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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木虫论坛-学术科研互动平台 » 材料区 » 无机非金属 » 综合其它 » 【其他】郭可信：准晶与电子显微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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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虫 (正式写手)

[交流] 【其他】郭可信：准晶与电子显微学

郭可信，著名物理冶金学家、晶体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我国电子显微学泰斗。早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后留学瑞典，1956年回国。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瑞典皇家工学院技术科学荣誉博士，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日本金属学会荣誉会员。在科研工作中，为我国材料科学、晶体学、电子显微学的发展培养出一批优秀人才。其中已有2人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下面是其科学自传：

                        《准晶与电子显微学》
                          略述我的研究经历

                               郭可信


一. 开场白
1993年对我来说可能将是一个值得纪念的一年。首先我出任亚太电子显微学会联合会主席、任期四年。其次，我们的准晶研究得到国际学术界的承认，被邀请在八月下旬在北京召开的第16届国际晶体学大会作准晶特邀报告。还将主持八月底在承德召开的国际准晶学术讨论会。
这首先要归功于一批优秀学生，前后约有三十位硕士、博士研究生从事准晶研究。他们发愤图强，刻苦钻研，接连发现Ti2Ni二十面体对称准晶（与Ti2Ni立方相共生），八次对称准晶（与-Mn结构共生），还有NiV十二次对称准晶（与sigma相共生）。张泽、王大能、王宁、陈焕因此先后荣获第1及2届吴健雄物理奖，五次对称及Ti2Ni准晶的发现还获得1987年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何伦雄首次生长出AlCuCo十次稳定准晶并长出毫米级单晶，或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二等奖。这些有创造性的论文自发表以来已被引用近百次。此外，张洪等在十次准晶的近似晶体相结构及生成规律方面做出优秀成绩，获教委1992年自然科学一等奖。
在稳定准晶相发现之前，准晶主要是通过急冷获得的，晶粒一般都是微米量级，而且一般是几个相共生。对这些共生的微晶传统的结构研究方法如X射线衍射就显得无能为力，而用聚焦电子束成的显微像及电子衍射却得以充分发挥其威力，几乎所有准晶合金都是用这一实验方法发现的。
我有幸在1947-56年间在国外学习工作时就与合金结构和电子显微学打交道，1956年回国后又一直断断续续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因此能在1982年安装一台JEM200CX电镜及后来在北京安装两台Philips电镜后率领一批新生力量在合金结构及准晶研究中自由驰骋、左右逢源，发现了一批准晶合金及多种准晶结构。四十多年前播下的种子，四十年后才收成。时间可能长了一些，但是由于是丰收，这还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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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楼 2009-05-28 09:5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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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wp1017

木虫 (正式写手)
★
小木虫(金币+0.5):给个红包，谢谢回帖交流
读过他一个在美国阿拉莫夫实验室的弟子的一本关于显微技术的科普书，写的很不错...弟子尚且如此可想老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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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楼2009-05-28 17:3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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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tinum

木虫 (正式写手)
二.与金相权威决裂
我在1946年夏从浙江大学化工系毕业后就赶上了公费留学考试，由于不想学造纸（化工方面唯一的报考专业），就转行搞冶金。在我之前就有不少浙大化工系毕业的学生这么做了，因为我们的化学基础好，特别是物理化学，考试占便宜。我的物理化学考的还不错，可是无机化学就砸锅了，因为有一道题（20分）要列出十种金属矿物名称，我除了黄铁矿、赤铁矿、褐铁矿外其它都不知道。当年秋后发榜，我居然还榜上有名，去瑞典学冶金。我对此完全是外行，去了重庆最大的大渡口钢铁公司实习了一个月，那里有一座高炉是1938年武汉沦陷前从汉冶萍钢铁公司拆运来的，有两座20吨平炉，现在看来小的可怜，但是那时这是大后方最大的。在那见到才从美国回来的周自定工程师（解放后在东北工学院任冶金系主任），他带回来一本才出版的Open-Hearth Steel Making，用物理化学原理分析炼钢过程中的钢渣反应。我第一次接触到这门三十年代兴起的化学冶金学科，非常兴奋。
瑞典是以优质合金钢著称于世的，特别是SKF的轴承，二次世界大战时盟军曾派潜水艇去瑞典西海岸偷运瑞典轴承，还有诺贝尔家族独占全部股份的Bofors钢厂大炮。我1947年秋天到了斯德哥尔摩，才知道只有瑞典皇家理工学院有冶金系，也只有三位教授，一为教冶金，一位教金相，一位教轧钢。我说明想学合金钢，就被分配到金相教授A. Hultgren那里，从此进入四十年代才兴起的物理冶金的门槛。
如果说化学冶金主要是在德国兴起的，那么物理冶金则主要是在美国兴起的，那时美国的最有名的物理冶金学家主要集中在MIT，Carnegie IT及芝加哥大学金属研究所三个学府。MIT的M. Cohen主要从事马氏体的相变研究；Carnegie的R.F. Mehl（二次世界大战负责军工研究，少将军衔）主要研究奥氏体等温转变，引入德国学者的晶核生成与长大理论研究相变（现在Carnegie-Mellon大学校园内还有他的铜像）；芝加哥金属研究所由二次世界大战负责原子弹研制中的材料问题的英国人C.S. Smith主持，他本人研究晶粒晶界及冶金史，更重要的是网罗一批物理学家，如Zener，Barrett，葛庭燧等，研究金属的物理问题（Zener曾在二次大战中在美国水城兵工实验室带领一批杰出的青年物理学家Turnbull（五十多卷固体物理丛书的主编），Fisher，Hollomon等搞炮钢的相变及回火脆）。英国的物理学家那时的兴趣集中在位错，带头的是N.F. Mott，C. Frank，Orowan（位错的发明人之一，他在三十年代在德国找不到工作，回到匈牙利赋闲，就琢磨起金属的强度为什么比物理强度低的多，从而想到位错。他认为一个人一天忙于工作，很难有所发现。他还提到位错的另一位发明人G.I. Taylor，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国防科研部门搞流体力学，战后闲得无聊，也搞起位错来）。位错的另一位发明人是匈牙利的青年物理学家Polany，他本想跟因发明用铂作催化剂在高温高压下人工合成氨而得诺贝尔化学奖的Haber工作，没想到Haber很骄傲，拒之门外（现在德国的电子显微学研究中心就设在柏林的Fritz-Haber研究所内）。他只好在柏林找一份X射线研究的工作，接触到六方对称的锌在范性形变中产生的滑移及织构。
我是在山沟里油灯下念的大学，初到未受战火波及繁荣富有的瑞典，连实验室煤气灯都不知道怎么点，受到一个英国实验员的嘲笑。外国有一句成语，“笑到最后的才是最好的”，那小子到老还是一个实验员，我这个土包子没几年后就当了研究员。不是他素质不如我，而是他没有抱负，没有理想，而我是发愤图强，要为中国的科学繁荣贡献一份力量。我很快就被金相显微镜所显示的金属微观组织结构的大千世界迷住了，如饥似渴的学习Masing著的“三元系相图”这本书。Masing原是西门子公司的实验室主任，战后是哥丁根大学的金属学教授，发明了碳管炉（直接通过大电流产生高温，西方称为Tammann炉）用以冶炼合金，带领一批学生和外国进修学者不到几年研究了几百种二元合金相图，找出合金规律，奠定了金属学的基础，德文Kunde就是知识、学问的意思。他的相图只是大体轮廓上正确，细节上错误不少。但是由这几百个不很准确的相图他找出不少有规律性的学问。与他同时有两位英国学者花了十年功夫，反复推敲，测定了Cu-Zn和Cu-Sn相图，几十年后还基本正确。一种是大刀阔斧，一种是精雕细刻，各有千秋，两种作学问方法都对科学发展有贡献。到底哪一种更好？见仁见智，其说不一，恐怕两者都需要。日本东北大学增本健（S. Masumoto）领导的准晶研究组（包括台湾学者蔡安邦）的工作作风就属于前者，大量配合金，终于发现Al-Fe-Cu，Al-Mn-Pd等一系列的稳定的二十面体准晶，现在成为二十面体准晶研究的主流。他在非晶态合金研究方面也是如此，发现了一批有实际应用价值的铁基磁性合金，在不到五十岁就被选入日本学士院（相当于我国的科学院，但学士名额仅一百人），可谓难能可贵。我们在他们的工作启发下发现了稳定的Al-Co-Cu及Al-Co十次对称准晶，从而在十次对称准晶研究中起了带头作用。Metallkunde的俄文译成Mettalobugenue，中文的金属学是从俄文转译过来的。1956年制定12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时，需要大量金属学人才。当时误译为金属物理，因此在17所大学建立金属物理专业，与工厂需要的人才不对口，直到八十年代才得到纠正。英国人叫金相，美国人叫物理冶金，大同小异。一个名词的译名不当，竟造成这么大的影响。Tammann的学生中有日本的Honda（本多光太郎），后来成为日本金属学的鼻祖及仙台东北大学校长和著名的金属研究所所长。第一个测定单晶磁化曲线的茅诚司（S. Kaya，后来成为东京大学校长，日本学士院院长，中日友好协会会长）也是他的学生。仙台东北大学一直是日本的金属研究中心。中国最早从事金相学研究的是周志鸿先生，他在1926年美国哈佛大学在金相大师Sauveur指导的博士论文就发现了针状铁素体，这是贝氏体的前奏。从日本学成回来的陆志鸿先生在30年代末，40年代初，就在一些大学讲授金相学，并写了一本教课书，后来他到台湾大学执教，在台湾创办了金属学会。我为在物理化学教科书中学到的非常简单的“Gibbs相律”竟能解释千变万化的合金相变而异常兴奋，日以继夜地工作、学习，不到一年我读了当时能找到的金相专著和几百篇文献，并成为金相权威Hultgren唯一的由大学支付工资的研究助教，管理他的奥氏体恒温转变组，研究合金元素对奥氏体转变的影响。同时我不满足于金相观察，并开始阅读X射线晶体学书籍和合金碳化物的X射线粉晶分析。
Hultgren在二十年代末在著名的柏林高工学的金相学（他的老师是Hannemann，在三十年代初著有钢铁金相图谱8册。日本人大量影印，现在沈阳金属研究所还存有从日本人手中（可能是长春的大陆研究所）接收下来的这部传世名著），属于那一代的靠金相观察和逻辑思维进行全部研究工作的人。他最出名的成就是研究钢锭凝固过程中气泡的形成及逸出以及由此造成的偏析，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生产问题，但是研究手段非常简单，用一个十几倍的放大镜进行宏观组织结构观察就行了。他把钢厂生产的上百个钢锭纵向刨成两半，进行观察，然后再横向锯成若干段，得以完成他的巨著。他的干劲越大，成材的钢锭越少，那个钢厂不得不请他离开，去当金相学教授。他就凭这些工作当上了赫赫有名的ASM（American Society for Metals）的荣誉会员。他不但保守，而且专横，是一个名符其实的暴君。随着我对X射线晶体结构研究兴趣的增长，我们之间的矛盾也就加深了，终于在1950年我当面对他说了“我不相信你那一套”有关合金元素影响奥氏体相变的自相矛盾的说法，放弃了三年多的研究成果，在读的学位，以及固定的工作，一走了事。我当时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敢于和这个大权威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可能是我认为学术问题就应泾渭分明，不能含糊，合则留，不合则去。
这件事好像我是输家，工作、学位、到手的论文都完了。其实不然，我换来的是学术上的彻底解放，完全自由。在1951年，我得到了瑞典钢铁协会的资助，立了一个“合金钢中的碳化物”课题，自己当家作主，每天从早八点到晚十二点，有时还雇一两个实验员帮助我做实验。我心情舒畅，才智和干劲得以充分发挥，此后每年都发表3-5篇学术论文。到1956年回国时已经有二十多篇文章，在1956年出版的德文“合金钢手册”一书广泛引用了我的研究成果。
只有与旧的研究课题、旧的学术思想决裂，才能有所作为。我后来还用传统的金相方法研究-铁素体的转变这个过去很少研究过的课题，很快在合金含量高的不锈钢、耐热钢、高速钢中发现了不少新现象，写了五篇论文，成为这方面的奠基工作。
三十年后，瑞典皇家理工学院的教授会在1980年授予我技术科学荣誉博士学位，那时国际冶金界得此殊荣的不过三、四人，其中有前面提到过的MIT的M. Cohen及英国的位错权威A. Cottrell。这也可能是他们觉得过去对我不公平，予以补偿。可惜那时Hultgren已过世，我没能和他再争论一番。
我从这一段经历得到的启发是：
1. 只有不断更新学术思想，掌握新的实验技术，才能在科学研究中有所发现。死抱住老课题、老一套，很难有所作为。
2. 这样做有时就难免与老板发生矛盾，因为有的老板迷恋过去成就舍不得丢掉原有研究基础。随着青年人业务逐渐成熟，老板的学术地位在青年人眼里逐渐下降。我主张据理力争，当然不一定吵架，只有自己骨头硬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唯唯诺诺是没有人看得起的。我这几年在瑞典跑来跑去，不少老熟人还提起当年我与Hultgren争吵事，不无称慕之意。
3. 我也老了，就应知趣，不要当老保守，死顽固。千万不能熬到当婆婆的份上就忘了当媳妇的苦楚。应当鼓励青年人标新立异、敢说敢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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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楼2009-05-28 09:5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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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虫 (正式写手)
三. 在X射线合金结构研究中自由驰骋
从1951年到1953年，我就转到Uppsala大学无机化学系从事用X射线衍射方法研究合金结构的工作。一来我对用X射线衍射方法研究结构感兴趣，自学了Guinier，Buerger，Barrett，Bunn，Taylor等的名著。原子位置稍有变动，衍射强度就有明显变化，完全为这门严谨的科学所倾倒。二来Hägg教授在三十年代研究碳化物、氮化物时总结出（后来称为Hägg's Rule）如间隙原子（C、N、B）与金属原子的半径比小于0.69，间隙相就有简单结构（如面心立方，六角密堆），否则就会出现复杂结构。Hägg是一位学识渊博、为人正直的长者，深受学生及同事的尊重。他是Uppsala大学无机化学教授，早期的学生都有出色的工作，如R. Kissling的硼化物及钢中夹杂的研究，A. Magnéli的金属氧化物缺陷结构的研究。后来得诺贝尔化学奖的Tiselius当年也申请过这个教授位置，那时他没竞争过Hägg。Uppsala是一座宁静的大学城，也是历史上的故都，这几年我在这里过得很愉快，研究工作进展也很顺利。到那不久，我就发现了一种新的MoC结构，这是我做的第一个晶体结构测定，尽管比较简单，也算一个新发现。与Hägg合写一篇短文投Nature，在1952年刊出，第一炮总算打响了。
我在皇家理工学院做钨钢的奥氏体恒温转变时就发现在淬火后最先析出的钨碳化物是W2C，而不是一般认为的高速钢碳化物Fe3W3C＝M6C。后者在高速钢（刀具高速切削升温到暗红色）中大量存在，误认为是高速钢红硬性的原因，因此称为高速钢碳化物。这种看法显然是错了，红硬性是由W2C析出产生的。到了Uppsala，我用那里的Guinier聚焦相机得到更可靠的证据，在1952年发表了一篇学术论文“Carbide precipitation, secondary hardening, and red-hardness of a hot-working steel”(Research, Vol.5, p. 339)。后来在1953年又发表了一篇长文，讨论的是高速钢中的碳化物与红硬性。接着又研究了Fe-Cr-C，Fe-Mo-C，Fe-W-C，Fe-Mn-C，Fe-Cr-W-C系中碳化物析出过程，分别写成论文发表。在Fe-W-C一文中弄清了六角密堆W2C转变为单胞参数为11.06埃的面心立方Fe3W3C的过程。
Fe3W3C的晶体结构是Hägg的同事G. Phragmén首先确定的，我在那工作一年多，一连发现许多合金碳化物，如Nb3Cr3C，W3Mn3C等，都有相同的结构，在1953年写了一篇“The Formation of  Carbides”，在Acta Metallurgica上发表（Vol. 1, p. 301）。碳化物是晶体学名，高速钢碳化物是冶金学名，都指的是Fe3W3C一类碳化物。大约在同时美国科学家在一系列Ti合金相（如Ti2Ni，Ti2Co，Ti2Fe）中发现有与相同的晶体结构，只是其中无碳就是了。Ti2Ni就是后来张泽等发现二十面体准晶的合金，而立方-Ti2Ni相与准晶共生。在相的单胞中有96个原子，一半处于二十面体中心，都有一个五次轴平行于[110]。这是在急冷Ti2Ni合金找到二十面体准晶的晶体学基础。借此声明，张泽是在1984年底在这一合金中发现了五次对称电子衍射图，1985年2月在上海硅酸盐所得出二十面体对称，那时已见到Shechtman的文章了，我们晚了一步。
1955年在加热一个含钨的高碳钢到过烧状态，晶界有少许熔化，冷却后发现一个具有-Mn结构的新相。这是意想不到的，因此写了一篇“New intermetallic phase in a burnt tungsten steel”，投Trans. Amer. Inst. Min. Engrs.。文章发表时（1956, Vol. 206, p.97）我已经回到国内了。当王宁等在CrNiSi合金中拍出八次对称准晶及共存的点阵常数为6.2埃的立方晶体相的电子衍射照片时，从310的衍射强度高，我立即想到这是-Mn结构，而很快也就证实了。
高合金耐热钢中，除了合金碳化物外，还会出现一些中间相，如现在大家熟知的sigma相Laves相等。我研究了它们生成的合金化规律，在1953年写了一篇“Ternary Laves and sigma-phases in transition metals”在Acta Metallurgica上发表（Vol. 1, p.720）。当时，sigma相的结构研究甚嚣尘上，原因有二。一是FeCr sigma相首先是Bain（即贝氏体的发现人）在1925年在18-8不锈钢中发现的，由于它的析出，晶界贫铬而不耐腐蚀而且变脆。但是，用X射线粉晶谱标定一直未成功。加之高温合金那时已普遍受人重视，sigma相致脆是焦点之一。二是-U与sigma相有相似结构，战后正是和平利用核能大发展时期，对-U的研究正方兴未艾。sigma相的四方点阵直到1950年才定下来，我那时也凑了些热闹。sigma相的410和330是强衍射，一共有12个，因此显示伪12次对称。Nissen等就是在FeCr合金中首先发现12次对称准晶的。因为CrNiSi及VNi合金都生成sigma相，因此分别让王宁及陈焕研究它们，结果是陈焕在VNi及VNiSi合金中发现12次对称准晶，而王宁却扑了个空，没有发现12次对称准晶。幸运的是，他无意中第一次发现八次对称准晶，意义更大。科学研究就是如此，意想不到的往往是更大的发现。假如什么事都是预料到的，就不会有发现和发展了。
Laves是瑞士籍矿物学家，因为他在三十年代后期确定了C36-MgNi2晶体结构，并找出它与C14-MgZn2（六角）及C15-MgCu2（立方）结构间的关系，而后来统称这三种结构为Laves相。为了我的这篇文章Laves还给我写了一封信。不过，鲍林对这些结构称之为Laves相大为恼火，因为C14-MgZn2及C15-MgCu2结构是他的学生Friauf在1928年首先确定的，因此他后来称这些合金相为Friauf-Laves相。Laves相中有2/3的原子处于二十面体中心，据此我让董闯在具有C15结构的MnNiSi合金中找二十面体准晶，很快就找到了。
我提到上面说到的一些四十年前的往事，主要是想说明科学研究的积累和继承性。只有积累多了，才可能有所发现。不可能在没有扎实的基础的前提下建起高楼，更不可能一步登天。作学问就得肯下笨功夫，不能取巧，更不能急于求成，要有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精神。储备不多，机会来了也抓不住，或者是昙花一现。灵机一动是有的，但这也只是在已做了大量思索的情况下才会出现。
我在Uppsala几年都是使用X射线粉晶谱做合金相分析，为了弥补我在单晶体X射线衍射方面知识的不足，我在1955年11月下旬去荷兰Delft城的皇家理工学院跟W.G. Burgers教授做白锡到灰锡的相变。他是金属物理方面特别是金属范性形变的专家，有一些位错的问题搞不清楚。他在美国教水力学的哥哥J.M. Burgers回荷兰度暑假，W.G. Burgers就向他哥哥请教。他哥哥没用多久时间就搞出那篇以伯格斯回路和伯格斯矢量闻名于世的文章，不过此后他再也没有做过有关位错的工作。这位神童25岁就当了教授，与同年龄的学生喝酒吵起来，一拳把那学生打倒。教授打学生，天下少有，一时传为奇闻。1985年我去荷兰访问时，荷兰科学院的教授还津津乐道此事。不过，W.G. Burgers教授却是一位温文尔雅的学者，为人和蔼可亲。为了区别他们哥俩，哥哥被人称为聪明的Burgers，弟弟就成为笨Burgers，其实他并不笨，只是不如乃兄聪明就是了。白锡是金属，灰锡是金刚石结构，类似半导体，白锡在-13 C转变为灰锡。欧洲教堂中的风琴的乐管都是用锡做的，有一年冬天特冷，白锡中长满了黑斑（灰锡）并且由于体积膨胀而脆裂，称为Zinnpest，Zinn是德文的Tin，pest是黑死病，可译作锡疫。我长出白锡单晶，低温转变成灰锡，再用劳厄法研究两者的取向关系，1956年3月完成一篇论文。这桩工作本身意义不大，但我从中学到一些有关单晶的知识，如劳厄衍射带，这对日后的电子衍射工作很有帮助。但是我却不知道就在这所大学的物理系里，Le Poole前几年已把Boersch在1937/1938年就证明了的电子透镜的Abbe成象理论用于实践，通过改变中间镜电流可以聚焦在后焦面得到电子衍射图或聚焦在像面得到电子显微像。后来西门子EM1电镜在1953/54年投产，就有了选区衍射功能。现在，这已是尽人皆知的事了。
Delft是一小城，运河纵横，风车牧牛，一派田园风光。荷兰人很热情，这几个月我过得很快活。就在那里我在1956年3月看到周总理“向科学进军”的动员令，兴奋不已，4月底就乘机经苏联回到阔别九年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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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楼2009-05-28 09:5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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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虫 (正式写手)
四. 初步涉足电子显微学
1954年我又回到了斯德哥尔摩，暴君Hultgren已退休，我继续在皇家理工学院开展高合金钢的研究。本来工程物理系的O. Linde也申请此教授位置，而此人是第一个有序结构AuCu3的发现人之一，在金属物理界赫赫有名，但是Hultgren说此人不懂冶金，培养不出钢厂要的工程师，利用在钢铁界的影响应是把这位学者挤下去，选一个学问不大由钢厂来的工程师继任。学术界的权术哪里都有，有学问的人不一定都被重用。
我在这时除了碳化物析出外，还研究铁素体的转变，（奥氏体）+M6C或Laves/sigma相。需要使用电子显微镜，就到附近的金属研究所使用瑞典唯一的RCA电镜。那是战后第一代电镜，只有一个聚光镜，消像散靠机械移动在物镜极件周围的八个小铁块来实现，没有衍射功能。但是我还是用复型观察到共析物的细节，写了两篇不锈耐热钢过烧的文章。薄膜制样方法还未出现，只能做胶膜复型，1953年R.M. Fisher发展出萃取复型，大约在1954/55年才有了碳膜复型。我用胶膜（萃取）复型观察到几十埃大小的VC颗粒及针状Mo2C，这是V、Mo在钢中产生晶粒细化及析出硬化（或二次硬化）的原因，1956年写了一篇文章，这是用电镜进行这类研究工作的早期著作，同时还有Seal在英国Sheffield大学及A. Schrader在西德马普学会钢铁研究所做类似工作。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我读了苏联科学家Pinsker写的由墨尔本学派（J.M. Cowley为首）译成英文的“电子衍射”一书。
我1953年夏去德国参观Schrader的工作，1955年11月初去英国Shefield大学参观了Seal的碳复型工作,顺便去了剑桥大学游览。那时Whelan已经用西门子EM1观察到铝中位错的运动，也可能做了不锈钢中层错与不全位错的工作，失之交臂，终生遗憾。如果那时见到他们的工作，说不定我就会改变主意，去剑桥大学的卡文迪什实验室工作一段。一头扎进晶体缺陷中去，可能也不会有后来的准晶研究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机会总是存在的，不要总是因为失去一次而懊悔不已，悲观失望，以致失去后来的机遇。
1951/52年我在杂志上见过Anna Chou在剑桥大学冶金系在Nutting指导下做的电镜工作（稍后G. Thomas在那做了铝合金沉淀过程的研究，用的是Al2O3复型）。回国后才知道她就是李林，用的她先生邹承鲁的姓。李林可能是中国第一个用电镜研究合金的人，她用的电镜说不定就是Nutting作为战胜国的专家在二次大战后去德国把尖端仪器作为战利品拆运回英国的，我在1964年见到Nutting，他跟我讲过这件事。不过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德国人砌了一道墙把一台西门子电镜藏到夹缝里，终于把这一台古董留下来，现在在柏林技术博物馆中展览。桥本初次郎在1960年在剑桥大学冶金系进修一年，是李林的师弟，他1978年第一次来中国一下飞机就找Anna Chou，谁也不知道这是哪一位，后来幸亏了解内情的柯俊解了围，他50年前后在英国，知道桥本找的就是李林。柯俊在伯明翰大学用光学显微镜观察过过热和过烧的钢的脆断断口上有硫化物的枝晶，证明有沿奥氏体晶界熔化现象。葛庭燧、柯俊和我近来都被日本金属学会选为荣誉会员，但是他们一直为不能准确分辨葛（Ke），柯（Ko），及郭（Kuo）三个字的发音而苦恼，在美国多年的晶界专家石田洋一（Ishida）还戏称我们为3K党。
当时西门子EM1是最好的配有衍射功能的电镜，日本的JEM5等才出来，不能望其项背。光是剑桥大学就购进8台，为开拓衍衬技术立下了头功。二十多年后JEM200CX出来，挤掉西门子EM102的市场，被迫停产。不怕后进，就怕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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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楼2009-05-28 09:5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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