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孤身迎战

——儒林内史：上交大人文博后报到记



王东东



出世法不离世间法。



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王阳明



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

——鲁迅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

——韩愈



上帝给我们的小伙子准备了怎样的命运？

——阿赫玛托娃



简况：我在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报到时，院方在催逼下才拿出合同，而我发现年薪只及约定的一半，如此失信行为让我失望；但由于合作教授和院方挽留，使我觉得这是一个底层办事人员程序失误的问题。后来院方又拿出另一份合同（约定薪金），双方磨合一星期之久，但仍未签下。而本人已经为中国博士后网“在站”状态，若一直处在“在站”状态则本人无法在其他高校做博后工作。甚至只能去国外或港台寻找工作机会。现上海交大人文学院已公开“摆烂”矣，破罐破摔，拒不回应本人所提“退站”包括“赔礼道歉”的正当要求。现上海交大已耽误我至少半年的时间。

鉴于“诚信”为现代人之所本，为免于上交大人文学院之缺乏“诚信”和招聘博后工作中的“欺诈窝案”对我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我写下此文，叙述事情来龙去脉，明示读书人的尊严。



        博士后报到记：一个现代大学的寓言



小公务员的“病假”，与我的“报到”

(2015年1月)



1月7日，星期三，上午9:44分与具体负责博后工作的宋春艳女士约好，星期四下午各种“敲章”后（她下午一般请假不上班），星期五上午即可找她签协议。否则若我星期四到，星期五上午体检，她星期五下午不上班，要签协议需要等到下星期一。因女朋友星期一要到国外开会，希望我会在首都机场送她，我决定提前抵沪。

将8日的火车票改签到当天，于当晚抵上海虹桥站。坐虹桥4路至上交大闵行区，住“拖鞋门”外百万宾馆。

1月8日9时许在上交大闵行区体检完毕，下午2时领到体检结果，开始“敲章”也即办理进站手续，领导了工作卡，和公寓分配的单子（需找物业才能拿到钥匙）。待其他章全部盖完，到人文学院去碰碰运气，宋果然不在。又在5时许与人文学院合作教授何言宏先生联系，说明天即可签协议，希望他到系里。何说明天要举行换届选举，大家都会在，建议我先与宋春艳联系好，他生病在家。我下午所办各种手续如下：




















等等，全部章不盖还不行，于是到组织部说我是团员盖了章。

1月9日，星期五，与宋春艳联系，她表示请假在家，不在系里，但可以与另一位老师联系，但我这回即使签协议，也拿不到工资，需要调档案和办户口后才行，不如下次过来一块办理。

我说，既然约了这么久，当然要签。双方在电话中各持己见。她突然提高嗓门说：“王冬冬，你今天非要签协议吗？”我说是的，北京还有事，急着回去；若不然，我等你到下星期一？她说，你为什么等到下星期一？我说，我也可以见见上海的朋友。她于是说，你非要签，那就这次签吧。我问，协议怎么签？她告诉我：时间2014年12月26日至2016年12月26日，年薪6W。比约定的12W少了一半。我心中说开玩笑，嘴里说不是12W吗？宋问我谁跟我说是12W，我说何老师。

我于是亟与何联系，他说他会赶到系里，带我去找王杰院长和领导。我心里觉得这可能是一个信息沟通不畅和行政手续错误的问题。于是也从校外宾馆赶到了系里，并没有预料到会有多严重，只是觉得好玩。



“等待戈多”：在左翼文化研究中心

（2015年1月9日上午）



我到“左翼文化研究中心”找何言宏，被AAA老师认出，于是一番寒暄：

“你不是到我们这边做博后吗？”

“是的，来报道。”

“前几天刚看到陈建华的一个博后过来。”

“香港中文大学？这边程序太慢了。”

“香港科技大学。这边都这样，我从社科院调过来花了两年时间。”

“但现在程序又出了问题，薪金少了一半。”

“怎么少了一半？”

“比我和何老师”，我很慎重地说出了下一个词，“……‘期待’的。”其实应该说是“承诺”或“约定”。

“现在协议未签，何老师说要一起去找领导。”

“……别到了最后他们不签了。”A老师关怀地说。

不过这倒提醒了我，协议不签，我就是自由之身。

A教授又介绍上海某教授B给我认识，原来B也到了交大。后来他们就一起去参加换届大会。

何终于到了，到得很晚，说是送孩子上学去了。另外他对这种会议没兴趣。他说院长和书记都在上面开会，他上去看一下，让我随意在办公室翻翻书。

我在办公室里实在无聊，就注意到前面的鲁迅头像，他眼睛的瞳仁竟然是由石墨点染而成，看上去像一点墨。窗外的树，在冬天不耐烦地绿着。为何鲁迅不从雕像中挣脱，“破门而出”？发现鲁迅的瞳孔竟然是墨痕，我就发了一条微信。





这时我就想写一首诗，在无聊或焦躁的时候写诗，可以让我集中注意力，进而变得安静。我在笔记本上写下诗的标题《在鲁迅书屋》，可惜只写了五六行，没有完成，恐怕有点写成《上海交大进行曲》的意思。

期间何从二楼会议室跑下来，问我看什么书，又跑了上去。因为中德对照版的《杜伊诺哀歌》看不下去，就顺便翻了翻书柜中的《新青年》杂志复印本，发现一篇与我的研究有关的文章，屈维它的《自民治主义至社会主义》。

10:03（电话记录），我我灵机一动，电话打给打宋春艳，反正也闲着无事。她说，何老师答应了吗？我说，何老师以前就是这样说，现正在找院长。我说，这是你的工作失误，怎么补救？她说，6万是一般博士后，由学校出，12万是专职科研博士后，你是北大博士毕业，按照8+4运行，学校出8万，需要院里出4万。

后何老师再次从楼上跑下来，说等到会议结束后再找领导。我即将宋春艳的信息告知于他。何叮嘱我和他先一起找院长，我个人先不要联系“小宋”。我说，为何不给王院长电话，何愕然看着我。我说，这既然是“行政手续”问题，通过“行政命令”即可解决。

近中午，何又跑下来，叫了快递，邮寄身份证到南京，我方才看到他的身份证名字是“何延红”。

他和我一样有两个名字，同音，只有写出来才知道。



再见王杰院长：“谈诗论道”的“俊彩”

（1月9日正午）



会议终于结束，已过12点。何领我到2楼找王杰院长。

我走在何后面，只看到王院长大步流星向走廊一头的行政办公室（基层行政人员的隔间办公室）走去，一边走一边在门口喊问：“小宋在吗？”

我在后头对何说，给宋老师打过电话了，她不在。

何将我介绍给王院长，王院长与我亲切握手，他开门见山说：“小王，我在面试时见过你。”王院长和我一样，长着国字脸，但和我不一样的地方是，他乐呵呵的，脸上总是含着笑意，若在别人身上，会觉得虚伪，但在他脸上这笑非常自然，甚至有着一种长期浸淫书本的人的样貌的青春。真看不出他是快60岁的人。

我和他的交道，还仅止于上次面试之时，我在面试时只讲了我的博士论文《1940年代的诗歌与民主》和未来的研究设想，其他一切均未涉及，引起了一群热爱学术的教师的辩论热情，其中一位坐在后排的年轻教师高声说：“你研究民主，可以参考一下托克维尔。”我说，“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下卷第十七章，专门论述了《论民主国家的诗的来源》。”坐在前排的一位老教授几次对我提出问题，我几次辩驳，正是坐在中间的王院长乐呵呵地说：“好了，以后你还有机会向X老师请教。”我才知道这位老教授就是X先生。

于是又朝走廊另一头的“高层”行政办公区域走去。

在走廊的黑暗里，王院长回头开导我说：“东东，你是学文学的，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也故作潇洒地“嗯”了一声。脑子里浮现的是卡夫卡的《城堡》，而我也正走在理工大学的城堡中。

但，这是怎么回事？

恐怕并没有那么简单。

等了一个上午，我早就不耐烦了，似乎随时都可以爆发，不过还寄希望于“行政命令”，以及王院长的俊彩。

现在回想，难道王院长是要我“搞关系”？但我实在不知道怎么搞，只能本色演出。我身边也有做了院长的师友，还有不少诗人朋友有多年为官的经历，但我和他们交往的方式就是无视他们的官员身份，只和他们谈诗论道。他们看起来也很享受。

不过王院长的话，不过度阐释的话，倒也是一种谈诗论道。

高层的个人办公室里还有其他人，微笑着看着我，其中有一位中年女性在回忆中显得愈加暧昧，但感觉又不像我几个小时后才见到的刘书记。

王院长右手拍着我的左大腿说，“放心，你这样的人才我们还是要留住你的。”至此我还一言未发。我和他并排坐在办公室外侧的沙发里。内心思忖：我真算人才？

我从右手旁的一扎矿泉水里抽出一瓶，王院长早已抽出一瓶喝着，他上午应该讲了不少话。

王院长对何老师说：“你的《诗国际》不是还有一些‘配捐’”？（名词解释：“配捐”，指学院教授一旦获得社会捐助，学校会配给同等份额的资金。）

“是的，还有7万，我已经花掉了3万。”后来何老师对我说，按照规定，教授可以支取配捐的百分之三十。

配捐我还听得懂，因为以前也听人说起过，于是我胡乱插嘴道，“配捐很难动吧……”办公室的眼光都朝向我，仿佛我很了解大学里的情况似的。

我问何老师：“《诗国际》是谁出的钱？”

“CCC。”

我想起上回在北京，何老师送给了我一本CCC的诗集。

王院长说：“让CCC再出10万，就说《诗国际》没钱办不下去啦。”

何老师摇头。

“那让小王做责任编辑，发工资。”这话倒是说到了我心里，何老师跟我提过不止一次和他一起办《诗国际》，但看他列出的编委都是西方汉学的国际大腕，要不也是土鳖大王，我早就有腹诽，不仅无法忝列编辑之列，杂志上连署名恐怕都不会有。

“10万中每一笔如何支出都已列好清单。”何老师说，他突然振作，提问王院长：“那7万配捐花了没有？”

大家的目光都聚集在王院长身上，他张嘴说：“还没有。”像一个突然遭到提问的小学生，来不及思考，但也不掩饰，足以赢得好感。

“那这七万能不能用？”

“我们一块去找杜书记。”王院长说。

何老师对我说，现在是杜书记管钱。



“没有这个文件”：在杜夏明书记的办公室（1月9日中午）



王院长、何老师和我来到了杜夏明副书记的办公室，他分管博后工作。他们在一起谈论我的情况，主要由何介绍，王院长在一旁点评，杜书记则脸色阴沉地站在自己的办公桌前倾听。他个子不高，面色较黑，由于长得像我的一位很要好的哲学系本科同学，我挺想和他聊几句，只不过他右眼框外缘也就是眉心右下边有一颗不小的痣，但看起来又像一颗瘊子，这就和我本科同学的形象区分了开来，使我不愿意和他说话。

我不发言，也是因为我作为新人，初来乍到，似乎不方便“干涉”人家的私事。这12万是他们自己的承诺，并非我异想天开想要的数字。因此如何筹钱，是他们自己的事。

（我花了一点时间才搞清，杜夏明是分管博后工作的副书记，是宋春艳的领导。宋春艳都这么难对付，培养他的杜夏明更不简单。难得糊涂，作壁上观。）

何老师向杜书记介绍我的情况，杜书记并不表态，直到王院长对他说：“12万应该怎么运作？我们凑一凑。”

“没有12万这一说啊。”

“…………”王院长、何老师还有我都惊愕了。然后就是沉默。长长的沉默。连王院长也沉默了。

杜书记继续说：“交大的政策经常变来变去，上一个还未实施，下一个就出来了。让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做。”

王院长回过神来，“何言宏那7万配捐呢？”

“那是行政经费，不是科研经费。”

我终于忍不住，表明我为何不能接受6万合同：“如果给我6万，一个月发下来三千多快钱工资，再扣除我北京上海至少往返一次的车费，我女友还在清华读博士，两年后才能毕业，跟我在北大读博士时的补助两千块钱是差不多的，我两边跑，生存都成了问题。”

何老师在一旁说：“杜书记，你看，王冬冬是一个诚朴的人。”我对何言宏这一句印象极为深刻，因为他用到了已逝的陈超老师在给我的一封信中形容我的一个词：“为人诚朴”。我将这封信公开在了新浪博客上。其实，我并不想看起来那样诚朴，我想看起来让别人觉得坏，好勇斗狠，狠毒。诚朴的人犹如赤裸的人，让别人一览无余，要格外知道羞愧。

然而我并不是在向他们要钱，而是要他们兑现自己的诺言。

杜书记终于向我发话：“8万行不行？”

“这太少了，跟原先说的12万。”

“是的，相差太大。”何也在旁边附和我说，似乎为了增加我说话的分量。

“最少十万。”我脱口而出，冷不丁地说，也不知道能被谁的耳朵听进去。

三人议论着，至少王院长和何老师站在我这边。

“不足的我给你报，总可以吧？”杜书记说。

“怎么报？”

“到我这报啊。”

“大学里老师们都很难报，怎么报呢？”我感叹道。

“给你报近7、8万，凑够20万。”

“那就报12万……”我说。这样加起来，两年还是24万。

“飞机票能报吗？”我几乎快要被说动了心，能报也好，欧美跑几次，港台跑几趟。

“那也报不了这么多啊。”站着的何老师说。在这间办公室里，他只得到一个板凳坐。我仍和王院长坐沙发。他看着我，又看向别处，似乎是让我感觉到“报销”很难，是一条行不通的路子。想想，要感谢他这一句真诚的话。

时间少说也有一点。王院长对何老师说：“你问一问AAA（即北京某教授），看你们学科能否凑点钱。”



午间插曲：路遇学科主任



何老师却又对王院长说：“我不好问，你问一问吧。”原来A老师是学科主任，何老师是副主任。

哪想从人文学院走出来，正好碰到了A老师。四五年前，我读过他翻译的一位日本人写的《人与鬼》。人文学院对面就是外语学院，很近，共用一条走廊，方便人文学院将自己的“博士后”挂靠在“外国语言文学”这一流动站。

二人就逮住A老师说了起来。

张老师说：“如果给王冬冬多点钱，其他的博士后呢？”

何、王二人还未说话，我就说：“说得对。”必须要一碗水端平。

既然有12万的程序，为何不走程序？这样通过人情，最多也就能筹一两万吧？

我不管他们说什么，兀自去掉矿泉水瓶子。

人文学院门口没有垃圾箱，但草坪旁边有一个装垃圾的黑袋子。

王院长骑上自行车，匆匆回家做饭。他还要照顾正在生病的妻子。

我和何老师对他表示感谢。

何老师说要请我吃饭。于是我在“嘉映驿站”退房后，与他在小饭馆吃饭。

席间，何又谈起他的远大研究构想。做学术研究的人，做到一定程度，都想做学术策划，这可以理解。何尤其谈到他想做一个American Poetry Review《美国诗歌评论》的中文版，让我去和他们联系，交大会配套千万云云，我说，这本期刊发太多诗，似乎不适合做中文版。但他仍然坚持，说这是什么“ah”刊物（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钦定”刊物），比什么ssci更高级。我勉强应对着，牵心着年薪的问题，于是再次强调了宋春艳提供的信息，8+4。

何后来终于回到了年薪的问题，他想出了点子，说：“我们一起去找刘书记，我从来没有想过那7万配捐，这回还是王院长提到了，问他用没，他说没有，你看，王院长真是一个实诚的人。你看，AAA就说话比较慎重。”我说：“可以理解，搞鲁迅的人一般都谨言慎行。”我又拉着行李箱，陪他到几里远的附小去接孩子，又回到交大“拖鞋门”，已近四点。

这是何的第二个孩子，是一个男孩。男孩长得不错，应该说苗子不错。我和何一路上谈论着长相。

我说，要不要给刘书记打电话约好？何说，电话里不好说。他告诉我，他会和刘书记如何说，云云。



新上任一把手的魄力，或女书记的决断

（1月9日下午）



紧赶慢赶，赶到学校。何想要散步走到人文学院，我则建议坐校园公交过去。在校车上，何老师依然谈着他的宏大研究构想，可这些我熟悉的规划，此时却让我分心。

在人文学院门口，何对我感慨说：“这七万在里面，拿不出来，这就是卡夫卡的荒谬。”如果与何言宏单纯谈论文学，倒挺好。

何介绍了我，刘书记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让我心情稍微放松。她要给我和何言宏倒水，我坚决不允，就接过她递过来的杯子，给何言宏和我自己从饮水机接水。

刘书记是一个处理事情的人，说，“你们找我什么事？”

何老师说：“王东东………………（各种夸奖，证明学术能力和“文学能力”），他的女朋友还在清华读书，他每个月至少要在京沪之间往返一次，普通博士后的年薪肯定周转不过来……他为了来我们这里，将北京高校的工作机会都放弃了，还放弃了+++的申请。清华离北大这么近，如果这个人我们不留下来，以后清华和北大的博士就不会来了……”我突然诧异他对我的“语言存在”如此了解，甚至超过我对自己的了解——尤其那些“代表人物”、“影响力”一类——但他很熟悉我的“生活存在”，却是我一直灌输的结果，此时这些话从他嘴里说出来，异常动听和美妙。

刘书记微笑说：“你想要我做什么？”

“我们不是有专职科研博士后的政策？”

“是的，我记得有这个文件。”于是她开始翻找，从文件夹里找，又打开粗重的大档案柜，找了有三分钟，怎么也找不到。在找文件的过程中，大家谈起交大的世界大学排行榜。何说：“我们学科的排名怎样才能上升呢？”

刘书记说：“那你去问刘念才”。

于是她只好出门去找，不一会，她一个人回来了。

我在沙发上不断调整着坐姿，何老师依然谈着他的宏大研究构想。

又过了五分钟，谨慎的杜副书记才拿着上海交大博士后待遇政策的文件，站在了刘书记办公室的中央，不断翻看着，似乎在学习，一脸讪讪地样子。

我和何老师坐在沙发上一直未动。

杜福书记说：“世界大学排名前一百所是10+2，二百名之内是8+4，北大社科排名在150至200名之间，8+4。”

我惊讶地问：“北大不是排名在前一百所吗？”

不等杜副书记回答，何老师说：“这是交大自己的排名。”好像他已经提前知道似的。

“这个排名在全世界都很有影响。”刘书记说。

既然已经找到了文件，我无暇关心这些令人屈辱的细枝末节，只看他们如何运作。我终于等到了期待中的“行政命令”，只有行政命令才可以改变行政程序。

在刘书记的决断下，杜书记打通了宋春艳的电话，开了手机的扩音器，大家听到两点信息，一、行政手续，需要王冬冬递交申请书，转做“专职科研博士后”；二、在星期一签协议时，资金要同时到位，这属于人员资金配备，必须将两年8万筹齐。

宋春艳女士还在电话里大声说：“何老师在吗？不要找他总找不到。”何老师在旁边身子一震。

刘书记适时对何老师说：“这文件你要好好学习一下。”

“恩。”何老师刚抬起头，只好点头称是。

何老师建议说，他的7万配捐能不能用作自筹资金，这样就还差1万。杜副书记申明，这7万是院里行政资金而非科研基金。而那8万应由合作导师而非院里出，否则其他博后也有话说。

何老师对刘书记诉苦说：“您也知道我的基金都在南师大。”

刘老师说：“一个重大课题不就还上了吗？你要给院里打个借条。”

何和她谈着如何拿重大项目的事情，又谈到自己的构想。

我忧心着这个借条，这不是等于院方给何言宏和我上套吗？最终的活肯定是给我干，最终还钱的压力又由我承担。

“散会”后，我依然“忧心忡忡”地对何言宏说，这个欠条怎么办？何说，我还有7W配捐，就是打了，他们真好意思让我还？

如果打多少可以商量，这挺好。反正我最后只能让到20万，我们可以各负担4W，但这话，我没对何言宏说，要说的话，只能是院里专职科研博后“人员资金”到位之后。当然，打得越少越好，这样我需要“还”给何言宏的也就越少，我的权益才会得到更好的保护。

何又谈起他的宏大规划之一，“诗歌墙”，L副院长刚同意他把学院一楼大厅的两面墙弄成诗歌墙，展览手稿、诗人的书法作品。我们从刘书记办公室出来时，L副院长催促何说：“赶快拿出设计图纸，假期施工。”于是这个任务又落在了我身上。

我们站在一楼大厅，我说：“没尺子。”何说：“我步一步，我步得很准。”他于是步起来，对我说：“八米长。”我于是大眼一扫说：“三米高。”还好我有一些诗人朋友，可以把他们的手稿、书法弄过来陈列。如果能兑现承诺，领到工资，再苦再累的设计装修我也得干。

近五点等校园公交时又遇到了刘书记，于是大赞她的魄力。真能搞成专职科研博后，也算她新官上任一把火。



“被忽悠了”， 星期一的行政不作为

（2015年1月12日）



我10点左右赶至办公室，宋春艳对我说：“我们这儿北大来做博后的很多。”我刚说：“别人签不意味着我会签……”就被何老师在后面截住了话头，我这“北大精神”的宣言就没有说完。

宋春艳要求我写专职科研博士后申请，说，申请你可以让何老师签名，先交上来。又将专制科研博士后的合同打了一式5份，交给我。这份交大的专职科研博后人员合同书，不知来人文学院做博后的人几个能在签合同时看到？






我拿着合同走的时候，她在后面说：“王冬冬，你是我们院第一个专职科研博士后。”那么，其他院系呢？这一声的热切，似乎是唤起了她和我的“阶级感情”。毕竟，她是基层行政，我是学术民工，学院反起来腐，难免舍车保帅。

然而，在2014年10月8日她发给我的“交大博后审核通知”中第四条却引导我忽略“博士后研究人员合同”。








那么，我是否在附件中文件引导下在交大网下载到“合同书”并一阅呢？我努力去找过，但好像并没有看到。现在为2015年2月2日午夜近三点，交大博后网页上的“专职科研博士后人员合同书”显示为“new”，显然为刚上传不久。而上海博管办发给我的报道日期是12月26日至1月26日之间。





我将专职科研博后申请给何看，看何没有签的意思，也不好逼迫他。我以为何是想要和合同一起签。

写到现在，笔者有点累了。只简单将那天发生的事情交代一下，就是这天又是行政不作为，协议没有签成。整个上午何都在参加硕士生答辩，我一个人闲着实在无聊，也去会议室坐到了答辩结束，听到一个女硕士生研究劳伦斯《美国文学研究》，何建议他参照一下英语原著。L副院长倒很是欣赏她的研究，赞许达到了研究的“初心”。何在答辩间隙拿走我手上的书Conversations with Auden《奥登谈话录》，后来却建议我说，你应该少搞点翻译。我说，这样的谈话录翻译出来能成为长销书，何说，EE告诉我《布罗茨基谈话录》就一版，我说，西川的《博尔赫斯谈话录》好像出了新版。

这场答辩结束之后，何又带我去找宋春艳，何问她哪些钱可以用？宋春艳说：“985和TST(这个词实在没听出来，以T开头就是)。”

原来这一次，系里又将筹钱的任务推给了何老师。

何告诉我：“院里只筹到了四万，还是王院长问其他老师借的钱，先是陶东风，后是高宣扬，高宣扬如此大佬，也不知道王院长是怎样要的钱。”我心中想笑，何老师你不知道他是院长嘛，脸上却不动声色。我撺掇何给王院长打电话，何打过去，随即挂断，扭头对我说，王院长说正在医院，不好意思麻烦他。

中午何请我到学校餐厅吃了一碗牛肉面，我把自己的交大校园卡放在读卡器上试了一下，已经开通，当然数字为零。在吃饭时，何惊讶地说，你生气了。我说，生气有什么不好。

何下午要到外地开会，他要先走。

我于是也离开了人文学院，在两点钟左右拨通了朋友的电话，我真得得找他散散心了。

晚上8：24分，我正在朋友家吃饭，接到何电话，诉说向校领导要钱的困难，抱怨了10分50秒。他的意见是：20W行不行？就这样他还要向院领导争取。总体感觉他已气丧。我于是勉为其难，说可以。

晚10点，我回到公寓，与何言宏通话，强调必须走24W的人员资金形式。何向我诉苦，说他自己工资才8000多，而且住在闵行，你王冬冬住在徐汇50多平方米还嫌房子小。其实我已经向他讲述过房产处的遭遇，开始要给我30多平方米，我据理力争，力阵我的待遇，后来弄到了53平米的一室一厅，搞笑的是我似乎看到房产处电脑上明明显示的是二室一厅。有师友说我到上海去是动了邪念，其实我是想将父母接到身边住，他们一直在郑州和我弟弟一家住在一起；12W的年薪我一个月能拿到七八千，还不是要交给不存在的京沪铁路局；但是我在上海时和父母在一起，在北京时和他们未来的儿媳妇在一起，生活就安排得很有意思。单说这次电话。可能何言宏身边有人，他的话与我的话牛头不对马嘴，他需要维护自己的脸面。我只好动真格了，我说：“你不是有7W配捐吗？”他笑着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人送给你一瓶茅台酒，那是礼物，你不喝，非要卖出去，能卖原来的价格吗？”果然是小说评论家。我说，院里如此对我，我肯定要走人。何说，那我没关系。我越听越气，说，不是你邀请我会到这里来码？何说，是王家新和 向我推荐的你。他说的是指博士后进站的手续，其实那都是我自己模仿的推荐语，他还在那里沉吟慢讴，一个理工大学人文博后工作的破事哪值得我亲师出马或出手，当然我在戏拟推荐语时还是和老师们打了招呼。单说这次电话。何异常气盛，说：“这20W你还让不让我跟杜书记争取？”我不置可否。我说，你把杜书记的电话给我。何不置可否。但感觉他已屈服于杜书记的虚伪意志。谈话愈来愈没意思。杜书记的花花肠子已经染红了何老师的衬衫。

22:40分我电话打给王家新老师，这回换成了我抱怨诉苦，花了10分59秒。王老师是我和何言宏的牵线人，他在交大做讲座晚宴时，何问他有没有认识的北大博士，北大博士在交大世界大学排名一百所里，待遇是二室一厅，年薪12W。王老师说，这不现成嘛，于是当晚就在酒店里把电话打给了我。我问王老师，是否何言宏想到了我，特意让他和我联系，不如让“上交大教授”直接和我联系，王老师说，人家需要你主动问才行，家新老师知道我莽撞的脾气，特意嘱咐说，你要好好地问。我诧异为何上交大教授不直接问我，因为圈子很小，谁都了解谁的关系，但想到这是他托别人转来的好意，也对“上交大教授”产生了好感。遂请王老师转给我他的电话。至于我是如何上钩被套牢的，可看下面“我是如何被绑定的”一节。这里单说我住房已经被坑了一次，年薪肯定要争取啊。家新老师问我，何现在上海吗？我说，他跑到苏州去了，明天下午才能回上海。王老师知道我气性大，让我注意心情。



酝酿，1月13日，星期二

   宋估计接到上峰命令，故伎重演，注意：“合同先不签。”这明摆着是让我回去调档案，以更进一步将我绑定，或以一种文雅的方式让我走人。但从“善意”的角度理解，她这也是在向我表露“阶级感情”。










有趣的是，我本来要说“宋老师天天请假”，却说成了正在外地的何老师。

下午，接到了家新老师短信。






这些克扣方案实际上是杜书记的花花肠子，合同只有6万和12万两种。只要是杜书记建议的克扣方案，都是签6万，其余报销。

   


如果不是何言宏处心积虑地通过我尊敬甚至迷信的家新老师要我过去，谁会想到去一个理工大学做文科博后呢？这可能是我总是不能那么体谅何老师的原因吧。如果是我向自己"久经考验"的老师们开口做博后，我哪有资格挑三拣四呢？



晚上，我以为何已回上海闵行区，与之联系。













我决定，院方不履行承诺我就赶紧走人，晚上列了一张赔偿清单，可是第二天也忘了给杜福书记观瞻，只给何言宏在快黄昏时偷看到了。






1月14日，星期三，我到底有没有发言权？



我于10点赶到了闵行校区，先至“总支书记办公室”找刘书记。

我说：“从7日起，我已到这边等了一个星期，专职科研博后到底能不能兑现？明天我要一个答复，不然我要赔偿。我后天星期五要回北京。”

刘书记突然很委屈，我也想起来她在星期五我乘坐闵行区到徐汇区的校车时她给我指路并给了我一张车票。这就和宋春艳给我打印专职科研博士后合同——她不打印我还真找不到，那时网上还真没有——时送给我文件夹一样，都爱施小恩小惠，然而在整体上，人文学院却口惠而实不至，食言而肥。还好吕端大事不糊涂，竟然偶尔占了小便宜。

“你对我态度这么强硬，你对何言宏也可以这样说……”她坐在办公桌后说。

“以后我还要和他做事呢。”我说。

“你先出去，我们一会要开会。”刘书记从座位上站起，微笑着说。

我一下子没了说话的人，于是再至副书记办公室找我那个本科老同学。此人看我前来，竟然先笑了起来，站起来迎接。我说先喝点水，就从书包里拿出杯子，从饮水机接水喝。不一定是焦虑，我平常就爱喝水，就像有人爱洗手，不一定怕脏，而是洁癖。

杜书记问我抽烟吗，我说，不会抽。然后他兀自抽了起来。他第一句话说：“我从来不赞成文科搞‘专制科研博士后’，很难量化，可是他们就是要这样搞……”说话时，他对着办公室我这面的墙摇头，墙后面就是刘书记和王院长的办公室。

原来他怕我“记仇”，这人还真会聊天。在这里我难免会遭遇攻坚战。如果说我星期五还是晓之以情，那么我今天真是要动之以理。

杜书记“安慰”我说，求职艰辛他可以理解，年轻人要能够接受变动，甚至求职失败。这就不是我本科老同学的口吻啦。

我说：“这是我们三方沟通的问题……”就差说，何老师是南师大的人还是上交大的人？但下面的话我却必须讲出来。北京高校五六月份就可以处在“在站”状态（工资从“在站”时间开始算起），夏天假期就可报到，上交大人文学院让我等到了12月26日，这次协议签不成，至少耽误了我半年时间，按照上交大自己对我年薪的衡量，这半年我怎么也应该得到3W赔偿吧？我上次和女友一起过来面试、这次报道一个多星期的费用、住宿、公寓押金，等等，当然这些加起来还不到1W.

还有，宋春艳经常找其他人替换她的工作，结果经常一问三不知，有时根本找不到，又怎么能向他进一步确定是哪个合同呢？现在既然有这个程序，为什么不走？

还有，宋春艳经常找其他人替换她的工作，结果经常一问三不知，有时根本找不到，又怎么能向他进一步确定是哪个合同呢？而且这本身应该是何老师首先需要确定的责任（除了我自己单纯信任他之外），何老师的责任难道不属于院里的责任吗？

我也有点邪恶有点好玩地将宋春艳和我的短信调出来给他看，（我已经连续给他看了我手机里的各种信息，说起来有点丢人；不过这天的事情我隐去了太多），重复上图，







看完之后，这位分管博后工作的副书记上半身一震说：“这不是院里的责任，这是小宋的责任。”

看来就只有他才能负起人文学院的责任，何老师和小宋都负不起这个责任。

杜副书记又重弹老调，回到了“剩下的到我这报”的老问题。他说：“你那八万还差四万，走不了啊。这四万是我给你定住的。”他强调了“定”这一个字，又一次显示了他“管钱”的身份。但这个说法和何言宏说的是王院长筹的不一致。

我说：“报也可以，我们怎么签协议？”

“协议就一个，属于博管办。”意谓普通博士后的6万。

“把我们的报销写进去。”

“不行。”

“那我们另立一个协议？”

“不行。”

“那给我打一个欠条。”我终于想起来办法，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那边终于哑口无言。

图穷匕首见。

于是我又回到了要么履行诺言要么退站赔偿的问题。

我说：“为了表示诚意，我让出4W，要不我先自己筹4W？给你们垫上？”

“你是说‘套钱’？那不行，必须是科研经费。”

“我可以接受两年20万。”

最终我表明态度：“为了表示诚意，我愿意退到20W，但如果科研博后程序走不成，院里也要赔偿我4万，赔偿我4万之后，这事我就不说了。”

我问杜书记，院里的钱，到底谁当家？他说，凡是1万以上的费用，必须由刘书记、他自己和王院长通过，其他副书记、副院长只要过来开会。

何老师还停留在外地，不顾自己的承诺和我的利益，我对杜副书记说：“院里是不是觉得何老师诚意不够？”

他那7W配捐，他不是抱怨被卡夫卡城堡里的老虎给吃了？

不过，我向杜书记提出了一个要求，等何言宏回来，我、何言宏还有领导们再举行“三方会谈”，其实学院领导们的会，哪有我和何老师参加的份，而前几天甲乙丙碰在一起，也没有过三方会谈。

谈话中，刘书记突然闯了进来，说我对她“态度强硬”，我说，我不是对您态度强硬，我是对“党总支书记”表明态度。

又到了王院长这边，他正有事，于是我只好到电梯旁、长窗下的茶座沙发躺下假寐——这可能损害了我的形象。后王院长出来叫我过去，我说，其实我更愿意和他谈谈学术，钱的事就没谈出来，倒慰问了一下他妻子的病情，原来是乳腺癌。我说我本科是学哲学的，他说和他一样。王院长丢下我坐在他办公室的沙发里，走到了门口，又丢下了一句话：“钱的问题，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原来他们要开会商量这一问题，我也只好从他办公室出来，又到电梯旁的茶座沙发躺下假寐——继续损害我自己的形象，这一天这样的事情我已经做了不少，其实他们真走了专职科研博后程序，我又愿意待下去吗？这样劳神费力自己去争取人家早已许诺过的东西，影响读书写作，长期来看，这样的博后不做也罢。我躺在沙发上假寐，其实我是真想睡觉，毕竟昨晚的赔偿清单拟得过于细致。

我就这样躺着假寐，我是真想睡一会，太困了，恍惚中，还听到隔壁会议室里传来的高声的愤懑：“他非要做专职科研博士后……”陡然一惊，感到这是对我的侮辱。但我争取做，也是给何言宏一个交待；真不做，也要给自己一个交待。这一个中午，我可能忘了吃饭。






何下午很晚才到院里，我告诉他可以签了，并将专职科研博后申请书和专职科研博后合同书推给他。他笑着说：“你拿的是普通博后合同书。”我笑也不笑地说：“是专职科研博后合同书。”何一看，果然是。他对我说：“我去问一下院长。”

半小时后他回来，对我说：“你比我有办法。”

他于是又回到了合作教授的身份，在签协议前开始交待我需要完成的任务，中间不时换地方，一直交待到了晚上。一共有六七条之多。第一条是5篇C刊，1篇B刊。中间各条此处不表。最后两条倒颇有意思，其中一是希望我将批评做大，仅仅做诗歌批评做得再好也只是耿占春陈超唐晓渡，诗歌圈之外的人不知道他们，云云，其中二可能不算我的任务而是他个人的压力，他说，他需要向院里打欠条。我说，你不是还有7W配捐吗，你争取尽量少打，或不打，最多打1W。他说，明天你再和我一起找领导争取。我说，还是你自己找吧，你看我今天已经够累了。但看他这样为难，我也就勉强答应明天帮他争取。毕竟，他少打一点，我以后就可以少还他一点，免得他再向我哭穷。即使他打到8W，我还是只准备还他4W，这样我一年10W，我京沪两边才跑动得起来，爱情革命两不误。一年6W的革命太辛苦，8W也不行。



1月15日，星期四，“拜拜啦”



9：44分接到何老师电话，说他在学院，问我在哪里？我说，我这就走进来了。

又在左翼文化研究中心聚首，他说，你和我一起去争取欠条。我说，这事你自己争取吧，我再出面不好。

刘书记给他打来电话，我听到那边声音说：“何言宏，你上来打欠条。”

何转过头对我说：“你看，他们可是一点也不客气。”

我们一起到了刘书记办公室。

我先被刘书记说了一通。何让我别说话。我站起来过去说：“我昨天不是针对您个人，是针对您‘党总支书记’这个身份，前几日您个人的意志没有实现。”哎，这个时候，还真不如和研究西马的王杰院长谈谈“主奴关系辩证法”，虽然他译的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我看得并不细致，在我眼里，西马也就是我们顾影自怜的影子而已，在某种意义上被基督教同化甚至重构了……

她被我说得一时摸不着头脑，又生气道：“你看昨天我们为你的事忙成什么样子！你要留下来，以后还是我的员工呢。”但这时，我感觉她对“员工”谈不上喜爱，她用的这个词甚至有点贬义。

我知趣坐下。何言宏继续说他欠条的事情，他刚在闵行买了一套120W的房子，也没有打欠条，不知他从哪里学到了我的办法，——对了，我也给何老师看过我的微信——，他给刘书记看他的微信，说，学校老师在家长微信群里发了一条信息，说他的儿子总是带错别人的红领巾又忘了送过去，他于是一怒之下买了24条红领巾给老师送了过去。

二人正讨论欠条的事，说起以后的重大科研课题一类，何说：“我们准备弄一个莫言研究。”

此时，财务老师送上单子，说985和T只有6W。

刘书记说：“何言宏你别跟我说欠条了，钱凑不起来。”

一下子，大家都很失落。

是一贯行政不作为，还是从来没有准备故也没有能力兑现承诺呢？

看来，能力和意志真是一回事。

何言宏说：“刘书记和博管办多年关系很好，看能不能问问他们，让他们松松口，按照22万走？”

刘书记变得金口难开。

何又试图让我和上海博管办联系，这不又是让我忙活吗？

我真的有那么想要做这个博士后研究？连这点要签合同的文本的欲望，还不是何言宏挑逗起来的。当然，也包括对金钱的欲望。

长话短说。

我去找刘书记谈赔偿问题，正好撞见办公室里院里的老人——好像是X先生——，听到他对刘书记说：“谁把他弄来的，再让他把他弄回去。”这应该是刘书记向他请教应对办法。

我先陈述了一大段，刘鼓励我说：“你要赔偿是应当的。你直接说数字。”我昨天已和杜书记谈到4W的赔偿，在找刘书记之前，我、何老师在杜副书记办公室谈话，我说，如果院里觉得何老师也有责任的话，让何出1W，杜书记怪问说：“你还让何老师给你赔偿？”我说：“何老师赔偿我的我可以还他。”我会把你们让何老师出的算在你们自己头上。在何老师和我走在回学校的路上时，我已经对何老师这样说了，我说，你别害怕，要不我给你打个欠条。这是中午，何老师在一家上海菜馆请我吃饭（要把我弄走）。他可能不知道我正在学习吃素，这回到上海后我又犯了荤腥。

我存心戏弄他们，我已经受了一个星期的气，就说：“5W。”自己也觉得甭说5万，1万我也拿不到吧，这不是与虎谋皮吗？

我其实应该阐述完再讲数字，将我的“赔偿清单”给她看看应该更有说服力。

刘书记故意想要发怒，怒气实在太小，不过还是猛拍了一下桌子，让她水杯里的水差点洒出来。

“1W.”她说。

我扭头欲走，刘书记跟上来说：“走，我们一起去找杜书记，看你们怎么说的。”我出去之后兀自打我的电话去了，再走到杜书记办公室，看到两位书记在商量，何老师坐在办公室，一声不吭。

刘书记走后，杜副书记说，刚才我们商量，不能超过2W。

我问：“怎么赔偿？”

“到我这来报。”

又是报销，事情一到杜副书记这里，就黄了。

我不想缠着他们谈赔偿问题，首要的，应该是一个公开的道歉。

我先去学校纪委备了一案，然后离开了学校。纪委书记从办公室走到办公大厅说：“这位人文学院的老师你们接待一下。”不过书记员当然袒护着学校自己，说：“契约还没签呢！”我说，我就是先备个案。作为介于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学术民工”，博后的劳动权益怎样来维护呢？

与何通电话，何说：“院里已让我退出，不要管这事。”很快，我回到北京。

我会一边养生，一边战斗。

离沪时，河南弟兄兼上海诗友赠别诗云：“君离紫禁如佳讯，忽从魔都踏返程。今夜三斤头曲酒，接风改在老胡同。”



附，我是如何被“绑定”的？



（先来几段《读者》体）

在北大读书四年，终于在今年夏天拿到了文学博士。只求能够读书写作，过一种清淡有味的生活。这一点自知之明，不知道算不算赤子之心，但早被现代经济社会的大潮推到岸上，打磨得发亮，像一颗浪花中的石子，只求和其他浪花中的石子一起，能够组成“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也可供游人驻足观望。

好在平常也算用功，也获得过若干师友的称道。留在他们身边继续读书写作，也可谓延续了一份理想。薪尽火传，青山常在；我的加入，可以让它烧得更旺。

我留恋北京的师友，不想离开他们。

然而，2014年春，一份来自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的高新“博士后”的诱惑突然摆在了我的面前。我尊重的师长王老师（人民大学教授）深夜从上海打来电话，说现在有一个极好的机会，让我考虑。一位“上交大教授”（后来成为我在博士后进站手续上的“合作导师”）问他是否认识北大博士，上海交大有一个自己排名的世界大学一百强，北大位居其列，来交大做博后，待遇很好，住房二室一厅年薪……——暂记为6X——blalala……王老师回答，这不现成嘛，以上为王老师转述，王老师认为我可以考虑一下。我问王老师，是否“上交大教授”想到了我，特意让他和我联系，不如让“上交大教授”直接和我联系，王老师说，人家需要你主动问才行，王老师知道我莽撞的脾气，特意嘱咐说，你要好好地问。我诧异“上交大教授”为何不直接问我，因为圈子很小，谁都了解谁的关系，但想到这是一番来自长辈的好意，也对“上交大教授”产生了好感。遂请王老师转给我他的电话。

但我当时一直想着在帝都做博后，以后也能留下来，并未太在意来自魔都的诱惑。女友也在清华大学读博士，还有两年才能毕业。虽然在帝都做博后待遇很低，但，作为文科博士谁会奢求待遇呢？而且，那点钱，说多也多，相对于综合大学；但说少也少，最后还不得交给铁路局吗？主要应该考虑未来的发展尤其学术能力的提升。这方面不言自明。

然而，我忽然背弃不言自明的道理，甚至违反另外一些师友的谆谆告诫，拒绝他们铺垫好的书山路径，算不算鬼使神差呢？也可见我离赤子之心还有多远，甚至也很难做成浪花中的石子，何况那抵挡太平洋的堤坝。

怪不得有师友说我去上海是“动了邪念”。

迟至6月中旬，我终于决定询问一下上交大教授。于是给上交大教授电话，问能不能在上交大找到教职，他说我问得太晚，但他会征询一下王杰院长。

后上交大教授打来电话，说教职很困难，但交大博后待遇很高，住房二室一厅年薪6X——印证了王老师的说法——不少年轻教师甚至教授都想转做博后，因而不如先来做博后，以后也可以留下。上交大教授提出需要参加学校组织的面试，就在最近几天进行，让我好好准备一下。并让我将简历发给他，他会转给院长。我觉得可以去试一下，因还需要征得女友同意，就决定和她两个人一起到上海看一下学校，尤其也要看一看上海的素食环境。6月18日我给上交大教授发去简历（有邮件为证）。面试日期可由火车票确定，应该也在6月中下旬。

面试中，我主要讲到了我的博士论文“1940年代的诗歌与民主”，另外谈到了我的另一个研究计划“‘新诗文化’研究”。声称：“如果上海交大给我一个机会，我就可以做‘新诗文化’的研究。”此面试是由上海交大人文学院胡老师通知时间、地点。

面试后，我邀请上交大教授在徐汇区共进晚餐，相谈甚欢。当然，我也想要他了解我的实际情况，让他认识到如果承诺的待遇不能做到，我肯定不会去。他的雄心和计划也感染了我：让我做《诗国际》（但从未提到我可以忝列编委之中，或充当责任编辑，腹诽）；在上交大成立诗歌研究中心；若干庞大的“中国当代诗歌研究计划”等等（可参见：http://www.51boshi.net/News/5020135311536.html。）。饭后，上交大教授邀请我们至人大王老师光临过的酒吧一坐，我又谈到了我的一些想法，其中包括对新世纪十年诗歌的研究等等，上交大教授说自己正在编辑一本新世纪的诗歌，回头也让我把我的诗歌给他，我说，好，我的诗集下次送给您一本，他说导论还没有写，而我则认为这个导论可以为新世纪十年的诗歌定调，真心觉得可以写一写。上交大教授认为既然我有兴趣，可以和杂志合作做一个新世纪十年主要诗人的研究。上交大教授也谈起他做过的一些其他学术策划工作，比如与林建法先生在《当代作家评论》主持的“诗人讲坛”，但现在没有持续下去。上交大教授也送了我一本书，后他到北师大参加莫言会议，特意让我赶过去说介绍其他老师给我认识，我也送了他一本诗集。






回到北京不久，上交大教授即打来电话，说和《名作欣赏》有联系，准备在上面做新世纪十年的诗歌研究。让我准备一下。此时我觉得上交大教授挺有执行力，信任他应该没错。

然而，面试结果迟迟未出。我询问上交大教授，他让我和做博士后进站具体工作的宋春艳老师联系。然而宋春艳说起了官方语言：“无可奉告。”我再问时，它说：“现在面试结果不能透露。”我不禁觉得蹊跷。与上交大教授沟通，上交大教授安慰我说，上交大程序就是如此，让我耐心等待。上交大教授每隔一段时间都会给我打来电话，谈起他的宏大计划，表示希望我参与之意。

学校手续太慢，尤其面试结果未出，耽搁时间太久，我几次想要另谋出路，但都被上交大教授的电话所安慰。其中有一次我再次询问时，上交大教授说：“是不是她生病了，女孩子来例假了。”让我犹如吃了苍蝇一般。另一位一同与我面试的女博士也与我保持联系，说听说宋春艳生病了。还有一次上交大教授专门打来电话，说要为我“安心”。

直到2014年10月8日宋春艳才通知我面试通过（有邮箱信件为证），让我准备交大博士后进展材料，其中第4条说，“博士后研究人员合同可在进站时跟经费一起办理，进站审核时可以不必提交。”

在11月7日左右上交大教授在《名作欣赏》组织“关于沈苇”的几人会谈（有邮件为证，但不知《名作欣赏》2015年第一期是否发表）。12月14日又进行了关于陈先发的会谈，上交大教授（他让我讨论沈苇的诗，给他传过去文稿后他也不回信，他为他编的新世纪十年诗选向我约稿，打电话说从我送给他的诗集中选中了两首诗，让我给他这两首诗的出处，我给他出处他也没回。他不喜欢回信，让我以为他更喜欢讲电话，现在看来却是不落言荃，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回我邮件说：






如果学院的承诺能够兑现，这倒不失为一封温馨的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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