行地区，HIV感染率可能不会到10%。 那么哪些是高流行地区，哪些又是低流行地区呢？据作者调查，河南县有17个地级市，其中南阳、信阳、驻马店、周口、商丘、开封、西平、许昌等地区应该是高流行地区，也就是说，作者最保守的估计，至少河南应该有1/3的地区处于高流行地区之内，另有2/3是处于中低流行区域内。但作者这里没有调查中低流行地区的献血员的HIV感染率。因此，对中低流行地区的经受血感染HIV人群的数量估测有一定困难。假如在高流行地区受血人员感染为7万左右，那么加上中低流行地区的感染者，估计数应该在近10万左右。那么总数计算那应该是单采浆HIV感染17万加受血感染10万，总数也在27万左右。若再加上地下血站造成的危害，总数应仍然应该接近30万左右. 5．临床和死亡调查 作为传染病医生，作者更注意河南艾滋病病人的临床表现和发病现状。自1999年开始，作者就和当地的村医生合作，对来自40个村庄11057个病例中进行调查。由于感染时间一致，感染途径相同等因素，河南艾滋病感染者发病情况基本相同，并和国外相关临床资料有一定区别。临床表现为高丙肝感染率（丙肝阳性率为95.1%），高HIV母婴传播率。临床特点以发热、腹泻、口腔霉菌感染（口腔溃疡）、搔痒性皮炎为主[图11]，并合并大量的疟疾感染。对66位HIV阳性的母亲在1995年后所出生96位儿童调查，36位儿童HIV阳性，母婴传播率为37.5%, 明显高于西方发达国家的15%～25%的传播率水平。与亚非国家的基本持平。 图11、经有偿献血和输血感染的艾滋病患者的临床特点分析（河南） 我们对死亡病例定义: 对1999年以前未检测HIV而怀凝死于艾滋病的死亡病例定义 l 青壮年； l 曾经有明确的有偿献血史； l 死亡原因为长期发热，严重的肺部感染、严重腹泻，消瘦、口腔霉菌感染、各种肿瘤、肝硬化等； 死亡原因符合以上几点的定义为患者死于艾滋病。 调查显示 自1995-2004年8月，调查40多个村庄11057个病例, 死亡病例一共2343例，目前已经死亡患者占HIV总感染人数的30.2%。年龄20-68岁不等（不包括儿童或因输血感染的艾滋病病人），死亡患者平均年龄41.9岁。男性略多于女性，男女比例为1.3:1。70%为30-50岁的患者。 登记在册的第一例因卖血死于艾滋病的人叫孔红艳，男，27岁，来自古吕镇东湖村熊庄，1995年死亡。初部诊断艾滋病单位为省人民医院。据该村刘医生回忆（该患者为刘医生的同学），该患者发病时长期发热，消瘦，再加之后初筛HIV阳性，既往1994年有卖血浆史，故登记为因有偿献血死于艾滋病的第一例。死于有偿献血最小的艾滋病病人来自尉氏县水黄村, 名叫杨彦玲，女，20岁，2001年9月死于严重的肺部感染（其母亲也已死于艾滋病）。年龄最大的患者叫胡毛，来自上蔡的程老村，68岁，既往有有偿献血史，确诊HIV阳性，2002年8月死亡。死亡人数最多的为上蔡程老村，目前统计为126人，其次为柘城双庙村和新蔡东湖村，都在120人左右。 自1995年以后，1996年，97年，98年逐渐有患者死亡，死亡逐渐增加，到1999年进入发病高峰期。 1998年病死率为1.15%, 1999年2.36%, 2000年为5.52%, 2001年为6.44%. 2002年为6.78%, 2003年和2004年因政府免费发放抗病毒治疗（抗病毒治疗）药物后，病死率开始下降, 分别为5.58%和2.53%[图12]. 可以看出，在政府发放抗病毒治疗后，局部地方的大面积死亡的情况得到一定的控制。从调查可以看出，实际上河南艾滋病在1999年已经进入发病高峰期，目前经持续发病高峰期达五年。 图12、河南HIV/AIDS患者病死率变化图 死因分析：发现在2343例死亡病例中，32.8%死于严重的肺部感染, 18.1%死于中枢神经系统感染, 8.2%死于肝硬化, 6.6%死于各种肿瘤, 3%死于自杀; 其余23%死亡原因不明[图13]. 其中有3%死于自杀值得我们关注。随着抗病毒治疗（抗病毒治疗）在河南的大面积开展，死亡的原因将会发生变化。一般性机会性感染如肺部感染、中枢神经系统感染、消化道感染将会得到遏制，而肝硬化和肿瘤、结核病将会成为今后威胁艾滋病病人生命的主要因素。 图13、河南艾滋病患者死亡原因分析 二、我们是怎样一次次丧失机会的？ 河南因卖血而感染艾滋病，本是一起非常严重的公共卫生事件。但是，如果我们早期行动，便可以将损失和影响控制在最低范围。我们应该承认，我们的政府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犯一些错误，这本无可非议。然而，错误就在于我们的态度。不愿意正面面对现实的态度，使我们一再错失很多良机。这样长期隐瞒疫情，使一起单纯的公共卫生事件逐渐演变成一场人道灾难。 客观上讲，1993年发现疟疾流行和1994年王发现HIV感染的问题后，河南省也采取过一些措施，从河南省公开的一些新闻媒体可以看出，当时也在取缔一些非法血站，但今天看来，这些工作可能过于流于形式，力度有限，而没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目前，省卫生厅发出关于对全省采血机构进行整顿的紧急通知。自10月5日起，除保证临床用血的血站（库）外，凡在我省内单采浆站和各级血站（库）的单采浆部分，一律停业。”（原载《河南卫生报》，1993年10月15日） “各地宣传《省公民献血管理条理》活动有声有色，洛阳市公民无尝献血再宣高潮。项城市人大，市政府、卫生局领导分别发表电视讲话。”（原载〈〈河南卫生报〉〉，1994年9月23日。） “省人大常委会听取〈〈省公民献血管理条理〉〉执法检查汇报，三检查组分别汇报了最近对洛阳、开封、新乡、漯河、信阳、驻马店等六个地市的12个县市的公民献血管理，采供血机构管理情况。”（原载〈〈河南卫生报〉〉，1994年12月16日）。 “献血员所致输血感染不容忽视”（原载〈〈河南卫生报〉〉，1994年9月23日）。 以上说明，由于当时事态严重，河南省确实在采取过一些措施，以遏制遍地开花的血站可能带来的灾难。但在这个紧急关头，这些措施并不得力。大量的血站根本不理睬当时的通知，继续进行采浆工作。由于政府背景的血站存在，故地下私人血站也就有存在的理由。作者曾问过一位当时负责开办血站的卫生局负责人，为什么没有在1994年禁止有偿采浆而停下来。他告诉说，他们的血站是在1993年看到别人挣钱后刚建的，当时确实已经有通知不让开办血站，但由于单位刚投资的两个血站资金太大，没有收回来，所以一直坚持开下去，到1995年底停办的时候，原投入资金也没有收回。作者五年来在其他地区的调查大多数如此，许多血站都是在1995年底或多或1996年底才停办的。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使在这个地方埋下了巨大的灾难。调查显示，大多数血站都是1996年才停止有偿献血的，这是不可争辩的事实。 河南省到底当时有多少血站，有多少人参与献血和后来发生的事情，这场灾难是如何种下的，作者确实无法完全说清楚，很多事情可能以后才能大白于天下。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确实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1999年，由于艾滋病的正常发病高峰期的来临，人员开始大面积不明原因的死亡。许多有一定文化的农民患者开始到大的城市寻求医疗救助。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先后到达河南省新蔡县的东湖村和其他村庄。后来上蔡县文楼村的艾滋病疫情被公之于媒体。应该说，这个时候采取措施，完全有可能把灾难控制在有限的范围之内。然而，河南省一直无动于衷，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除驻马店之外，作者很快就去了柘城、睢县、南阳等地，看到病人大量死亡，非常着急。作者也见到一些官员，希望他们能做一些工作，可他们却说：张大夫，没关系，过两年死完了就没事。还有的地方政府官员干脆说，“这病就没法治，只能等死”。 2000年，作者到一个地区与他们商议，能否将艾滋病的事公开，我说公开以后就会获得许多援助。我告诉他我可以在北京为他们寻求到许多援助。这位领导说，此事万万不可以，一旦公开，就没有人到我这里投资，经济就不能发展。作者告诉他说，我们发展经济为什么，不就是使人民生活的更好吗，如果这里的人民都百病缠身，我们发展经济还有什么用处呢？ 其实，这些官员的话反应了当地大多数地方官员的心态，因为经济发展指标与自己的政绩和以后官位晋升有关，至于艾滋病死人，死多少人，与他的政绩并没有什么关系，也不会与他们的晋升挂钩。当然也有不少官员向作者坦诚一旦公开可能会承担责任。这也为日后地方政府在艾滋病方面不作为埋下隐患。 由于政府的不作为，有超过3%的艾滋病因无法经受艾滋病晚期疾病的折磨和歧视而自杀身亡。 作者在睢县巡诊医疗时，患者赵丽娜对作者说：张大夫，我们不需要更多的钱，只要没病就该有多好啊。其实，赵的话反应了大多数河南艾滋病患者的心态。几年来，作者在河南巡诊医疗过程中，无数患者告诉作者说：“张大夫，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能再多活几年，等孩子再长大些，那时即使我们死了，只要孩子不受罪就可以了”。多么朴实的农民，多么好的人民，即使在当年在当地政府的误导下身染这种无法治愈的疾病，而今天他们并没有埋怨政府，没有将自己的这种不幸迁怒于政府。他们惟一的要求就是想多活几年，然而我们的地方政府却不能满足他们，那他们还能指望什么呢？ 由于作者多次去河南艾滋病村，所有河南的艾滋病病人几乎都知道了北京佑安医院能治疗艾滋病，此后，来自柘城、睢县、开封地区、周口地区、驻马店地区、南阳地区的艾滋病病人来找我，大量的河南艾滋病病人开始涌向佑安医院。每天早上一上班，总会有几个农民模样的人在医院门口等我。久而久之，医院职工一看见河南来的农民，就知道是来找我的，他们俗称为“我们家的亲戚”。但是，佑安医院资源有限，大量的病人涌向医院，不但给医院造成巨大的压力，而且病人为争夺有限的资源，也产生不少矛盾。这种矛盾后来甚至上升到医院。这样一来，医院领导开始对我的工作颇有微词，并大为不满，这也为以后医院把我从艾滋病病房调离埋下了隐患。 在巨大的压力下，也为缓解医院的压力，作者决定改变工作方式。客观上讲，只要地方政府不作为，单凭我个人甚至佑安医院，根本不可能有根本性的解决办法。因此，作者决定由单纯的医疗服务转而帮助河南培训人才。2001年，作者利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提供的4万元资助在北京举办了“第一届村医生培训班”。来自河南的近30名村医生和卫生官员参加了此次培训。在培训班上，作者向他们讲了目前河南艾滋病发病形势和现状，并希望他们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会后的当天晚上，我与来参加会议的新蔡县卫生局王忠明局长进行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希望他们回去后能做一些工作，以缓解目前我们的压力。王回到县后，在当时其他地方还没有进行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情况下，立即开始着手大力抓艾滋病工作，他立即在疫情较重的东湖村新建村卫生所，并将村医生刘光明父子脱离出来，由县里给发工资，专门负责艾滋病治疗。他自己不但亲自赴北京寻求援助，并率先将村医生和防疫站工作人员送到佑安医院进修。其有效的工作使灾情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同时也减轻了当时佑安医院的压力。 然而，其他地方的病人却没有那么幸运，如周口地区，多年来就没有实质性的行动。艾滋病疫情较重的商丘县小李庄，即使在新建卫生所和发放抗病毒后的今天，目前病人死亡率仍然居高不下。今年截止8月底，今年就已有超过10人死亡，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没有根本的好转。 上蔡县文楼村的艾滋病疫情公之于媒体。 在文楼艾滋病疫情被曝光后的，中央及卫生部备感压力巨大。2001年，卫生部为解决河南问题，决定以当时较为公开的文楼村为突破口，继而全面解决河南问题。我曾几次参卫生部艾滋病中心针对河南问题的专门讨论，制定防治策略，可见当时卫生部对河南的问题还是非常重视。然而，虽然卫生部的愿望是良好的，但天不随人愿，事情更加陷入非常痛苦的困境。 首先，卫生部希望能够查清河南艾滋病的疫情，被遭到拒绝。我曾经随卫生部专家组第二批到达上半部蔡文楼村。在当天的座谈会上，上蔡县领导大量阐述了文楼被公开后的痛苦。说被公开后有多少在外打工的人被退回，缺乏多少资金等等。言语之意是公开的不满，同时认为中央就应承担全部救助任务，他们把艾滋病防治当成是中央政府的事，与他们无关。自此，卫生部和河南在河南艾滋病问题产生巨大矛盾(现在上蔡县政府已经开始面对现实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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